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代的文明发展：黄帝巫教时代启蒙中国文明，尧帝开创礼教文明

中国文明之发展，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有多种分期。如以朝代更迭为依据，并以五帝本纪为起始，可分为五帝三代、秦汉三国……元明清等阶段；以儒家正统论为评判标准，则可分为正朝与闰朝，如夏、商、周、汉为正朝，秦朝为闰朝。若是以人类精神的核心——哲学为依据，对于中国文明将会有另一种深邃而准确的认识。生死观是一切人的哲学，真正普遍的哲学即是人们对此在的理解，也就是对生死之事的理解。这个判断的价值在于，揭示了一个不分国界种界，但凡具有理性反思的文明，都必须直面的哲学命题——生死问题。通过对生死的探寻，人才能够确立自己在世间的价值，并为超越生死达致完满的人格而努力践行。

因此，生死观即是哲学研究的最普遍命题，而超越生死、实现人的价值则是哲学研究的最高目的。凭借于此种以生死观为据的哲学，并依据于顺真先生经验、超验、超越超验及史前文化三部曲的哲学认知模式，必要且有益地在宏观层面，说明周公制礼作乐的思想源流。顺真先生依据考古学成果，以其哲学洞见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由巫教到宗教再到礼教的，三部曲进程模式的阐释方法，这为历史性地把握人类生死观的内在转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对于巫教时代，他认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与中期七千年的文化史概括为巫教时代，根据这个判定，则对中国文明来说，黄帝之先都是巫教时代。

巫教时代启蒙了中国文明，巫师这一群体的出现让中国人，体会到了外在的物理世界以外的，另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巫师的超验体验为百姓带来感物之道和通物之德，启迪了对理的领悟并创造了某些仪式。在这样的时代精神影响之下，天下秩序井然，处于祥和之状态。然而在巫教时代末期，随着通灵活动的泛滥，民神杂糅，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发展，以至于天下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在黄帝之时即面临巫教中民神杂糅，这一文明的极大危机。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危机，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巫教缺乏一套完整的社会规范，无力约束民间肆意通神的行为，这势必会造成生存资源的缺乏，和随之而来的对神明的亵渎。

其二是从思想的根本上来说，巫教的超验神秘体验虽然突破了经验世界，但其充斥着与理性相斥的幻觉，并未上升到最上层的道德体验，因此人人皆易以幻为真，无法正确处理身心关系及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如果按照我国古代经典的用语，就是由巫进到了觋，而男觋时代的到来，即五帝时代前半段的黄帝、颛顼、帝喾的时代。在宗教时代，已经超越了巫教需要借助媒介的精神训练，而可以不借助外物直接进入到精神本身。通过其精神的超越，把民神杂糅的巫教文化，转变为民神不杂的宗教文化。巫教神灵已经退居次要的位置，人的修行所达到的神变显现，已经居于重要位置。

这不仅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飞跃，即在超验层面对自我的把握人类，已经从依赖于龙虎类的外在神灵，进而依据于自我生命的体验，创造出自我的神灵，对于这种有别于西方宗教的中国宗教，顺真先生称之曰礼，并与形成制度之礼教相区别。在宗教时代以后，尧帝开创了中国的礼教时代，五帝时代的后半段，相当于尧舜时代，由于时代问题的转移，以及文化交流的触动，进而形成了由宗教向礼教的转变，由是构成了三代文化的基本格局。顺真先生以苏秉琦先生，对尧帝时代陶寺文化的考古为主要材料，认为在考古成果下面隐藏着礼教的核心精神内容。

自尧帝起而至于周公孔子，即是礼乐文明的奠定期，而以周公为集大成者，又因孔子流传万世。周公制礼作乐秉承了尧帝以来的礼制发明，自尧舜至周孔呈现出逐步完善之态势。后儒考订五礼时，就呈现出了这一思想趋势，当然，尚有多种对礼之演变时间的推论，但都共同反映了一个思想实质，即五礼作为一个整体，是依据人类活动范围的全面拓展而依次第出现的。此亦表明，人类之精神世界有一从单一到全面的发展过程。

尧帝开创了礼教文明以后，巫教活动仍然没有停止，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尤其活跃而占据主导地位。如商朝末期的纣王时代，就是一个宗教、礼教暗弱而巫教横行的典型例子。因此纣王长夜之饮之行为，即是巫教活动泛滥无节制的体现。纣王放弃了宗教的神而退归到巫教的灵，最终身死鹿台。至于宗教，则在理性的引导下，成为礼制之内核，作为礼教的基本精神而存在着。

从原始时期至黄帝，再由黄帝至于尧舜，上古时代的先民以漫长的思考，开创了三种精神世界，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三种文明形态。到了迷恋巫教的商纣时代，一个位于西方的小国即将因践行礼教而获得新命，也终于实现了对礼乐文明的成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