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麦穗的女孩

每年麦收时节，我极不愿意去回想那个又苦又累的事，却总是回忆起捡麦穗的女孩。

上个世纪70年代初，生产队大约三分之二的土地种着小麦，但吃白面依然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一是产量低，二是交公粮的任务大。小麦收割完毕，紧接着的工序是用马车把麦捆拉回去。麦子是集体的，没有人把集体的东西当回事，收割时，麦穗自然洒在地里不少，“颗粒归仓”的口号就是喊喊而已。适逢暑假，城里头捡麦穗的人来了。

我的村子离县城近，光顾的人自然很多。捡麦穗的人大多是中年妇女，领着自家两三个女孩子，提着自制的大布袋，其手脚麻利程度，绝不在我村人之下。一家三四口人，一天大概能捡十来斤。

有一年，记不清是十五还是十六，我上初中。刚把镰刀挂起来，就带上二股杈，跟上大胶车装麦捆。队长和我说，小子，你不光要干营生，还要严防捡麦穗的那些人抽麦捆，他们和土匪差不多！原来。那些人群里有不守规矩的，嫌捡的少又麻烦，瞅人不注意，到麦捆里抽一把就跑，防不胜防。

我虽然胸怀保卫集体财产的斗志，但由于天生懦弱无能，抵不住城里女孩的机智。他们像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对付日本人那样与我周旋。其中，又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穿一身草绿色的仿军装，长着一对黑而亮的眼睛，眼睫毛忽闪忽闪，简直就是游击队长。她领着比她小两三岁的女孩，是姐妹俩。她们的妈妈总是跟在后面不远的地方，不时看看我的状态。大概是怕女儿受我欺负，以便及时来调解。后来我想，这个妈妈真是多虑，其实倒是我时刻准备着，这姐妹俩要和我动起手来，我该怎么对付？

小妹妹不时来我前面忽悠，突然叫一声：快看，蚂蚱蚂蚱！我一走神，当姐的就把一捆麦子抽走了。不过一会儿，妹妹又叫一声：妈妈呀，耗子！我再一走神，麦捆里又少了一把麦子。刚开始有些恼怒，到后来感觉很快乐，居然真的和那小妹妹抓起蚂蚱，追起耗子来。

结果是，一天下来，她们满载而归，我被队长臭骂一顿。天天如此。一个拉运季是七八天，她们捡了多少麦子，我没有计算过，但我和那个小妹妹快成为朋友了，对抽麦捆的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很“叛变”地认为，反正麦子是集体的，她们不抽队里也不会多给我。

第二年，我还是干这个活，姐妹俩又来了，她们的妈妈没有来。小妹妹抽着鼻子说，我妈妈去世了。姐姐不说话，睫毛上挂着泪珠。奇怪的是，她们不抽麦捆了，规规矩矩一穗一穗地捡，任我怎么暗示，也不往麦捆子前靠。游击队长变成了默默无声的“顺民”。妹妹悄悄和我说，妈妈去世前给姐姐讲，以后捡麦子，再碰上那个小后生，要规规矩矩地捡，他也是很为难，肯定被队长骂。

第三年，生产队派人守在路口，直接把捡麦穗的城里人给堵回去。地里头洒的麦穗依然很多，村里的人都给集体劳动，没有人捡。一场秋雨下过，麦粒发了芽，长成绿油油的一片，成了放羊的好去处。看看这些人及其需要但却被羊吃掉的麦子，我的心情就此变坏起来，所谓的理想和热情也逐日消退。（封面图片：张念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