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从未逃出“流水线”
信息时代用算法建造的“无形工厂”，在资本逐利驱使下，把工业时代的底层矛盾激化。
这两天，《人物》报道外卖骑手的刷屏文章，展示了这个群体的不易，而后饿了么、美团两家寡头外卖平台纷纷作出的回应，再次引爆了社会对大企业社会责任的声讨。
早前，央视曾有报道，2017年上半年，上海每2天半就有1名外卖员伤亡，赤裸裸地说明这是一份高危工作。当年外卖配送每单速度要求是45分钟，今天已经压缩到35分钟了。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申来说，算法系统其实是新时代的“流水线”，本质上，骑手们是在一个信息平台构成的“无形工厂”里进行作业。
1913年，亨利·福特受芝加哥屠宰场启发，福特汽车公司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极大地降低了福特T型车的售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达到了“降本增效”的目的。这也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后，“流水线”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核心标志。
本质上，“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是采用新的能源（电能），全新设计工作方式（生产线体）来组织生产力要素。假设一定生产要素（自然自然、劳动力、资本）、产业结构（附加值）、技术（生产效率）的投入，会有一个理论上的最大产出，流水线这种流程上的技术创新极大提高了这个数值的上限。
全球第一条“流水线”汽车生产，诞生于福特
这一点我们在外卖平台上也能看到，外卖配送的速度越来越快，最初是1小时，变成45分钟，再变成35分钟。一方面算法在不断进化，通过算法调度提升了效率，更关键的是外卖平台用管理制度（如，限定配送时间的奖励和惩罚）调动外卖骑手的积极性追求，不断逼近最大产值。
是的，压榨骑手的并不是算法，而是算法背后的平台，即便美团、饿了么的调度算法要比福特工厂里的生产线更智能，但只要是生产要素被掌握在资本手中，依然是逐利驱动。
中国有句古话，“看破不说破”，《人物》的文章把骑手问题的矛头对准了算法系统，但某平台却跳出来站在道德高点，倡导消费者能给“多给5分钟”，试图把冲突转移到外卖骑手与消费者之间，可任何一个有理性的消费者，都不愿接受这种转移矛盾的做法。
写这篇问题声明的大厂员工肯定不是心血来潮，这种置身事外的判断，恐怕是来自于平台的思维定势——外卖骑手并不被视为公司的一部分。即便是外卖小哥给平台跑出单量，也是平台接触终端消费者的门面，但平台却不会给任何一位外卖员提供正式的劳动雇佣合同，自然享受“临时工”待遇。
因为平台永远不缺外卖骑手，你不干自然有别人干，如果没有骑手就业，他们可能在工厂里待在车间拿着微薄的工资，可能在离家数千公里的酒店做着服务员，可能在建筑工地追着老板讨薪。中国不缺人，缺的是需求，平台更追求用户数量，所以往往会牺牲外卖骑手的利益服务好用户。
不只是外卖骑手，很多网约车司机也会面临，曾有滴滴司机告诉笔者，为了维持市场份额，尤其是在顺风车事件之后，滴滴会在纠纷中会偏向消费者，结果导致消费者有恃无恐，恶意投诉，不少司机信任值掉分，收益减少。谁让“顾客是上帝”呢？
7月滴滴顺风车开始重启试运营，结果车内纠纷45%为虚假投诉。上述司机说很可能是同行搞同行，因为顺风车要一定信任值才能拉客，受到平台不公平待遇的司机选择这种方法报复平台。相比外卖骑手，滴滴司机更安全，但工作性质却是类似的。
需要一提的是，在资本力量推动技术改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作为消费者的心理也在发生了变化，当肉体感知被替换成屏幕和数据，很可能会把屏幕背后的服务者视为“工具人”，造成道德水准和信任的降低。这种“反作用力”是相互的。
即便《人物》的文章推动了企业和公众的反思，但外卖小哥等群体面临的问题却是很难解决。因为很明显，社会文明的发展要落后于经济。
“三个人干五个人的活，拿四个人的工资”，这是马云在2014年的年度总结，在马云个人魅力和阿里业绩的加持下，已被无数中国老板奉为圭臬。在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劳动者996已成为社会默认的潜规则。
在工业革命时代诞生了“工会组织”，来制衡工厂资本家无尽欲望下的剥削，当代社会我们不是没有工会，但工会连合同工的权益都不能保护，更何况是临时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个社会学专用名词叫做“内卷”，因为身在其中，不得不卷。
信息革命用技术（算法）建造的“无形工厂”，在渗透服务业的同时，正深入产业互联，即便作业形态的不同，但以“人”为核心的生产要素组织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向往美好生活”造福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口号，始终鞭策我们要“提升行业效率”。
的确，我们的生产力在快速发展，但与生产力相适应的高度商业文明却没有跟上，我们跑得太快了，法律法规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脚步，这也正常。
只是这个问题应该受到重视和解决，数据处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消费互联网已经面临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很难去想当数据跟真正的工业、服务业（体力）流水线结合在一起会是怎么样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