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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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奥地利的破产
尽管有着战争的威胁和迫切的需要，但不论是法国政府或奥国政府直到现在都未能使nervus belli [80]健全起来，就是说未能巩固自己的财政状况。虽然法国财政大臣盛宴招待财政部门的要员、Crédit Mobilier [81]的领导人和巴黎的大银行家，可是这些资本家仍然无动于衷，仍然抱着一种慎重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习惯于损害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个人的利益，从国家那里取得最大的好处。所以推销预定为两亿法郎的法国公债的条件至今没有肯定下来。
至于奥地利，那末毫无疑问，它对西方强国采取友好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以此恢复财政界的信任，摆脱财政困难。的确，维也纳的一家政府报纸刚刚透露了关于奥地利中立和同法国亲善的消息，又立刻刊载了使公众惊讶不已的一则关于打算把600万英亩的官地的很大一部分出卖的意外消息和1854年2月23日的敕令——敕令规定按强制性行市流通的总数为15000万弗罗伦的国家纸币必须全部交归国民银行，并逐步换为银行券。在兑换完结以后，所有国库发行的纸币将停止流通，而按强制性行市流通的国家纸币今后将停止发行。实行这种兑换办法时，帝国政府向银行担保对转交给它的国家纸币负责，并且必须向银行偿付这种转换所需的一切支出；政府每年至少要花1000万弗罗伦来清偿因此所负的债务；政府给予银行从国家关税收入中提款的权利，作为按时支付的保证；支付应用硬币，其比率与收税时收受金属货币的比率相等。同时，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银行有可能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恢复硬币支付。从银行方面来讲，为了使银行券的持有者随时能把银行券换为用硬币付息的有息证券，银行开始发行完全与国债证券相等的有息债券。此外，政府打算把所谓赎买证书和预付证书集中到自己手里，使它们完全停止流通。
把按强制性行市流通的国家纸币换为不兑现的银行券并不能减少纸币的数量和提高它的行市，而只能简化所发行的纸币的名称。因为国家拥有它给予银行赎回纸币的资金，所以，如果国家不知道它已经这样信誉扫地，以致只有依靠不是国有财产的银行才能恢复它的信用，那末它自己是会利用这些资金的。这样一来，奥皇对维也纳的犹太银行家的依赖程度，随着他的统治的军事性质的加强而增长。1852年1月，他把格蒙登、奥斯泽、施塔尔莱因的盐场抵押给他们了。1854年2月，他们取得了整个君主国的关税抵押权。银行一步步变成了帝国的真正主宰者，而政府则不过是名义上的主宰者罢了。奥地利越是拒绝满足资产阶级参加政权的要求，它就越要被迫向这个阶级中的一派——金融家－债权人的无限的专制屈服。
我们在这里已指出了实质的那个法令使举借新债的企图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就是帮助银行券的持有者把银行券换为用硬币付息的有息债券。1852年政府还保证用硬币来支付各种小额款项和债款，但是由于税收使用的只是国家纸币或银行券，政府不得不在伦敦和法兰克福签订了3500万弗罗伦的借款契约。显然，新的借款增加了原有的赤字，结果引起了新币的再次发行，而新的借款本应该防止纸币过多和相应贬值的。政府虽然规定了硬币支付和银行券支付之间的重大差额，但是就像把银行的支付手段增加15000万不能使银行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恢复现金支付一样，这种差额也不能消除银行券的恶劣声誉。政府必须按照收税时的硬币比率用硬币给银行付款；可是，大家知道，在奥地利，不仅农民而且小城市的居民都像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喜欢攒钱；1850年甚至把铜币都积蓄了起来，而在1854年，所有税收全是用纸币缴纳的，虽然用纸币纳税要多缴17％。
熟悉奥地利国库历史的人，不管在新法令的诺言中，或者现在采取的财政措施中，都找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奥地利是在玛丽－泰莉莎女皇统治时期七年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第一次发行纸币的。最初发行的是一种必须在国家机关中兑换成白银的银行票。在1797年，对法战争引起的财政困难迫使政府取消了兑换白银的制度。玛丽－泰莉莎女皇统治时期第一次的发行量为1200万弗罗伦，而到1809年，银行票的总数达到了1060793653弗罗伦，同时银行票的贬值到了极点。1811年2月20日政府公布了一项命令，规定银行票完全停止流通，并按照100兑20的比价赎兑成称为Wiener Währung〔维也纳货币〕的新纸币（赎买证书的名称由此而来）。政府宣布这些证书为国家的真正货币，并且许诺发行量决不超过兑换银行票所需要的数量。1811年5月Wiener Währung比价就跌了8％，并且发行了预付证书，其所以称为预付证书，是因为用这种证书提前12年预付了部分税款。的确，第一次发行的预付证书只有4500万弗罗伦。为了兑回这些预付证书，在12年中每年要在土地税账下拨支375万弗罗伦。
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满不在乎地接二连三地发行新的预付证书，每一次都引起相应的贬值。1815年白银的贴水已达Wiener Währung〔维也纳货币〕的400％。1816年6月1日，敕令宣布，国家今后绝不发行不兑现的纸币，正在流通中的纸币必须逐渐停止流通，金属货币必须重新成为标准的流通手段。为了履行这些诺言，1818年1月18日成立了享有特权的国民银行。政府同国民银行事先签订了协议，责成银行兑回不兑现的纸币。虽然如此，1852年6月我们在一家政府的报纸上却又看到了财政大臣发表的一个声明，说今后绝不会再有强制公债、特别税和货币贬值的现象，而奥地利的纸币如果现在不能，那末无疑将来会毫无损失地换为金属货币和目前正在讨论之中的用于收回国家纸币和还给银行国债的公债。这些诺言的周期性的重复最好不过地证明了它们是不可靠的。
在玛丽－泰莉莎时代，奥地利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发行它自己的可兑换硬币的银行票，在兑换白银时甚至还有贴水。1818年，为了兑回纸币，国家不得不成立属于私人资本家的财产的享有特权的银行；这个银行获得一种对国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的特权，但是银行必须发行可兑现的银行票。1854年政府求助于银行，但是银行发行的银行票像国家发行的纸币一样，也贬值了，变成不能兑现的了。
虽然1815—1846年期间奥地利几乎没有间断地享受和平和内部平静的好处，但是在这长期的和平以后，第一个打击就弄得它完全束手无策。1846年2月底的克拉科夫起义和加里西亚骚动[82]使国家的开支比1845年增加了1000万弗罗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军队的开支：1845年军队开支为50624120弗罗伦，1846年就增加了700万弗罗伦，同时帝国各省的民政管理费用也增加了200万弗罗伦。1847年由于商业危机和农业歉收，税收大大减少了，可是，军事预算却增长到6400万弗罗伦，其主要原因是意大利发生了骚乱。这一年的赤字是700万弗罗伦。1848和1849年不仅整个整个区域的收入断绝，而且还加上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军事开支。1848年的赤字是4500万弗罗伦，1849年的赤字是12100万弗罗伦。1849年发行了7600万弗罗伦的强制性行市的三厘国库券。在此以前银行早就停止了硬币支付，它发行出来的东西被国家宣布为不能兑现的。1850年赤字为5400万弗罗伦，而与普鲁士作战的危险使纸币的行市降低了60％。1849—1851年期间发行的国家纸币的总数为21900万弗罗伦。1852年的赤字比1849年增加了800万弗罗伦，比1847年增加了4600万弗罗伦。1851年的军事预算为12600万弗罗伦，就是说正好比1847年增加了一倍。1852年用于警察的开支为900万弗罗伦，即比1848年增加了三倍。而1853年警察和军队的费用又有增加。
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解答奥地利怎样陷入了财政的困境，而在于说明它虽然陷于虚金本位和债务之中，为什么仍能避免公开的破产。1850年国家收入比1848年增加了19600万，比1849年增加了4200万。1851年国家收入超过1850年21900万。1852年的国家收入总额达22600万，超过1851年的收入600万。总之，国家的收入在不断地增加，虽然1852年的收入不像1851年增加得那样多，而1851年的收入又不像1850年增加得那样多。
收入增加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把撒丁的军事赔款和在伦巴第－威尼斯没收的财物[83]这些特别收入搁在一边不谈，那末奥地利农民向自由的土地所有者的转变，当然增加了农村纳税的潜力和土地税的收入。同时由于撤销了财产继承法院，从而把贵族过去依靠他们的司法权而享有的收入转入了国库。从1849年起这方面的收入越来越多。其次，1849年10月29日的敕令所规定的所得税也使得收入大大增加。在奥属意大利各省，由这种税提供的收入特别多。例如，1852年德意志和斯拉夫各省的所得税总共才增加了60100万弗罗伦，而仅意大利各省就增加了63900万弗罗伦。但是，使奥地利帝国免于正式破产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对匈牙利的征服以及对匈牙利征收与其他各省同等的捐税。
土地税可以说是整个奥地利税收制度的基础。1817年12月23日公布了一项敕令，弗兰茨皇帝在这个敕令中宣称，他决定在德意志、斯拉夫和意大利所有省份实行划一的土地税征收制度。敕令中有一条曾规定今后不得“因土地所有者或房产所有者的个人特权”而免缴土地税，这个原则大体上已经实行。1834年在奥地利大公国实行了新的土地清册，这个公国是在奥地利君主国的世袭领地中新制度首先生效的地方。奥地利的伦巴第从查理六世以来就已具有叫做Censimento Milanese的很完善的土地清册。但是，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根本没有同帝国其他各省一样承担繁重的土地税和其他税。根据匈牙利宪法，拥有大部分土地的匈牙利地主免缴直接税，甚至别的省份都缴纳的某些间接税，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也不缴纳。1846年，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边屯区[84]的人口是14549958人，而君主国其他地区的人口是24901675人，这样，前几个地区所缴的税款应该占全部收入的7X18。实际上，1846年这些地区只缴纳了2300万弗罗伦，不到全部税收16400万弗罗伦的1/7。奥地利君主国的全部面积为12123平方德里，其中匈牙利各省占5855平方德里，也就是说占奥地利领土的一半。
皇帝约瑟夫二世恣意在匈牙利推行新制度，使匈牙利的地位同其他省份的地位相等，其主要目的是要使奥地利君主国集中化和完全德意志化。可是他的措施大大激怒了匈牙利的舆论，以致他在临终前担心匈牙利人会像尼德兰人一样实行起义[85]。
列奥波特二世、弗兰茨一世和斐迪南一世这几个皇帝都不敢重复这个危险的试验。自从匈牙利革命在俄国的干预下被扼杀以后，匈牙利宪法阻碍课税平均化的情况就不存在了。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从来没有宣誓忠于匈牙利宪法，正因为如此他才取代斐迪南当了皇帝，立刻在匈牙利实行了像在奥地利其他领地已经实行的那种土地税。此外，从1850年10月1日起取消了匈牙利的内部税卡，从而使奥地利君主国整个境内的关税也像其他赋税一样统一起来了。从1851年3月1日起在匈牙利也开始征收消费税并实行烟草专卖。1851年匈牙利各省，仅仅直接税就增加了1150万弗罗伦，而在1852年又增加了约800万弗罗伦。
由此得出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奥地利帝国的生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依靠占有匈牙利和伦巴第的；只要一失去匈牙利和伦巴第，这个国家的延缓已久的破产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3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3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注释：
[80] Nervus belli是罗马谚语：pecunia est nervusbelli（金钱是战争的神经）之略。——第110页。
[81]指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贝列拉兄弟在1852年开办的一家法国大股份银行。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政府有密切联系，它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破产，1871年倒闭。——第110页。
[82]1846年2月在波兰各地准备举行以波兰民族解放为目的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由于贵族阶级分子的背叛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总起义被破坏了，只有个别地方爆发革命。2月22日起义者仅仅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共管的克拉科夫共和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同时加里西亚的乌克兰农民也举行了起义。克拉科夫起义于1846年3月被镇压下去，接着，奥地利政府又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113页。
[83]根据1849年8月6日奥地利与撒丁王国（皮蒙特）签订的和约，皮蒙特应付给奥地利7500万弗罗伦的赔款。
1853年奥地利政府在伦巴第和威尼斯没收了流亡在外的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的财产。——第114页。
[84]边屯区——十六至十九世纪时期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巴纳特）被称为边屯区，那里的居民（边屯区居民）必须服边防兵役才能使用土地。——第115页。
[85]1789年在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发生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起义，即所谓布拉班特革命。起义于1791年被奥地利军队镇压。——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