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文景之治，并非放任不管，而是官司其职，上下同刑--秦汉史话16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106，《秦汉史话》连载16，欢迎收看。
01、代王刘恒在艰难中即皇帝位
刘恒是刘邦的儿子。他的母亲薄姬，自从刘恒出世之后，就过着被冷落的日子。刘邦晚年，后宫争宠之风愈炽，那些曾经得宠的妃子，后来都遭吕后幽禁，并施以各种残虐的手段。薄姬一贯安分守己，又不是受宠的妃子，终算死里逃生，没有遭到吕后的毒手。从此她跟着儿子去代国，在边地过着宁静的生活。
后来吕后逼死赵王刘恢，曾经派人告诉刘恒，准备将他徙封为赵王。刘恒深知吕后的为人，委婉地谢绝她的“恩宠”，表示“愿守代边”。
宫廷残酷的权力之争，使这位边地诸侯王如惊弓之鸟，一直保持着几分警惕性。
诸吕被诛灭之后，陈平和周勃派人去代国，迎接刘恒入朝即皇帝位。对于突然从天而降的皇帝位，他同样不肯冒风险，召集僚属商议，郎中令张武认为，朝廷里的大臣，都是高帝的大将。他们懂兵法，善于玩弄阴谋，恐怕这是以迎立代王为名，实际另有阴谋。他建议刘恒称病不去，等探明真实情况之后再定。
中尉宋昌相反，力主刘恒入朝。他列举刘邦统一天下，汉家政权难动摇的事实，说明刘氏统治天下不可逆转。所以诸吕谋乱，周勃一呼百应，天下民心同归。如果现在大臣有人谋反，同样不会有好结果。况且朝廷内外、全国各地，都由刘氏子弟控制。大臣迎立代王乃是民心所向，劝刘恒不必多心。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刘恒不敢轻举妄动，便请他母亲拿主意。
薄氏处事向来谨慎，母子俩就更加犹豫了。于是，刘恒决定派他的舅舅薄昭，先去长安见周勃，探清事情的真相。薄昭从长安回来，刘恒的疑团解开，并令张武等六人，跟随他前往长安。
代王一行到达高陵（今陕西高陵县），距离长安仅数十里之遥，他们又停下来观察长安动向，还派宋昌入朝探听虚实。
宋昌来到渭桥（在长安北三里），见丞相以下的大臣，都在等候迎接代王，就赶回高陵报告。代王驰至渭桥，只见群臣拜谒称臣。这时，太尉周勃表示有话奉告，请避左右，在一旁的宋昌立即回绝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那场面实在难堪：一方神经紧张，唯恐遭遇不测；一方被当面回绝，处境十分尴尬。
周勃碰壁之后，便奉上皇帝玺符。代王说声“至代邸再议此事”，才把那不和谐的气氛，稍稍缓和几分。
根据汉家的制度，在京师长安，设有诸侯王的官邸。刘恒到达长安时，没有立即入宫，先住在代王的官邸里。那些诛诸吕的功臣，都跟随来到代邸，并请代王即皇帝位。
当时代王上有叔辈楚王刘交（刘邦异母弟），下有刘氏其他诸侯王，对继承皇位只得“三让不受”，但在群臣拥戴下终于即皇帝位。
代王即夕入主未央宫，当夜拜宋昌为卫将军，接管南北军；又以张武为郎中令，主管宫内宿卫侍从诸事，以防事变。这位边地诸侯王，从此改变身份，成为大汉新一任皇帝。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文帝。
刘恒具有传奇色彩的入朝继位，既使他受宠若惊，又不得不如履薄冰，正视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他所以被择定为皇位的继承人，主要原因有三点：
(1)他是当时刘邦在世诸子中最年长的；
(2)刘恒为人“仁孝宽厚”;
(3)母家“薄氏谨良”等。
然而他仅带六人入朝取得帝位，这本身就预示着前景多艰，摆在他面前的并非无险阻的坦途。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的有功之臣。其中对周勃、 陈平、刘章、灌婴等人，封赐尤厚。
文帝前元年（前179)十月， 以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随刘恒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此外，对那些诛灭诸吕的功臣，还给予封邑赐金的奖赏。
诸侯王除了保留旧有的之外，又立一批新的诸侯王。如同年十 二月，立原赵幽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 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 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刘恒继位三个月之后，臣僚提出预立太子问题。
文帝遂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建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
刘启立为皇太子，他的生母窦氏，也被立为皇后。这位窦皇后出身寒微，原籍清河观津（今河北武邑东）人，过去属赵国的辖地。
窦氏家境贫寒，父母早亡，兄妹三人相依为命。吕后时期，窦氏以良家女被选入宫。后来吕后遣送宫女，分赐诸侯王，窦氏属于被遣送之列。她很想回到离家近的赵国，便请求将她列入去赵国的名簿。但是主管的宦者把这件事忘了，结果窦氏被分配到边远的代国。她为此哭泣，怨恨主管宦者，又无可奈何，只得勉强上路。不料窦氏到了代国，却深得代王的宠爱，从此她平步青云，一跃而为代王的宠妃。后来代王的王后，以及王后所生四子，都先后死去。
因此，文帝即位数月，就立窦氏为皇后，立其子刘启为太子。少子刘武先封代王，又徙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女儿刘嫖为馆陶长公主。
窦氏虽然有过一段坎坷的经历，然而她成为汉家新贵之后，对于奉行汉廷的统治方针，却一直是忠心耿耿。史称窦氏“好黄帝、 老子言' ，她的儿子及诸窦，“不得不读 《老子》，尊其术”。
在文景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窦氏尊黄老之学，确实具有几分远见。
这些入主汉宫的新主人，从薄氏、刘恒，到窦氏，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刘恒仅仅凭借为人“宽厚＂，以及母家“谨良”的条件，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位，但是他所面临的，却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国家财力困难也亟待解决。
换言之，刘恒登位伊始，汉初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上的问题，都孕育着危机。而且迅速扭转国家财力不足的局面，与政治上解决诸侯王势力膨胀发展的问题，两者既密切相关而又存在着矛盾。
对这位 “宽厚”的皇帝来说，这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刘恒的皇位能否巩固，将取决于他对这些问题的决策。
02、官司其位，“法治”与“德治”并行
汉文帝即位之时，汉代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依然复杂多难。汉初那种民失作业、大饥饿、人相食的悲惨局面，虽然经过20余年的休养生息有所扭转，出现“衣食滋殖＂的状况，然而社会经济尚未根本好转。
贾谊描述当时的经济形势，称“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人，请卖爵子”，不仅国家财力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奢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到文景时期又逐渐趋于表面化。
另一方面，汉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加剧。继吕后排挤诸刘及诸吕作乱之后，汉文帝即位之初，又有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反抗汉廷中央，表明诸侯王势力的发展，正日益转化成为汉朝的对立面。汉统治集团内部相互残杀，重蹈秦朝败亡的覆辙，潜伏着政局不稳的危机。文景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正面临旧的社会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新的社会矛盾又日趋尖锐的复杂情况。在汉代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成败将决定汉家统治的命运。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汉初反秦之弊的社会思潮，仍然方兴未艾。文帝即位那年，年仅20余岁的贾谊，经河南守吴公的推荐，被召为博士。不久，又破格迁为太中大夫，成为文帝的谋臣。
贾谊作《过秦论》，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极言秦“繁刑严 诛”、“赋敛无度”、“兵革不休，士民罢（疲）敝”，以及“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君臣二心等弊政，强调“牧民之道，务在安之”，把“安民”视为治乱之本。
与此同时，颍川人贾山言治乱之道，以秦为喻而作《至言》， 扞击秦政“力罢（疲）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劳罢 （疲）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无）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并主张“以德化民”，其实质依然是强调以安民为本。
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
针对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在文景统治的四十年间，“好刑名之言”的汉文帝，信奉黄老术的窦后及一些大臣，继承汉初“清静无为”的统治方针，以黄老之学作为指导政治的主导思想，大力推行无为政治。他们采取许多稳定政局，安定社会的有效措施，颁行一系列有利休养生息，发展社会生产的政令。
汉文帝继位之后，一些朝政事务的决策，奉行以安民为本的方针，用以缓和社会矛盾，创造安定的政治局面。这是从事正常生产活动必要的条件。文帝即位伊始，即诏令赈济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对遭遇自然灾害的灾民，也予以一定的救济。如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四月，因发生大旱及蝗灾，汉廷“发仓庾以振民” 。解决这类社会问题，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那时候民心思定，最有效的安民措施，莫过于“与民休息，凡事简易'。汉文帝即位之初，列侯多居长安，远离所属食邑，造成“吏卒给输费苦”。这实际上给人民增加了一项新的转输负担。因此，文帝二年（前178)，即诏令列侯回归封邑，非为吏或特准者，不许留居长安，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在处理南越王自立称帝、匈奴背约侵边的问题上，也体现了安民的方针。赵佗在高祖时期，立为南越王，与汉朝关系和好。吕后时，因禁止铁器及牛马羊供应南越，赵佗发兵攻打长沙边邑，自立为南越武帝，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吕后派周灶率兵讨伐，结果因遭暑湿，士卒中疫病流行，进军南越中途受阻。一年后，吕后病死，遂告罢兵。从此，赵佗软硬兼施，先后征服闽越、西瓯。在岭南广大地区，他僭号称制，仪制与汉朝无异。
为了避免兵祸之害，对南越王僭号称制一事，汉文帝采取怀柔的政策。赵佗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汉廷派人为他修治祖坟，又慰问赵佗的兄弟，加以封官厚赐，给予特殊的礼遇。之后，汉文帝派陆贾出使南越，终于使赵佗重新归附汉朝，表示愿“长为藩臣”，从而避免一场兵乱。
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汉朝同样尽量避免兵乱，开始即与匈奴和亲。后来匈奴背约，经常骚扰边地，汉朝以防御为主，加强边郡守备，即使发兵抗击匈奴，也是以驱逐塞外为限，不进兵深入其地。
汉文帝对南越、匈奴采取的方针，主要在于避免战乱，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为了谋求安定的局面，汉廷广兴教化，礼法相辅而行，使天下民心向道，遵守法律道德，从而达到清静无为。
民风对稳定社会秩序，谋求安定局面关系极大。汉文帝时期，倡导优礼高年长者，规定“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即90岁的老人可免除一子赋役，80岁的可免去两口算赋。
文帝十二年（前168)，特遣谒者劳赐三老、孝悌、力田、廉吏，予以物质嘉奖，表彰他们为民表率。同时，又以户口计数，增“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以广兴教化， 令悉心于“导民”。这是通过兴教化，维护等级秩序，劝励百姓勤 于农事，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与此同时，又兼施禁网，礼法并用。文景时期的刑罚，因“惩恶亡秦之政”，主张无为自化，律令趋向简易，相继废除秦及汉初一些酷法。如文帝元年（前179)十二月，继惠帝、高后除挟书律、三族罪和妖言令之后，又诏令废除相坐律。
相坐律指一人犯罪，连坐家室，是秦朝的酷法之一。汉文帝废除相坐律，对限制某些酷法，多少起了一些作用。
汉文帝废除酷法，主要的是除肉刑。文帝十三年（前167)，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被解送长安狱中。他的小女缇萦随父来到京师，并上书汉文帝，表示愿意没为官奴婢，以赎其父的刑罪。汉文帝便下令废除肉刑。
汉代的肉刑有三种，即黥刑、劓刑和斩左右趾。所谓“除肉刑＂，实际是改刑种，并未彻底废除。即黥刑改服苦役；劓刑改笞三百；斩左右趾改笞五百。但是由于笞数太多，受笞致死者屡见不鲜，因此用笞刑代替肉刑的做法，“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连汉景帝也认为，“加笞与重罪（死刑）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可见文帝除肉刑，实际成了轻罪重罚，比肉刑还要残酷。
由于改笞刑太重，景帝即位后，不得不一再减刑。如景帝元年（前156)五月，下令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尽管如此，受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
景帝中元六年（前144), 再次下令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为一百，还专门制定了《籓令》，对施刑的方法及所用的刑具，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在量刑断狱方面，文景时期也相对放宽。有一次，汉文帝出行至中渭桥，有人从桥下走，不料御驾车马受惊，这位“犯跸”者被判以罚金。汉文帝为此动怒，认为廷尉张释之量刑太轻。还有一次，有人盗取高庙玉环，张释之以弃市罪论处，汉文帝再次暴怒，认为应该处以灭族。
但是这两次量刑，张释之以“法律就这样规定”为由，都没有依文帝之意行事。
这比起秦的擅杀擅刑，应该说刑罚相对放宽了。
到汉景帝时，狱讼审处更趋谨慎，谳疑即是一例。谳疑原是汉初的规定，但是官吏并没有认真实行。景帝中元五年（前145), 诏令如有疑狱不服者，可由官府重新评议。景帝后元元年（前143), 对谳疑又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即疑狱要由官府重新评议，如官府不能决断则移交廷尉处理。凡参加疑狱评议者，所议如有不当，不以过失罪论处。
实行谳疑的本意，“欲令治狱者务先宽”，姑且不论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它至少有了核查疑狱的余地，也是刑罚放宽的表现。
至景帝后元三年（前141), 又诏令年80以上，8岁以下，以及孕妇，盲人、侏儒在囚禁审讯时，可不加刑具。
从总的情况看，文景时期的刑罚，与秦朝的苛法严刑相比，显然轻简多了，与惠帝、高后年间比较，也是更趋于放宽。但是汉律作为统治工具，在文景时并未束之高阁。当时的“法治”与“德治”，始终并行不悖。甚至秦朝某些酷法，文景时依然实行未废。如文帝后元元年（前163), 新垣平因欺君骗局败露，被夷灭三族。再如，汉景帝即位时，称颂文帝“除宫刑”， 然而到景帝中元四年（前146)，此项酷刑又恢复。
早在文帝时，郎署长冯唐就魏尚的刑赏问题，当着汉文帝的面已经指出：“陛下赏太轻，罚太重”。
魏尚是云中郡守，汉文帝对他尚且如此，对下层人民就不言而喻了。
到景帝时期，晁错为御史大夫，法令多所更定，律令多达30章。可见文景时期，与兴教化同时，又兼施法网，就是礼法并用。正由于礼法并行，相辅相成，加以惩戒秦的苛法严刑，律令趋于简易，“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 ，因而使“告讦之俗易”，民风日益转向笃厚，终于出现“禁网疏阔＂的景象。史载文景时期“刑罚大省”、“有刑错之风”，其真实含义即在于此。
此外，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文景时期多取谦让宽容，以礼相待，因而形成一种比较清明的政治空气。这对于稳定政局至关重要，也是推行清静无为的重要条件。如文帝即位不久，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每次上朝时，郎、从官上书疏，未曾不止辇受其言，可谓从谏如流。
对于大臣勋贵，则待之以礼。右丞相周勃因拥立汉文帝，居功自傲，罢朝时往往得意洋洋，汉文帝对他十分恭谨。后来有人告发他谋反，周勃被捕下狱，受到狱吏的刑辱。经过一番周折，周勃以无罪释放，恢复原来的爵邑。
事后贾谊进谏，主张对有罪大臣励以廉耻礼义或者撤职乃至于赐死，认为刑辱大臣不利于维护统治，其目的在于改变秦以来君臣相互猜忌、相互杀戮的不正常的关系。
汉文帝深纳其言，从此大臣有罪皆自杀而不受刑。文帝十年 （前170), 将军薄昭杀汉使者，汉文帝对舅父不忍加诛，乃派公卿与之饮酒，企图让他自决，群臣还穿着丧服前往哭吊，最后薄昭被迫自杀。
然而，汉文帝对诸侯王的宽容，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因而助长了诸侯王的嚣张气焰，终于酿成了祸患。
上述文景时期大力推行无为政治，统治者“躬修俭节，思安百姓”，结果造成一个“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社会环境。这就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03、劝趋农桑，减省租赋
在经济上，文景时期实行强本节用、轻摇薄赋的政策，用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解决国家财力不足问题。尤其是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当时一项紧迫的任务。
农业在汉代的经济结构中，占着主导的地位，直接关系汉王朝的财政来源。而农业生产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汉初经过二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虽然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但是农民贫困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汉文帝时期，太子家令晁错在《论贵粟疏》 中，曾经描述一般自耕农的生活状况。当时，一个五口之家的自耕农，耕地不过百亩，收粟不过百石。这是两个约数，有的自耕农，恐怕不及此数。如果以《汉书·食货志》所称“食，人月一石半” 计算，则五口之家每年用粮共九十石，余下十石交纳田租、口赋、 算赋、献钱、更赋，就远远不够了。再加水旱之灾，官家额外摊派，以及高利贷剥削，自耕农只能在贫困中挣扎，或者变卖田宅以偿还债务，甚至四处流亡。
自耕农的破产流亡，带来两个直接后果，即土地兼并始终不断，国家控制的编户之民日益减少。汉代的土地兼并，从汉初以来未曾间断，不仅商人肆意兼并土地，官僚势家也巧取豪夺。除了商人及官僚势家之外，诸侯王亦恣意兼并土地，淮南王刘安“夺民田宅”，就是其中一例。
随着自耕农的不断破产，编户之民日益减少，国家赋役来源锐减，势必造成财政匮乏。封建国家财力不足，汉廷的内外政策受到影响。汉文帝对南越王采取怀柔政策，对匈奴实行和亲，除了安民，避免兵害的因素外，也与汉廷财力不足密切相关。汉文帝即位23年，“宫室苑围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想修建露台，因所需的费用相当十户中产人家的家产，只好取消这项计划。
汉文帝以“节俭”称誉史册，其中不无史家饰辞，但是也反映当时国家财力不足。
农民的贫困和破产，自然是编户之民减少的主要原因。而当时背本趋末的现象严重，又是农业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对此贾谊上疏进谏，提出“背本而趋末＂，乃是“天下之大残＂ 。他认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国家的兴衰。如果有 充足的粮食，不仅可以对付天灾与边患，还可以使天下富足安宁。因此，他主张“驱民而归之农＂，将从事商业的游食之民，转向从事农业生产。后来，晁错也上疏言农事，强调使民归农力本，打击商贾兼并土地，以解决守边士卒的粮饷，缓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他提出当今之务在于使民务农，使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汉文帝采纳贾谊、晁错的意见，对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减省租赋。为了吸引农民归农力本，文帝以减轻田租税率的办法，改变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文帝二年（前178), 诏令减免当年田租之半，即由原来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二年（前168), 再次诏令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文帝十三年（前 167)六月，又下令全部免收田租。
汉景帝继位后，基本上奉行文帝的方针，实行减省租赋的政策。景帝前元元年（前156)五月， “令田半租＂ ，即恢复三十税一的税率。此后终西汉之世，基本沿袭未改。
汉廷几次诏令减省租赋，除了农业与国家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之外，也包含着抚恤小农之意。实际上，这是用降低田租税率来刺激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使自耕农得以维持起码的生产条件，起到稳定自耕农在籍的作用，以保证汉廷赋役来源。再说田租税率虽然降低了，但是只要收获量增加，国家的田租收入同样可以增加。
这种政策不仅对国家有利，对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更为有利，因为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实行“见税什五”的税率。东汉史家荀悦曾经指出：“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大半。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
其次，减轻徭役。史籍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诸如文帝时 “减外徭＂；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年而一事'；文帝十三年（前167) , '除戍卒令'；景帝时“省徭赋”等等。这种优待农民的轻徭政策，体现“与民休息，凡事简易'，有利于休养生息。
其三，入粟拜爵或免罪。汉文帝采纳晁错之言，规定入粟六百石拜爵上造，即第二等爵；四千石为五大夫，即第九等爵；一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即第十八等爵。凡入粟朝廷，有罪可以赎免。这对于汉廷来说，通过卖爵即可积贮大量粮食；对于农民来说，因入粟而获得高爵或免罪，也是一种刺激。
除此之外，文景时期其他的经济政策，比惠帝与高后时期，更为放宽。如文帝五年（前175)四月，“除盗铸钱令' (《汉书·文 帝纪》），即取消私人铸钱的禁令，允许私人随意铸钱造币。贾谊对此曾上疏谏止，认为它与重农抑商政策背道而驰。贾山亦上书谏止，以为它违背高祖的方针。但是，汉文帝没有采纳，还将蜀严道铜山赐给宠臣邓通，使邓通得以广铸钱币。当时，吴王刘濞利用豫章铜山，也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结果吴、邓钱布天下。
文帝十二年（前168)三月，又“除关无用传”。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商旅往来。出入关时，需持有“传＂，即通过关卡的符信（凭证），方可放行。汉文帝取消出入关的凭证，使区域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有利于各地的经济交流。这项规定实行了15年，至景帝前元四年（前153)春，因七国叛乱刚刚平定，才恢复“诸关用传出入' ，以备非常。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四月，下令“弛山泽”之禁，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
文景时期“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一时出现商货流通、市场繁荣的景象。可见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既强调以农为本，奖励发展农业生产，又活跃流通领域，以发展和繁荣社会经济。结果继惠帝及高后时“衣食滋殖”之后，又出现文景时“畜积岁增，户口寝息”的局面，收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效果。
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
一方面，由于封建国家、地方豪强、商人及高利贷的剥削，农民日益贫困而不断破产。他们“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豕之食”, “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债）”，因而转化为势家豪富的佃农和雇农，或者变为富商大贾的僮仆。
另一方面，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官僚世家、地主豪强及商贾手中。这种社会现象，在文帝初期已经存在，到景帝时就更加严重了。荀悦揭露当时“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表明地方豪强己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崛起。
这是文景期间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史记·平准书》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所以，文景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秦汉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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