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门立雪名公多（上）——《判词经典》之二十五
朱门立雪名公多（上）
——《判词经典》之二十五
这篇朱门立雪，是要说说朱熹和他的弟子，他们当中颇有几个很会写判词的。日本历史学家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一书中就这样说过：
《清明集》所收判词的作者们，也就是“名公”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朱子学派的人物。开头三篇文章（不是判词，而是对官吏的告诫）的作者就是那位真德秀；接着上场的蔡杭，全书收录他的判词超过七十篇，自祖父以来他们家三代连续师事朱熹。由此可见，本书的编者应该是属于朱子学系统的人物，由此体现的就是他们的地方统治的理想形态。
朱门立雪的标题，当然是从程门立雪套用而来的。程门，说的是北宋时伊川人程颐，他和他的哥哥程颢并称“二程”，均是道学（即理学）的创始人。大程二程学问难分伯仲，但个人性格却迥然不同，据二程的弟子讲，程颢饶有风趣，程颐“直是谨严”，也难怪程门立雪的故事发生在程颐身上。传说是，弟子杨时来洛中向程颐问学，虽然年已四十，但“事伊川愈恭”。“一日见颐，颐偶螟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杨时是二程很看重的弟子，当他学成返乡时，程颢曾道：“吾道南矣！”后人对杨时推崇，还因为“杨时三传而有朱子”。朱熹虽说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也是以传承二程思想为己任的。他不仅为二程编次《程氏遗书》和《伊洛渊源录》，《近思录》也多采周张二程四家。他曾说：“道丧千载，圣远言湮。不有先觉，孰开我人。”这是《濂溪先生像赞》中的话。濂溪先生又是谁呢？他是二程的老师，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所以我们在讲朱熹和他的弟子之前，不妨先讲讲他这位老师的老师。
周敦颐是与王安石同时代的人，比安石长四岁，据说，安石提点江东刑狱时，与敦颐相遇，“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朱熹《周敦颐事状》云：“先生家世道州营道县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敦实，字茂叔。后避英宗旧名，改敦颐。”黄庭坚曾经这样评价周敦颐的为人：“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友人潘兴嗣尝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
苏东坡诗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周敦颐最重要的著作并不是《爱莲说》，而是《太极图》。朱熹曾说：“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陈亮则说：“濂溪周先生奋乎百世之下，穷太极了蕴，以见圣人之心，盖天民之先决也。”周敦颐正是以太极本体论奠定了“道学宗主”“理学开山”的地位，“播天下，传后世，如此其大”；“若夫爱莲有说，吟咏有作，及古今人之颂扬而赠及其后裔者，乃其芳中之余芳。”《宋史·道学传序》这样评价周敦颐之“上继往圣，下启后儒”之功：
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
清光绪年间贺瑞麟作《周子全书序》，则以这样一段文字开端：
孔孟而后，千有余年，圣人之道不传。道非不传也，以无传道之人耳。汉四百年得一董子，唐三百年得一韩子，皆不足与传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续其统，后世无异词焉。
这样一位圣人级的大儒，其实还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法官。《宋史·道学传·周敦颐传》这样记载他的折狱功夫：
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因此两案，周敦颐名声大噪，以至于在他知南昌时，“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富家大姓，黠胥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后来，他还获任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不惮出入之勤，瘴毒之侵，虽荒崖绝岛，人迹所不至处，皆缓视徐按，务以洗冤泽物。”可惜的是，“未及尽其所为，而君已病矣”；更可惜的是，他的判词也一篇都未能留下。朱熹晚年弟子、官至礼部侍郎的度正，生于周敦颐曾经为官的合州，他当年就曾试图搜求他的书判，可惜片纸未得。他在《书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后》中是这样说的：
而先生仕吾乡时，已以文学闻于当世，遂搜求其当世遗文石刻不可得。又欲于架阁库讨其书判行事，而郡当两江之会，屡遭大水，无复存者。
周敦颐史称宋代五子之首，经张载、程颢、程颐，到朱熹时完成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伟大复兴。黄榦曾言：
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
我们无意阐述朱熹的道学思想，单表他的法律生涯和司法理念。英国传教士卜道成曾经这样描述周敦颐：“与政府官员的工作相比，他更在意的身份是一名道德教师和一个学派的开创者。”朱熹也是这样，一生都在“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因此“辞官文字甚多”，“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虽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但孝宗皇帝却曾留下“朱熹政事却有可观”的评价。《宋史》本传还说：“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萧然。朱熹在知南康、漳州、潭州以及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公事等任上，处理过不少狱讼，例如知漳州时，因为民间讼争纷纷，案件积压如山，提刑司状下如雨，朱熹刚到漳州，一下子就判了二百四十三道词状。
关于朱熹的执法，“普遍印象，以为朱子执法太严”。朱熹亦自认：“治财太急，用刑过严，二事亦实有之。”陆象山亦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严之声。”那么，南康时期的“严”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朱熹在《语类》中是这样回忆的：“某南康临罢，有跃马于市者，踏了一儿将死。某时在学中，令送军院。次日以属知録。晚过廨舍。知録云，'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某既而不能无疑。回至军院，则其人冠履俨然，初未尝经栲掠也。遂将吏人并犯者讯。次日吏人杖脊勒罢。偶一相识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系，岂可宽驰？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
其实，朱熹“严”的名声，还不是始于知南康军时，在他初入仕途、担任同安县主簿时，就已露端倪。据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记》载，同安流传着一则朱熹处理民田争讼的佚事：
文公为同安主簿日，民有以力强得人善地者，索笔题曰：“此地不灵，是无道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后得地之家不昌。
束景南在《朱子大传》中评论道：“用地理风水诅咒富家的强力夺田自不免软弱可笑，但他终身敢于不惜丢官犯上抗命，严惩豪强势力的飞扬跋扈，已经在同安初仕中初露锋芒了。”
因“严”而引祸上身，以至于成为一大罪状的，还是发生在朱熹二入湖湘，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期间。庆元党禁中，胡纮上劾章指控朱熹：“帅长沙，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对于这一事件，宋代吴子良著《林下偶谈》有较详细的描述：
晦翁帅潭，一日得赵丞相简密报，已立嘉王为今上，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袖中，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翁恐赦至而大恶脱网也。
同治七年刊本《长沙县志》也沿袭了这一记载。但据束景南考证，《林下偶谈》的故事不过是从胡纮的劾章附会而来。朱熹自己在《语类》中曾谈到这事的来龙去脉：
某在长沙治一姓张人，初不知其恶如此，只因所犯追来，久之乃出头。适有大赦，遂且与编管。后来闻得此人凶恶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杀，不问。门前有一木桥，商贩者自桥上过，若以柱杖拄其桥，必捉来吊缚。此等类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惩戒！
束景南认为，朱熹斩杀的是一些“平白地打杀人不问”的凶恶之徒，而且，朝廷早就有规定，凡遇大赦，“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所以，朱熹明知大赦天下而仍公然提斩凶囚，并没有违反朝廷规定，也没有必要偷偷藏匿赦书斩囚。束景南的辩白不乏爱屋及乌、为贤者讳的色彩。其实，朱熹的“严”是摆在那里的，是他自己都承认甚至极力鼓吹的。不仅没必要掩饰，甚至都有认真挖掘梳理一番的必要。
人们常说，“为政以德”，还是“唯治为法”，实乃儒家与法家的分水岭。崇礼而视法为末节，似乎是儒家的代表性主张。但事实上，早在孔子的时候，对于宽猛相济就已经给予了肯认。《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郑国国相子产的一则故事，据说这也是宽猛相济原则的最早出处：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当听闻子产死的时候，孔子出涕曰：“古之遗爱也。”他对于子产的宽猛相济论也做了一番阐发：
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朱熹的发展，在于修正了孔子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而是主张“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史家指出，此说“似有意提高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他强调：“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罚号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则政皆是德。”又说：“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虽说朱熹是儒家的巨擘，但他的“刑以止刑”思想与法家的申韩倒是异曲同工，例如《商君书》就云：“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朱熹的这一思想也与周敦颐一脉相承。周子在《通书·刑第三十六》中曾说：“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西方研究者显然也注意到这种儒中有法、外儒内法的现象，例如美国学者卜德与莫里斯在《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就指出：
然而，在汉代取得独尊的儒家却是一个折中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广泛吸取了与其相对立的其他学派的思想，其中也包括法家的思想。因此，法家学派的消失，并不表示法家的理论和作用也随之彻底消亡。相反，法家思想继续对汉代及以后各代的政治思想和经济理论产生影响。
为什么主张“以严为本”？朱熹在不同场合做过许多解释。首先，严是为了“辟以止辟”。朱熹说：“古人为政，一本于宽，今必须反之以严。”“刑愈轻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而使狱讼之愈繁。”又说：“今之士大夫耻为法官，更相循袭，以宽大为事，于法之当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教’，虽舜亦不免。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人，而仁爱之实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恐惧，陷于法者愈众；虽曰仁之，适以害之。”其次，严是对无辜良民负责。他说：“今人说轻刑者，只见所犯之人为可悯，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无辜。是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计也。”
至于“以宽济之”，首先，体现在“临民以宽”。余英时曾说：“理学家在朝廷则念念不忘'得君行道’，在地方则往往强调'泽及细民’。”这话总结得很到位。朱熹有一句名言：“知县若宽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而欲使百姓“宽一分”，则必要有严的另一面，否则只会“长奸惠恶”，最后遭殃的还是百姓。其次，则体现在“恤刑”。既然刑罚严酷，则不可不慎，所以周敦颐就曾说：“呜呼！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朱熹也认为，“恤刑”的目的是避免司法枉滥，所以要求“疑罪从轻”，应当“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概从轻。无原则地一味从轻，就是“于不当恻隐处恻隐，即是恶”。换句话说：“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是乃所以为恶尔”。
朱熹曾经这样评价周敦颐：“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其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朱熹自己也是以此为理想，他在任湖南安抚期间，举荐治才的标准就是“严恕”并备，例如他这样称道邵州守潘焘：
以学问持身，以儒雅饬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为务，崇尚学校，修建先贤祠宇，民嚣讼，谕之以理，事至有司，敏于决遣，由是庭讼日简，郡圄屡空。
他又将“精密严恕”做过进一步分解，那就是：“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这话是讲给辛弃疾的。按照陈亮的说法，朱熹与辛弃疾堪称南渡之后的“双子星座”，一个是“人中之龙”，一个是“文中之虎”。朱熹与辛弃疾也确实志向相同，命运相近，相交既久，相见亦深。淳熙七年冬，江西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担负救荒使命的安抚使辛弃疾贴出八字榜文：“劫禾者斩，闭粜者配！”朱熹听闻，深表钦佩。当辛弃疾一度被罢官闲居时，朱熹为他愤愤不平：“辛幼安是个人才，岂有使不得之理！”朱熹死后，辛弃疾哭得最为真挚悲痛：“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绍熙三年春，在家闲居十年的辛弃疾被朝廷起用为福建提刑，一到福建就向朱熹问政，朱熹就对他说了前面那三句话。这既是对辛弃疾的忠告，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李广宇丨编辑：李璇 林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