龚小平:那年月,我的上学路

【回忆录.我的少年时代】
那年月,我的上学路
作者:龚小平
昨天高考结束,晚上参加一个酒局。席上一个学生家长说,早上让女儿骑电动车去考场,女儿不干,要妈妈开车送。这本是如今常态,但忆及当年自己上学的情景,仍是心潮澎湃,唏嘘不已。
我从启蒙到初中毕业,都在大姐身边读书。从我家去大姐学校,最近的路也有60公里。虽然通公路,但路上卷起漫天黄尘的,都是进山拉煤或运货的车,没有客车。那时寒暑假回家和上学,全靠两条腿,一步一步丈量。
第一次上学,是去我读书最远的紫水。那时紫水不通公路,依稀记得是大姐和她的好友田老师一道,先坐车到区公所所在地正坝,然后她俩轮流背着我,跋山涉水,走了很远的山路,才终于到了学校。
好在我那时年龄小,发育慢,不然会把她们两个20来岁的女老师累坏的。从那以后,我上学,通常都是院子里的段大伯和表哥护送。这里说护送,不是保护,主要是运送。他们有时把我背在背上,有时让我骑在他们肩上,我们那里称为“打马马驾儿”,遇上平坦宽阔路段,也把我放下来自己走一段。即使送我的人很精壮,每次上学也都是“点起灯出发,点起灯到家”,两头黑。就这样,进紫水,走龙珠,到水田,我一天天长大,慢慢地,每次他们都让我自己多走一些路,使我得到锻炼。
到我11岁那年暑假开学,家里决定不再让人送我。我便开始了自己步行去学校的历史。
从家到大姐学校,有60公里。一个小孩,按平均每小时4公里,不停地走也要16个小时才能到达。那时集体大生产,人们外出都要生产队或大队开具书面证明,路上行人稀少。回顾当年,一个发育迟缓瘦骨嶙峋的孩子在路上踽踽独行,是何等的冷清。
然而,当时于我,最难的却不是劳累,也不是孤独,而是恐惧,那深入骨髓如影随形的恐惧!
从家里到学校要经过县城。从家到县城15公里,从县城到郭家也是15公里,这一段途径平坝地区,沿途人口稠密。自郭家经河水沟、灯草坝到水田的30来公里,越是深入北部山区,越是人烟稀少。既然一天路程要“两头黑”,自然一定要避免在进入北部山区“走夜路”了,那可是一个成年人也不敢的事情。
所以,我上学,必须早上5点钟出发,冬天还要更早些。这样,天亮可以赶到县城,中午可以赶过郭家,下午紧赶慢赶,到天黑时能够到大姐学校。从学校回家则相反,天蒙蒙亮出发,一般在黄昏可以赶到县城,再从县城摸黑回家。这是唯一科学的时间安排,这意味着,无论去学校还是回家,家至县城这15公里必然“走夜路”。
每次去学校的破晓前,母亲都把我送到公路上。这是一条省道,土路铺上碎石,夏天暴雨洗去沙土,让那些碎石狰狞地裸露着,踩上去,足底能够透过鞋底,感受到碎石硌脚。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帮我挎上一个没有多少分量的挎包,递给我一根结实的打狗棍,然后决然地说“走吧,别怕!”于是,我便畏畏缩缩地开始了我的行程,三步一回头,很久还看见公路边母亲手里那盏明灭不定的马灯。
直到公路拐了一个弯,那豆灯光再也看不见,我才加快了步子。
如果是暑假,公路两边的住户大多在地坝露宿纳凉,偶尔有人声和狗吠,还有赶在太阳出来前的挑夫,公路上感觉很有人气,除了孤单,也不觉得特别害怕。如果是冬天,早上5点钟人们还都猫在被窝里深睡,公路上特别的清。
这时正是一天中最冷的时节,砭骨的朔风针刺般袭击面庞,努力想钻进脖子甚至衣袖,让人忍不住要缩着颈子,把手伸进袖筒里去。可是想起老人们的话,“走夜路一定要打起精神,提起阳气,妖魔鬼怪才害怕,不会近身”,只好坚持着昂首挺胸大踏步前进。
夜是神秘的,不可知的。有时有微微的星光,多数时候黎明前是黑洞洞的。我宁愿周围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只要看得见脚下灰蒙蒙的公路就好。在有星光的夜里,周围的一切都成为可疑的怪物,路边稀稀落落的行道树,远处的草垛……隐隐约约,看什么像什么,这对于经常听老人们讲鬼故事的我,好像都是鬼怪变化的。
在一片暗黑中,视觉变得非常单纯了,但是却有了另一种恐惧。好像就在自己周围,咫尺之间,有无数妖魔鬼怪在与我同行,它们或牛头马面、或青面獠牙、或披头散发,或血盆大口……,有时甚至感觉身后有脚步的声音,有时会胆战心惊地生出想象,这些鬼怪抓住我,是把我抓进山洞里去呢,还是马上就吃掉我?……一股酥麻的冷流爬上脊背,会禁不住一个寒颤,恐惧几乎要压垮我的神经。
这时,我会想起母亲手上那一豆灯光和她那瘦削坚毅的身影,也可能想起孙悟空,那些妖魔鬼怪不是也有害怕的时候吗——后来读初中的时候,同学们果然给我取了这么个绰号,呵呵。于是,我会更加挺直身子,抡起打狗棍一边走一边挥舞。过了一会,感觉很奏效,好像身边的妖魔鬼怪都被吓跑了,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甚至有些许得意:“看来,你们这些家伙还是怕我的!”
一路走来,除了黑暗就是寂静。冬天万物深藏,尤其是隆冬的夜晚。世界安静得可以听到微风拂过,和偶尔有鼠类从路边窜逃。有时也会传来让你毛骨悚然的声响,一只夜鸟扑棱棱地飞向远处,被人们称着“夜猫子”的鸟“呱——呱——”叫着,在夜空中拖出长长的余音,消失在夜的深处,都会让你生出莫名的恐惧。
最让我不愿听到的是猫狗的一种特殊嘶叫,猫在求偶时那种嘶哑的嚎叫,像极了受到神秘力量伤害时的那种歇斯底里,让人顿生紧张。狗的狂吠我不怕,最怕的是它“汪,汪,呜——”的声音,据说,这种两短一长,由高到低的“呜”,是狗看见鬼怪后惊吓出来的哭声。每到这时,我就害怕得要命,无奈之下,只有使劲踏出脚步声,不停地舞动手里的打狗棍。
就这样,在深度的恐惧中独行。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从某个角落传来一声鸡叫,紧接着引起一阵此起彼伏的唱和,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喘口气。据说,鸡是辟邪的,只要雄鸡唱晓,一切妖魔鬼怪都会遁形。慢慢地,东方天际染上一抹鱼肚白。我加快了脚步,我知道,前面不远就是县城。天快亮了。
早上8点左右,一般能抵达县城。为了赶路,我通常都是抄捷径,从王爷庙过木板桥,经西津坝、外西街、内西街,衙门口直穿县城。一路上,石板铺成的街面,木板壁的铺面和住户。若是冬天,居民们很多才睡眼蒙胧刚起床,他们的慵懒和悠闲,让我觉得好幸福好羡慕。一些店铺在拆卸门板准备营业,偶尔一两家小食店,散发出热气腾腾的包子、白糕和面条的香味。
冷冷清清的街道上,时而可见郊区农民担着粪桶沿街收粪的,一路吆喝着“倒尿罐哦——”走过来,那年月,很多居民家没有厕所,平日就拉在自家便桶或者尿罐里,每天早上让这些农民收了去做肥料。立时,街面上便弥漫起一股尿骚味和粪臭。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在左顾右盼之间,脚下丝毫也不敢放慢。
县城的路我是熟悉的。城里有我的外婆和舅舅,还有不少亲戚,但是我不能流连耽误,我要赶路。
穿过县城,就踏上去北部山区的公路。不一会,太阳艰难地从冬日的雾岚里挣扎出来,让你感觉光明和温暖。
但如果是夏天,那心就开始紧张了。大抵还要在平坝地区行进20公里,才会进入北部山区,那时公路的行道树不像现在这样整齐浓荫,火辣辣的太阳肆虐着,让地面热起来,让空气越来越热烘烘的。渐渐地,那热不再是身体的热量传导到足心,而是地面的热量传递到足心,夏天习惯赤脚的我,恨不能脱下鞋子,但是那样你会被烫得无处下脚的。
在太阳的热力下,细密细密的汗珠从每一个毛孔往外冒,汇集成汗流,从脊背、腋窝和胸前向下流淌,偶尔一辆运煤车经过,卷起一片尘土落在身上,原来感觉舒爽的衣裤变得粘糊糊的,很难过。看见路边的人家,好想进去阴凉一会,但是我知道不能,因为我必须在一天最热的时候进入山区,只有硬着头皮,加快脚步往前赶。
一般在临近中午的时候可以到达郭家镇(那时叫“五铁厂”)。经过五铁厂,翻过杨子岭就进入山区了。可是,杨子岭连续5、6公里的上坡,是出了名的“软脚坡”,开始沿着公路上走,还为即将进入山区兴奋,不到一两公里就两腿酸软,步子沉重了。滚烫的地面,针刺般的太阳,在白得刺眼的阳光下,前面蜿蜒而上的路面上,缥缥缈缈升腾着像火苗一样的蒸汽,让蒸汽那边的山岭、树木飘摇起来。下面是湿漉漉热烘烘的蒸汽钻进裤管,舔舐身体,上面是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整个人就像被密闭在一个硕大的蒸笼里,胸口里像被什么堵住了,呼吸越来越困难。但是,一种鼓励、一种警告时时在我耳边响起,拖着酸软沉重而枯瘦的双腿,我不能停留,不能放慢,一定要在午后气温最高的时候进入山区。就这样,近乎于挣扎着,昏昏沉沉地翻过杨子岭,终于进入第一个目的地——河水沟。
在溪涧里找一块有树荫的石板坐下来,两条腿酸软得不想动弹。先匍匐在清洌洌的溪水里喝上一肚子水,然后把脚伸进溪水,凉凉的溪水让一种亲切的舒畅从脚底传导到全身,山区的风也凉爽很多,一种忍俊不住的疲倦袭来,好想沉沉地睡一觉,可是我知道不能。我得抓紧时间休息和吃饭,于是,从挎包里掏出母亲为我准备的麦面煎饼,一边就着溪水“午餐”。 吃过煎饼,歇息过,虽然不想动弹,还得咬着牙站起来继续前行,完成剩下的三分之一路程。
再次上路,开始几乎迈不开步子,两条腿不像是自己的那样听使唤。几个趔趄之后终于站稳了,爬上岸继续向山区腹地行进。山区的公路都沿着溪沟延伸,阳光很多时候被两边的山峰遮挡住,不再像平坝地区那么一晒无余。我忍住酸痛和疲倦,一步一步,一边观察太阳的高度,估计时间,一边督促自己艰难挣扎前行。
终于在太阳还有两杆高的时候到了灯草坝。我长长地嘘了口气,看了看右边那座山。那座山叫“三角寨”,翻过这座山,离大姐她们学校就不远了。于是,胜利的喜悦鼓舞着我挑战这最后一关。
从灯草坝沿蜿蜒而上的公路爬上山顶,有十来公里,按我的速度至少两个半小时,如果这样,意味着我爬上“三角寨”就已天黑,山那边还有一小时山路,我就只有摸黑了,在山区,这是不敢想象的。于是我走过一段公路后就一头钻进树林,决定抄近路。据说那是一条过去“挑二”(力夫)走的路,从山脚直直地往上爬,路是由不太规则的石板铺成的,年久失修,许多地方的石梯破损了、缺失了。
路的两边,据说曾是遮天蔽日的森林,动物很多,好在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在饥饿的逼迫下大肆捕杀,几近绝迹。又加灾害前那些年“土法上马,大办钢铁”,“三角寨铁厂”附近的这片森林自然不能幸免,粗大的树木被喂进了土高炉的炉膛。
现在铁厂已经解散,高炉成了废墟,这片森林也只留下一片不太粗壮的松树、青冈树和灌木丛,但是仍很茂密。拾级而上的石板小径对于一个体力快要耗尽的孩子,是一种残酷的惩罚,母亲让我带在身边的打狗棍成了我的好兄弟,我杵着它,让它部分承受我身体的重量,艰难地攀登。眼看太阳要下山了,我不能有任何懈怠,汗水不停地流淌,一颗心剧烈地跳动,呼呼的喘气声越来越粗重……爬呀爬,眼前的石板路越来越暗,我知道太阳已经下山了……
爬呀爬,眼里突然有无数金花在飞舞,我只有站下来,闭上眼睛,片刻以后睁开眼来,又是一个明朗的世界,于是我又爬……
突然我眼前豁然开朗,我终于爬上了山顶!我苦涩地回望了一下,来不及仔细检阅自己刚才的历程,趁天还没黑,赶紧走未尽的路。从这条石板路的山背面下去,大概两、三公里就到了水田坝。
若在平时,我会玩耍般蹦蹦跳跳就下去了,可是这时却丝毫不敢,体力已经大大透支,两条腿已经麻痹,木木地没了感觉,关节处的韧带已经失去了弹性,不要说跳,就是走,也得小心,不然就会因指挥失灵而摔倒。就这样,我侧着身子,杵着打狗棍,一步步下山。虽然疲惫得无以复加,但是这里离学校已经很近,况且下坡总是比上坡省力。更重要的是疲惫的精神里滋生起了一种胜利的喜悦和骄傲。
当夜幕完全笼罩群山的时候,我总算看见了学校的星星灯火。
读初中之前,这样的长途跋涉我经历过10多次,每次都是对年少的我的无情锤炼。其间也曾受过无助的惊吓和劳累。
有一次暑假上学,那夜星月朗朗。走到一个叫花椒园的地方,突然听到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像极动物啃咬东西发出的声音。我站下来,那声音就在前面,借着月光,前方公路边确实有一个黑影,还不时地移动。
我吓得毛骨悚然,拼命地跺脚,使劲在地面上击打我的打狗棍,还发出“嗨嗨嗨”的声音想吓跑它,可是老不见效。进退不得,在那里相持了很久,最后我只有紧紧握住打狗棍一步步逼上去,慢慢地,我看清了,原来是一根榆树树冠的影子映在公路上,偶尔一阵风,树影随风摇动。
我又好气又好笑,几乎把我吓得就要回头跑,却原来虚惊一场。我松了口气,继续前进,砰砰的心跳还没有平静,那“咯吱咯吱”的声音又隐隐传来,并且越来越响,又让我的神经紧张起来。但是吸取刚才教训,胆子大了许多。我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加大步子向前赶,渐渐地,隐隐约约看见前面一个蠕动的人影,我恍然大悟:那声音不是啃东西发出的,一定是前面这个人影的扁担,在闪悠闪悠的时候发出来的。我紧赶一会追上那个挑夫,果然,随着他的脚步,他那“翘翘扁担”就有节奏地发出声音。于是,我就尾随他走了一段,直到鸡叫,我才甩掉他向前赶路。
还有一次,那是一个暑假上学。那天,母亲让我把家里那只大公鸡给大姐带去。母亲每次都会让我带点什么给大姐或者徐哥的,比如她自己做的一罐“霉豆腐”(豆腐乳)、熏鱼,或者给徐哥用白肋烟制作的一包烟卷,总之都很轻便,放在挎包里就背走了。可是这次是一个五、六斤的活物,母亲怕公鸡跑掉了,就用一根布条把鸡的脚绑起来,再装进一个布袋,只留鸡头在外面。然后让我把鸡口袋挑在打狗棍的一端,扛着走。一路无事,虽有所负重,但毕竟我已大了两岁。
可是到了河水沟休息的时候,我把鸡口袋解下来放在身边,正把脚泡在凉凉的溪水里戏水,一边午餐的时候,鸡突然挣脱布条跑出了口袋。那时候,脱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国民经济虽有所好转,但整个社会仍处于极贫状态,一只大公鸡意味着什么,那个年代的过来人都知道。情急之下,我来不及穿鞋就赤着脚追逐起来,在乱石林立的溪涧里,我一边“咕咕咕咕”地唤着鸡,极力安抚它,一边和它来来往往在乱石之间周旋,眼看太阳一寸一寸西落,我心急如焚。大约我俩在乱石间扑腾了二十分钟,庆幸它另一只脚上拖着的布条卡在了石缝里,才把它抓住。这一场人鸡大战我消耗了很多体力,但幸不辱命,终于把鸡送到了大姐那里。
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独自往来于家和学校120里路之间,每次夜行30来里,不仅是体力极限的挑战,也是胆量的挑战。
这种情形于现在的孩子甚至青年,都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当时的我,这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虽然岁月的流逝荡涤了童年记忆的苦涩,但每每回顾起往事,还是觉得很不容易。就在这残酷的磨砺中,我养成了一种执著和坚韧,当自己面临极端困难精疲力尽的时候,总会在心底暗暗鼓励自己“再坚持一会,再向前跨一步!”总有一个信念“朝着目标,每前进一步,就离目标近了一步”。或许,这就是“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这句名言的真实意义吧。
2016年6月13日

作者简介

龚小平,男,1952年5月生,中共党员。原重庆市开县中学高级教师、行政办公室主任、党总支组织委员,重庆市特级教师。开县残联二、三、四、五、六届主席团副主席,重庆市残联一、二、三、四届主席团委员。2003年11月起,任开县肢残协会主席。现任开州区老年大学人文研修班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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