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遗憾：棍棒教育，儿子成才后入英国籍，晚年与妻子含恨自尽
傅雷
1966年9月3日上午八点半，保姆周菊娣像往常一样正忙着做早餐，却听不到主人的卧室有动静。
她知道这几天他们都没睡好，以为他们还在休息，没去打扰。九点四十五分，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她试着喊了几声“先生，太太”，屋内安静地只有自己的回声。
她想起前几天她听到男主人在书房里对女主人说：“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要砸就让他们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心中隐隐不安。
她试着推了下门，发现门只是虚掩着，往屋里一看，发现女主人面朝天倒在地上，男主人坐在沙发上。而两个人都没了呼吸。
男主人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傅雷，女主人是他的夫人朱梅馥。
傅雷、朱梅馥
傅雷原名怒安，取自《孟子》：“一怒而安天下。”他还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疾风迅雨楼”。
傅雷旧居“疾风迅雨楼”
人如其名，无论是“雷”还是“疾风”、“迅雨”，都表明了他性情的狷介、刚烈。
傅家也算大户人家，祖父在时，有良田四五百亩、房屋三十六间，是当地殷实人家。
但他四岁那年，父亲傅鹏蒙受不白之冤离世，家道从此中落，弟弟妹妹们也因为疏于照顾而于同年夭折。
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尝遍世间艰辛。这让傅雷的母亲对他抱着一种病态的期望：他希望傅雷能出人头地，为屈死的父亲洗冤。
傅雷与母亲
从那时起，她就以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督促傅雷学习。因为傅雷逃学，她对着亡夫的亡灵发了一会儿呆之后便决定先杀死儿子，再自杀。
要不是邻居施救，傅雷就被溺死在离家不远的水塘里了。
这样残酷的督学方式虽然让他养成了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形成“直如竹筒、纯似水晶，急如燃眉，热情似热火”的性情。
但也成了他悲凉的生命底色。
他和雷垣少年相识，因共同的身世而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结为知己。
但是相处久了，作为舍友，还是免不了争吵，激动时甚至把课本都扔在地上。
傅雷和周煦良主编《新语》半月刊，曾向雷垣约稿，雷垣迟迟不交，他当着周煦良的面，毫不客气地把雷垣训斥了一顿。
周煦良、周珏良
虽然因为问题见解不同而吵得脸红脖子粗，但是第二天一起来，怒气早就烟消云散的，还连连向雷垣道歉，反而弄得雷垣不好意思。
傅雷化名“迅雨”在《万象》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张爱玲的小说的论文。
张爱玲
在正式评论张爱玲小说之前，他首先批评为了主义，把文学当作简陋工具使用的文学弊病，还拿巴金祭旗。
巴金
但发表的时候，这部分被柯灵删除——这惹得傅雷大怒，提出要柯灵在报刊上更正，向他公开道歉。但是后来通过柯灵恳切地解释，傅雷也就原谅了他。
柯灵
争论是从善意出发的，不含有任何渣滓，因此不但没有产生隔阂，反而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
傅雷性情刚直、火烈，与朋友交，如果感到气味不投，那就话不投机半句多，否则就总是以宽厚待人，既坚持原则，又十分旷达，这便是“赤子之心”。
郑振铎有一次对傅雷说：“老傅啊！你的赤子之心啊！你有一天可真要为这个而受难啊！”一语成谶。
郑振铎
傅雷太刚了，他在他的时代横冲直撞，把自己撞得伤痕累累。若不是有朱梅馥，傅雷可能会更早地赴死。
换言之，若是没有朱梅馥，傅雷不可能会在文学上有那么高的建树。
赴法国读书那年他们定亲了，他十九岁，她才十四岁。
那个年代留洋的西装先生回国之后大概率都会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一个小脚太太，如胡适娶了江冬秀，鲁迅娶了朱安。
胡适、江冬秀
而傅雷比他们幸运。虽然是包办婚姻，傅雷和朱梅馥却是青梅竹马式的自由恋爱。
鲁迅、朱安
朱梅馥虽然不是大学生，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高中生，懂英文、也学过钢琴，学养不错。
婚后育有两子，即傅聪和傅敏。
傅聪、傅敏
婚后他的性情依旧火烈，对孩子更是”一点即爆”，傅聪、傅敏经常挨打挨打。
傅聪五岁时，傅雷在吃花生米，傅聪在写字。
傅雷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生气，拿起盘子就向傅聪摔过来，顿时就血流如注，此后傅聪鼻梁上就留了个疤。
有一次甚至把傅聪绑在了大门口。
傅聪说傅雷像一头“孤独的狮子”，他的爱与恨一般强烈。对儿子，打得狠，但也爱得深。
傅雷精通美术理论，他的朋友黄宾虹、刘海粟的是中国画坛巨匠，所以他曾经想让傅聪学画，但无奈傅聪无意于画，只好作罢。
黄宾虹
有一次，傅雷和林俊卿聊音乐时，谈到儿童中绝对音感的难得，碰巧五岁的傅聪在旁边，就充当了他们的小白鼠。
林俊卿
这一试，让他们惊喜的是，傅聪竟有这种绝对音感，妥妥的一枚音乐神童。于是朋友们都建议傅雷培养他为钢琴家。
傅雷请雷垣为傅聪启蒙。雷垣当时兼任复旦、大同、沪江三所大学的数学教授，忙里偷闲，教了傅聪三年。
三年后，傅聪进步神速，雷垣觉得已经教不了傅聪什么了，便向傅雷推荐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
梅·百器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也是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钢琴造诣非常深厚。
李斯特
当然，学费也很贵，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傅聪从梅·百器这里受到了严格的钢琴训练，为他以后的蜚声海外打下了坚实基础。
梅·百器
傅家为了让傅聪学好钢琴，付出了很多。钢琴是朱梅馥卖掉了陪嫁买的，傅雷亲自为傅聪抄录厚厚的五线谱。
傅雷一家
除了学钢琴，还另外请英文、数学老师为傅聪授课，而自己给傅聪教国文。
傅雷大概是现在的海淀区鸡娃家长的始祖吧。当然，傅聪也不辜负傅雷的栽培。
傅聪
1955年3月20日，傅聪在波兰的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中，荣获第三名。还荣获这次比赛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
傅聪是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大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朗朗、李云迪是后起之秀。
喜讯传来，傅雷心花怒放。
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而是新中国：“东方升起了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记录！”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学者的家国情怀，赤子之心。
后来傅雷被划为“右派”，傅聪不希望回到国内面临“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的局面，被逼上梁山出走英国。
郎朗、李云迪
- 不入英国籍；
- 不去台湾；
- 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这样的爱国情怀是他父亲傅雷在他少年时代的教育里就种下的。
这是傅雷在教国文的时候，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史记、汉书、世说新语里的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的耳濡目染。
傅聪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他，始终给他留了余地。
自己被划为“右派”，儿子成为“叛徒”，傅雷处境艰难可想而知。
就在傅雷最困难的时候，通过夏衍、柯灵，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说：“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只要愿意回来，欢迎！”
夏衍
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傅雷、傅聪父子才又恢复了联系，一封又一封家书往来于伦敦与上海之间。
虽然傅雷无端受冤，境遇凄冷，但是他却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谆谆教导儿子不忘祖国。
傅雷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那是他崇高的品格的写照，也是他深厚父爱的聚焦。
对傅聪的教育耗费了傅雷极大的心力，对傅敏也不忘关怀。
傅敏
傅敏接受的是学校的教育，但是文言文却是傅雷亲授的，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也是来自傅雷。
傅雷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座右铭，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
在动手翻译之前，总是把原著看过四五遍，弄懂弄通了，领会其中的神韵、风格后再开始翻译。
遇上不懂的地方，他就写信向法国友人请教，弄明白了，才往稿纸上写，从不敷衍，从不马虎。
傅雷从1936年开始翻译罗曼·罗兰的百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到1939年才译完。五十年代初，他又花了两年时间来重译。
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人们常把写作称作是“爬格子”，“爬格子”不易。
在肺病复发、体力不支的情况下把百万字的译稿推倒重译，重“爬”一百万个“格子”不异于在稿纸上进行一次长征，更是艰难。
但是那颗严谨、认真的心不允许自己放弃。但是这种严谨认真对自己来说是严于律己，让人敬佩，但若是不分场合，那就算情商低了。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出席，但是却提了一份讨论翻译问题的书面意见。
傅雷这刚直的个性让他只对事不对人地进行翻译问题的讨论，举了很多翻译错误的例子。
大家都是行家，坐在一处，被挑出错误的翻译家自然是脸上挂不住，当场大骂傅雷狂傲，还有的老翻译家当场被气哭。
就为这件事，素来和傅雷交好的钱钟书都写信责备他，他自然是气呼呼地断绝往来了一阵，但后来又恢复了通信。
钱钟书
傅雷学贯中西，智商高自是不待言，著作等身，同是翻译家，大家都心服口服。
情商低也是显而易见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他先挑自己的错再批评别人，那别人也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这绝对是三世情商换一世智商。
情商低是因为一身傲骨，不屈不挠。
1957年，“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在傅雷的头顶盘旋，随时都有可能戴在他的头上。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文艺界一位好心的领导,想保傅雷过关。
他暗示傅雷把“检讨”的调子唱得高一点,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哪怕是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以求得“认识深刻”,免戴帽子。
“检讨一下,过一下'关’吧,反正检讨是不花钱的!”他这样“启发”傅雷。
不料,傅雷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
结果“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联”的右派帽子就被扣到了傅雷的头上。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刚直，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如果不是傅聪远在海外，傅敏还太小，无端受辱，他定会一怒而拂袖而去，离开人世。
头上戴着帽子，亲朋避之不及，他苦闷至极。有书为伴，那就不算艰辛，他又一头扎进了他的“疾风迅雨楼”，继续翻译他的书。
有书陪伴就是最好的精神食粮，但是人不能靠精神食粮活着。他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工资，以稿费为经济来源。
他辛辛苦苦翻译出来的著作却因为他头上的右派帽子而不能出版。出版商建议他用笔名出书。
傅雷一向淡泊名利，“迅雨”也是笔名，改用笔名出书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因为他是右派而要他改名换姓，那他是宁死不从的。
他认为，给他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因戴帽而改用笔名更是错上加错。他宁可不出书，不要稿费，也不改名！
傅雷就是这么刚。从来都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
但没有想到的是，“玉碎”的那一天会来得这么早。
1964年，傅雷得知儿子加入了英国国籍，这件事导致他和妻子在后来再次被扣上了“教育叛徒”的帽子，生活处境再次堪忧。
1966年8月30日上午，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对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进行大炒家，搜出了傅雷给好友李翠贞的信。
李翠贞
李翠贞的丈夫和孩子都在香港，她多次去香港探亲，丈夫希望她留在香港，她给傅雷写信，征求他的意见。
虽然傅雷劝李翠贞留在上海工作，但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因为李翠贞有海外关系，被怀疑是“特务”，傅雷与李翠贞结交就被看作是“与特务勾结”。
就这样，傅雷的家贴满了大字报，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们对傅雷家抄家长达四天三夜。
掘地三尺，除了一封封满诉爱国之情、艺术之见的家书，他们一无所获。
忽然，阁楼里有“重大发现”——一面嵌着老蒋像的小镜子，一本有宋美龄照片的旧画报。
宋美龄和丈夫
这是在傅雷的姑母寄存的一口箱子里找到的，多年来，傅雷从未打开过。
在“大反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的口号中，傅雷夫妇被迫跪倒在地，但他们的神情异常镇静。
待红卫兵们扬长而去后，傅雷夫妇首先安慰惊魂未定的保姆周菊娣。
朱梅馥在打扫好屋子后，跪在地板上呜咽了起来。傅雷走进来，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
待朱梅馥情绪稍微平复，傅雷走进了书房。就着昏黄的灯光，他写下一封信，放进白色包裹里，用火漆封固好。
傅雷拿起毒药走向沙发，坐好后，朱梅馥给他准备好一杯温水，然后坐在他身边。
他望了朱梅馥一眼，把一把毒药放进了口里，端起水杯一饮而尽。
朱梅馥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傅雷身边。
傅雷夫妇
两个小时后，朱梅馥将被单撕下两长条，打结，系在铁窗横框上。担心凳子倒地发出声响，他还在地上铺了棉胎。
就这样，傅雷夫妇双双含冤辞世。
傅雷虽死，但是他的刚劲，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本该是和煦的春天，傅雷却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