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茶馆》合于四时阴阳

本文虽以重庆为例，实则借此地域以阐明天地自然对人体疾病的某些影响因素，让更多的人对中医真相有更全面的了解。我们在媒体人或中医人或中医爱好者的文章里，经常看到对某某中医近乎神化的介绍，对某些中医疗法近乎无所不能的吹嘘，也能看到疗效近乎神奇的个案介绍。写文章的人唯恐不能吸引读者眼球，往往倾尽全力润色描述，令患者看后按捺不住求医激情，对中医充满了绝对的信赖，甚至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中医上。事实上，大量慕名而去求治的患者，往往都是病魔缠身多年，病情病因复杂，或身体虚弱，情志忧郁惊恐多疑的人，所以再高明的中医也有很多久治无效的，甚至越治越重的。对患者而言，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这些对中医吹捧的文章，若不能基于实事求是，最终会导致整个中医行业受到巨大伤害。其实有很多病，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治疗的，有很多病，也不是仅仅靠医生就能解决的。

《黄帝内经》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医学思想是“合于四时阴阳”，意思是医疗行为一定要与时间、空间、环境的变化相合，不能固守一招一式，一方一术，其核心就是回归自然规律。但中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了经验医学，守着古人经验、家传经验、师传经验、个人经验而行医，是普遍的中医现象。此一时彼一时，今非昔比，人心不古等等道理大家都懂，都知道不能固守陈规。然而据我观察了解，大多数中医的医疗行为，都不是在合于四时阴阳，而是依赖了四时阴阳。

所谓依赖，是被动的，往往是不明而为而为之；所谓合于，是主动的，属于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曾有某地享有盛誉的名中医，在本地治病颇有威望，门庭若市。其子得其真传至异地坐诊行医，半年未满，基本生活难以为继，遂打道回府。举此例子，并无蔑视之意，就此现象思考中医，我们先不说该中医的运气好坏，就医术本身而言，如果一门医术受病患人群、地区、习性、文化、经济等条件的制约，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学术思想是否存在某些认知上的问题？

数年前，我曾对中医界一个特别的现象感到非常困惑：为何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几十位名医里，竟然没有重庆人？继而我发现不仅重庆没有享誉世界的古代名医，凡是偏远贫穷交通不便山水险峻的地方，也都罕见古代名医。我进一步发现，古代名医们大都出自平原地区、开阔地带、人群密集、物产富饶、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文化渊源深厚之地。为何名医们都集中在这些地方？最早的时候我只认识到是中医经验使然，因为在这些地方人们更容易积累经验，有了经验好办事。

然而重庆并非历史短暂，远在两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片土地上就出现了人类的生息繁衍活动，到新石器时代，已有较稠密的原始村落，分别居住着夷、濮、苴等八个民族。商周时期，重庆就开始成立巴国。汉朝时候称为江州，隋朝称为渝州，宋朝改渝州为恭州，后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得名，距今已有800余年。在1997年以前重庆曾经是四川省的一个市，1997年3月，重庆成为中国第四个中央直辖市，现有人口三千万，别称山城、火炉、雾都、温泉之都。

我以前的诊所位于重庆城乡结合处，患者既有养尊处优的领导、老板，也有来自厂矿的工人、街道市民、商贩、力夫，更多的是来自周边区县以及贵州附近的大量农村贫困患者，还有一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的顽疾患者。十多年来，我曾频繁往返于国内多个城市，参加学习交流和教学培训，因此接触过大量不同地区的患者。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相对于其他地区患者，重庆的患者，不好治。

曾有一位擅长毫针治病，被传说治百病皆出针而愈的朋友，非常不屑于立新七针系列的那些大针员利针长针鍉针之类，他认为治疗颈肩腰腿疼是很容易的事，毫针足矣，何须如此粗大的针？他的观点代表了当今中医界大多数人的观点，所以对于内经九针的失传，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都是认知惹的祸。因此我特意邀请这位朋友来到重庆，在我诊所里参与治疗了多位患者。这位朋友刚来的时候也非常胸有成竹的样子，尽力的治疗，三天后，面对束手无策的患者，他才开始郁闷：“我那边的患者真的没有这么难治哦。”

南方一位颇有名气的民间针灸医生，曾对我说“腰腿痛也能算病么？我分分钟就搞定！”我看着他手里细小的毫针，当然不服，也邀请他来重庆，找了一些患者给他治疗，连看似轻而易举的颈肩不适，也把他折腾得额头冒虚汗，治疗几位患者之后，遭遇个别患者拒治，这才打掉了他的锐气，然后心服口服的开始对员利针之类的针具有了崭新的认知。

不仅仅是这些名医，我的一些学生，也在这个问题上饱受挫败感。在接受内经医学思想之初，很多人也是半信半疑的，直到见识或亲自参与了诊治，才发现自己从前思维方面的局限性，对内经医学开始虔诚起来。我曾经教训一些骄傲自大的学生：“你别以为自己治病得心应手就得意，有本事到重庆坐诊半年，你就知道你现在的得意和骄傲是多么的幼稚。”我们重庆巴南立新七针中医门诊部的几位医生，有见多识广的民间医生，有临床多年的专业医生，有的曾经担任省级医院针灸科副主任，都是自信满满的来到重庆坐诊，几个月之后，他们开始深有感触：“以前听师父说重庆病人不好治，我们还不觉得，现在才知道重庆这边的病人真是不好治。”

也正因为在临床上有这些深刻的体会，我才对内经所言“合于四时阴阳”有一些特别深入的分析和解读。我在多年的诊治生涯中，曾反复对比过东南西北中各个区域患者们的普遍疗效，深刻体会到重庆本地患者的病痛治疗起来相对棘手些。特别是要想纯粹以针刺疗法治愈本地那些筋骨痹证患者，有时候真的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触。我特别有感于西北地区患者的憨厚与朴实、北方患者的豪爽与彪悍、东南部地区患者的人文与教养、中原地带患者的淳朴与壮实、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患者不仅有娇生惯养的身体，还有浓烈的养生意识。患者拥有这些体质与心性以及生活习俗，身上的一些病痛，其实毫针真的就很容易应对自如，即使一些看似顽疾的筋骨痹证，假以时日也可以比较容易的治愈。然而在重庆，毫针虽然也能轻易治愈很多病痛，一旦遇到顽固性筋骨痹，就头大。

很少有人去分析应该如何合于四时，以重庆为例，重庆属于山高路陡之地势，故称“山城”，又因长江和嘉陵江环绕而行，因此森林植被丰富，四季气候分明。夏季太阳炎热，地气蒸腾，空气十分的闷热潮湿，故又称“火炉”；重庆的秋冬季以阴霾天气为主，难见日光照射，多见厚重的云雾，故称“雾都”，冬季显得特别的寒凉湿冷。要知道，人在寒冷潮湿闷热蒸腾的环境里生活几十年，他们的身体早已是寒湿入骨，可谓皮肉筋骨脉五痹俱全，比起那些风寒湿仅存留于皮肉之上的所谓“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股骨头坏死”等等“重症”，治疗起来有多大的可比性？

除了寒湿蒸腾，重庆农村的劳作习惯主要是肩挑背扛弯腰锄地为主，又多是爬坡上坎的地形，人们在肩挑背扛的同时还要爬坡上坎，这也导致脊椎筋骨方面容易产生重度劳损。重庆农民大多偏于贫穷而性格坚韧，一般能够忍受的疼痛，大部分人都不会轻易就医，往往是忍受病痛多年，忍无可忍，或功能废用影响生活了，才来治疗。重庆又属于老旧重工业城市，缺乏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经济与文化都相对较落后。清代和民国的袍哥文化在百姓中曾烙下颇深的江湖习气，言行耿直急躁，性格争强好胜，认知观念方面容易发生偏激。饮食以麻辣为主，口味偏重。在湿热的夏季，市民喜欢光着膀子吹着空调烫着火锅喝冰啤酒，又有久坐熬夜打麻将等生活习惯。所以患者群的病种、症状、类别都挺复杂的，筋骨顽痹屡见不鲜，多种因素，导致了细小毫针难以取效。

我生在重庆，长在重庆，在重庆学中医，在重庆研究《黄帝内经》，然后到全国各地去践行内经医学理念。多年来在临床上的成功与失败，令我积累了无数的困惑与谜团。是近年来我通过对内经医学的解读和广泛的践行，我才明白，其实很多的顽固性筋骨痹，并非真正的顽固，只是由于我们认知不到位，方法不对症而已，就成了“顽疾”，也就是内经所说的“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让我能够解疑为何千百年来重庆等西南地区不盛行针灸术，中国古代名医之中更是罕见重庆贵州人氏，盖因医者未能合于四时阴阳，而病患又多痼疾复杂之故。

因此，立新七针针灸疗法从研发开始，就在刻意的破除医学上的狭隘与局限性，破解医学上的未知与困惑，注重从全面范围内的整体结构上去践行，总结各种不同针法在不同病种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方面的运用，高概率取得疗效的数据来构成立新七针学术体系，努力的回归自然规律医学。

一门医学，是否能够被东南西北中各地区域的百姓接受，是否能适应贫富贵贱各个阶层的患者，是否能适应男女老中青少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群，是否能广泛的运用于内外妇儿皮肤骨伤等各种病症的治疗，这是内经医学的基本要求，也是应该值得当代中医人重视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