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百科】
四库
《十三经》
《周易注》
两汉经学
菩提树与印度佛教的传播
先秦子学
温公易说
易论
周易正义
易童子问
汉上易传
对联
内乡县衙的匾联
四库
四库，又称四部，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名称。官方图书分类见殷周之际。古时“君举必书”。《隋书·经籍志一》：“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汉书·艺文志十》：“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魏晋荀勖，东晋李充先后以甲、乙、丙、丁四部总括群书。隋唐后延用，《新唐书·艺文志》：“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永瑢领衔，纪昀总纂，修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综合丛书，历时十五年，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成《四库全书》。收入图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共缮写七部，分贮内廷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现大陆存三部，台湾存一部，另三部毁于战火。
经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史部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子部包括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著述及部分佛教类、道教类、古代小说等；集部包括楚辞、汉赋、骈文、唐宋诗词、元曲、历代文集等。
《十三经》
《十三经》指十三部儒家经典。这十三部文献先秦大都已存在，但当时不称为“经”。经，肇始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2年）设五经博士。先秦“诗”“书”“礼”“乐”“易”“春秋”（通常说“六经”）至汉，“乐”未能存留，故只有《五经》。后有《七经》、《九经》、《十二经》等，至宋代，《孟子》被尊为经，成《十三经》。《十三经》传统排列顺序为：《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清代阮元编纂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堪称善本。
《周易》，汉史家司马迁把它列为“群经之首”。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作者何人，成于何时，迄今仍无定论。《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认为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传以解经。
《尚书》，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汇编。“尚”即“上”，上代以来之书。相传孔子编定。有《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篇。
《诗经》，成书及其整理编订者，古代流行的说法是孔子“删诗”。现存三百零五篇，吸收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民间作品。
《周礼》，原名《周官》。近人定为战国时作品。是一部宏大的官制体系。“周”为“周天之官”意。共六篇。
《仪礼》，本名《礼》。春秋战国时部分礼制汇编。内容涉及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共十七篇
《礼记》，即《小戴礼记》。战国至汉初的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通常认为西汉戴圣所编。载有《曲礼》、《檀弓》、《王制》、《中庸》、《大学》等内容。大都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所记。
《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解释《春秋》的古文经传。《汉书.艺文志》认为是春秋时期鲁太史左丘明撰，共三十卷。多用事实解释《春秋》经文。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战国时公羊高撰。所记史事较简略，着重阐释《春秋》之“微言”、“大义”。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或《谷梁春秋》。战国时谷梁赤撰。以问答形式解经，侧重传《春秋》之“义理”。
《论语》，孔子言论的汇编。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根据直接记录和传闻整理的孔子及某些弟子言行。约成书于春秋末至战国初。今本《论语》为东汉郑玄所作的《论语注》。共二十篇。
《孝经》，据传为曾参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作。有今、古文两个版本，今文本为十八章。古文本二十章。把“孝”抬到“天之经，地之义”的高度，“孝”统诸德。
《尔雅》，解词义的专著，中国古代最早纂集训诂著作。秦汉学者逐步汇编而成。今本十九篇。
《孟子》，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详尽记载了孟子的生平事迹，以及政治、哲学、教育、伦理、美学等学说思想。现存七篇。
《十三经》集中体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中国二千多年来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体系，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周易注》
《周易注》，三国魏王弼、东晋韩康伯撰，重要的《周易》注释著作。
王弼（226-249），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金乡一带）人，官尚书郎。韩康伯（332-380），名伯，字康伯，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附近）人，历官豫章太守、吏部尚书、领军将军等。王弼《周易注》包括《易经》全部及《易传》的《文言》、《彖辞》、《象辞》部分，共六卷。又另作有《周易略例》一卷，发明宗旨。至东晋，韩康伯承继王弼补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共三卷。王注与韩注原本各为单行，至唐始合为十卷。
《周易注》本费直之古文《易》，廓清汉人繁琐的象数之学和谶纬迷信，不讲互体、卦变、卦气、纳甲等，以简略易懂的文字，揭示《易》中所包含的根本义理。《周易注》还援《老》解《易》，注入玄学思想，阐述了贵无的本体论和“得意忘象”的认识论，使《周易》成为玄学理论的基本思想资料之一。
《周易注》开创以义理解《易》之新风，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唐代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其中《周易》即采《周易注》，以为“独冠古今”。从此《周易注》成为官方正统易学，后又被收入《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康伯亦不能无过。”
两汉经学
经学，是指关于儒家经典的训诂注疏、义理阐释等的学问，其思想成果是中国文化最灿烂的瑰宝。
西汉武帝时，董仲舒上策：“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举贤良对策》）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遂罢黜百家。后又纳公孙弘议，专设五经博士。至此，百家之学在官学中失去地位，儒家经学成为唯一正统官学，亦成为两汉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形态。
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历经秦火战乱，汉初经典大都无先秦旧本。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只是书写文字不同，内容、篇章多寡以及解经、学风等方面均有不同。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制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其特点是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往往为当时政治、经济、法律作论证；其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其特点是偏重训诂，留意经籍所记典章制度和历史事实，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其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董仲舒建立起了一套天命神学体系，以神学解经之风在汉代盛行，经师皆喜以谶纬、灾异说经，而尤以今文学派为甚。由此，两汉经学表现出了明显的神学化的倾向。
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同时，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在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逐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
今、古两派自西汉末，各守门户，互相排斥，达二百余年之久。迨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之争遂息。直至清代，今、古文之争再起，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清末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菩提树与印度佛教的传播
菩提树（Ficus religiosa Linn.）为桑科榕属植物，是诸佛成道处的树木。在佛教界又有佛树、觉树、道树、道场树、思维树之别称。还称毕钵罗树（梵名Pippala）和阿说他树。唐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木篇》称毕钵罗树“梵名有二：一曰宾拨梨力叉，二曰阿湿曷咃娑力叉，《西域记》谓之卑钵罗。以佛于其下成道，即以道为称，故号菩提。娑力叉，汉译为树。”
据佛教经典的记载，佛陀苦行6年毫无成果，便接受牧羊女供养，渡过尼连禅河，行至伽耶山一棵大菩提树下，结跏趺坐于金刚座上进入禅定，发誓在此成就正觉。但魔王及其魔军采用许多诱惑及恶毒的方法想让佛陀放弃宏愿回到现实世界，佛陀不为所动。七天七夜魔军败退，菩提树在佛陀身上洒下了无数红色珊瑚似的嫩枝，佛陀终于大彻大悟。得苦集灭道四谛及“十二因缘说”、“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佛陀在娑罗树下涅槃后，佛教高僧对佛陀的学说进行了各种解释及争论，形成后来的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有的学者认为，菩提树下悟出的真理，就是原始佛教的完形，此论并不为过。这也是佛教界视菩提树为圣树的直接原因。
菩提树在我国南方诸省，特别是云南南部山野皆植。是否为原生树种，抑或从古印度移种，至今不得而知。而明末清初广东大学问家屈大均《广东新语》谓：“诃林（今广州光孝寺）有菩提树。萧梁时，智药三藏自西竺持来。今历千余年矣，大可百围，作三四大柯。其根不生于根而生于枝，根自上侧垂，以千百计，大者合围，小者拱抱。岁久根包其干，惟见根而不见干，干以空中无干，根即其干。枝亦空中无枝，根即其枝。其叶似柔桑而大，本圆末锐，二月而凋落，五月而生。僧采之浸以寒泉，至于四旬之久，出而浣濯，渣滓既尽，惟余细筋如丝，霏微荡漾，以作灯帷笠帽，轻弱可爱，持赠远人。”《光孝寺志》称嘉庆2年（1797年）6月25日夜，菩提树毁于飓风。名僧乔庵及离相赴南华寺带回一小枝，植于旧地，菩提树得以再生。智药三藏为印度高僧，这是有关菩提树自印度移植中国佛寺最早、最明确的记录。
佛经故事中有关菩提树最著名的便是禅宗南宗的创立者——慧能法师的偈。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禅宗五祖弘忍于湖北黄梅冯茂山之东山寺要求弟子每人写一偈给他，看谁能悟得佛法真谛，便将本门衣法传授给他，继承六祖之位。大弟子上座神秀作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拭，莫使惹尘埃。”弘忍非常失望，认为神秀仍未见佛性。几天后，寺中挑水的僧人慧能请人将他自己所作的偈写好后贴下墙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亦作“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偈明见佛性，弘忍喜出望外，故将衣法密传慧能。为防不测，慧能半夜南行。第三天后，弘忍面对众僧宣称：“此地已无佛法，佛法已经南去。”慧能在今广州的光孝寺（当时称“法性寺”）、曹溪宝林寺（即韶关南华寺）、新州国恩寺（今广东新兴县龙山国恩寺）说法传教，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佛性人人皆有，人人皆能成佛。南华寺与光孝寺的菩提树据传有母子传承关系。禅宗经典——《坛经》也主要为慧能在南华寺及光孝寺说法传教的记录。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九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赠送毛泽东、周恩来的礼物之一是剪截于佛陀成道处的菩提树树枝。毛泽东、周恩来随即将菩提树树枝转赠中国佛教协会，佛协将其植于北京西山一佛寺内。受“文革”影响，菩提树经僧众多次转移而幸存。目前委身于北京香山植物园之玻璃温室内。
我在东南亚及南亚地区考察菩提树时，除菩提树（Ficus religiosa L.）外，还有很多桑科榕属的植物也被视为圣树，如大叶榕、孟加拉榕、糙叶榕、重叶榕及印度榕等。《Trees of India》一书指出，在古印度吠陀时代（Vedic Times），菩提树（Bodhi Tree，Peepal）作为圣树受到人们极大的尊重与敬畏。不仅佛教徒视菩提树为圣树，印度教徒也视其为不可冒犯的圣树，与印度教的三大神即创造神梵天（Brahma）、保护神毗湿奴神（Vishnu）、破坏神湿婆神（Shiva）均有密切关系。据称毗湿奴神就诞生在菩提树下，菩提树已成为毗湿奴神的化身与象征。我在尼泊尔、印度及缅甸、云南南部均看到菩提树受到格外保护。树上挂满经文，树根周围用石头或砖相砌，并立碑保护。敬奉香、水果及其它食品，菩提树已作为神或佛的象征而受到顶礼膜拜。
在我国南方的福建、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台湾以及南亚、东南亚诸国的佛教寺庙或佛教徒聚居的地方，可以看到许多俊逸妍秀的菩提树。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她不是相伴印度佛教的经典而生根、结实。只要有适于生存的地方，我们可以循着菩提树的影子而找到神圣的佛寺、使人顿悟的佛经与虔诚的佛教徒。
先秦子学
子学，又称诸子百家之学，或诸子学。因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被尊称为“子”而得名。《荀子·解蔽》称：“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西汉史官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指》，首次提出先秦、汉初学术上的六个主要派别：阴阳、儒、墨、名、法、道。稍后的刘歆在六家之外，又加农、纵横、杂、小说四家，共为十家。曰：“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故又称“九流十家。”
冯友兰曾说：“在中国哲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先秦子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每家各有优劣短长，“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儒家：因代表人物孔子为传授古代典籍的“儒”（教师）而得名。孔子为宗师。代表人物有孟子、荀子等。战国时，与墨家并称“显学”。
墨家：因代表人物墨子而得名。是与儒家对立的学派。
道家：早期称为道德家。因其思想以“道”为核心而得名。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发展了原始道家思想。
法家：因主张君主应制订成文法典而得名。韩非为集大成者，认为“法、术、势”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
名家：因辩论“名”“实”问题而得名。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等。通过对名词、概念的研究，揭示了深刻的哲学和逻辑思想。
阴阳家：因主张“阴”“阳”的结合和相互作用产生一切宇宙现象而得名。代表人物战国末齐国人邹衍。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受木、土、火、金、水五种因素或势力支配，提出“五德终始”说。
温公易说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夫,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世称涑水先生,历官天章阁待制兼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追封温国公。
《温公易说》现有《四库全书》辑本,共六卷,含《易说》和《系辞说》两部分。是书宋代时传本已多寡互异,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载为“《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宋史·艺文志》载“《易说》一卷,又三卷,又《系辞说》二卷”。其后是书长期失传,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由《永乐大典》中辑出。是书释《易》,一卦或一二爻无说,或三四爻无说,甚至全部无说,只有《系辞》部分注解比较完备,而《系辞》之下惟《说卦》两条有说。因此,历代多以此乃未成之书,亦有学者以为是书本读《易》札记,原即如此。
司马光不赞同王弼以老庄解《易》,深辟虚无玄渺之说;强调天人之合,主张易道为天之经、人之纪,是支配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规律;主张“义出于数”,倾向象数与义理并重。其易学与史学贯通,常引史事以证易义。四库馆臣评价该书“于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深至,……大都不袭先儒旧说,而有得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然是书长期失传,又说多缺漏,在易学史上影响实际有限。
易论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建昌军南城县(今属江西省)人。官太学助教、直讲,创办盱江书院,学者称盱江先生。《易论》大概为李觏在二十七岁之后的十年中撰著而成的,他宣称是书“援辅嗣(王弼)之注以解义,盖急乎天下国家之用”。李觏另作有《删定易图序论》,为批评刘牧图书象数学之书。
《易论》共十三篇,先后为论“为君之道”、论“任官之急”、论“为臣之道”、论“治身”与“治家”之道、论“遇于人”之道、论“动而无悔”之道、论“因人”与“应变”之道、论“常”与“变”之道、论“慎祸福”之道、论“招患与免患”之道、论“心一与迹殊”之道、论“卦时”之道、论“以人事明卦象”之道。李觏主张“圣人作《易》,本以教人”,其作《易论》排斥佛、老之学,否定卜筮之书,坚持以义理解《易》,批评象数易学,旨在“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和“修人事而明王道”,着重阐明了国家人事之道的经世致用之学。他认为五行万物由阴阳二气会合而生,并用阴阳二气来解释八卦之义。
《易论》未入《四库全书》经部,随《盱江集》收入集部。李觏之学以实用为主,重视经世,强调事功,在宋代学术中开创了一条功利主义的倾向。
周易正义
《周易正义》,唐孔颖达修疏,官修经学注疏著作。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入唐,累迁至国子祭酒。唐太宗为统一经学,诏令孔颖达等主持撰修《五经正义》,对南北朝以来的义疏进行整合。贞观十年(642年)书成,永徽四年(653年)颁行,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
《周易正义》即为《五经正义》之一,初名《周易义赞》,亦称《周易注疏》、《周易兼义》。原分十四卷,后人并为十卷。前后参与撰修者,除孔颖达外,还有马嘉运、赵乾叶、苏德融等。孔颖达以为汉代以来注《易》诸家中,“唯魏世王辅嗣(王弼)之注,独冠古今”,因采王弼、韩康伯《周易注》,并逐句加以疏解,宣称“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此疏也是《五经正义》中唯一未以前人义疏为底本的新著。
孔颖达继承了王弼易学,同时又突破了王弼易学。他重视以义理讲易,会通儒、玄,对王弼的贵无论进行了改造,主张“易理备包有无,而易象唯在于有”,以无为道,以有为器。他依据《易传》来对《周易》经传进行解释,采纳了很多两汉以来象数易学的思想,重新肯定了象数的价值,表现出象数、义理兼顾的特点,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开宋人象数、义理合流之先。
易童子问
《易童子问》,北宋欧阳修撰。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著有易学著作多种。《易童子问》是其易学代表作,因以与童子问答形式解释卦义,予以辨正,故名。
《易童子问》共三卷,卷一、卷二解说了四十个卦的卦辞及《彖传》、《象传》大义,卷三则为《易传》之考辨。欧阳修说《易》,倾向义理,反对卜筮,强调《易》的主旨在于急人事之用,而与天道无关。他以为卦义是为中人以上的圣人君子而设,爻义是为中人以下而设,因此专解卦义而不涉及爻义。他认为《易传》中《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五种“繁衍丛脞”、“自相乖戾”,乃后人杂取拼凑而成,虽有孔子之言,却非孔子所作,强调必须明辨是非真伪,不能盲目尽信。
《易童子问》之作,正处宋庆历汉唐经学向宋学转折之际,其大胆疑经之风在当时有解放思想之功。《周易》起源古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千百年来人人习于旧说,是书出始有所撼动。是书于《四库全书》不入经部,而随《文忠集》入集部别集类。然历史上朱熹等人仍以解经之书视之,如是书以《乾》《坤》两卦讲“用九”、“用六”是六爻全变,朱熹等人即遵用其说。
汉上易传
《汉上易传》,又名《汉上易集传》,南宋朱震撰,宋代集象数易学之大成的解经之作。
朱震(1072-1138),荆湖北路荆门军(今湖北荆门)人,字子发,学者称汉上先生,政和进士,宋室南渡后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绍兴六年(1136年)秋,朱震将所著《周易集传》及《周易图》、《周易丛说》进献宋高宗,这些书后人合称为《汉上易传》。书前有《进周易表》,论述《周易》的流传、河图洛书的授受及他本人的学术渊源,并称是书起政和丙申(1116年)终绍兴甲寅(1134年),凡十八年而成。
《汉上易传》,《进表》原作九卷,《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皆作十一卷,附《卦图》三卷及《丛说》一卷。朱震以象数易为易学的正统,充分肯定汉易,排斥王弼易学体系。他将程颐易学归于象数系统,自谓该书以程颐《易传》为宗,和会邵雍、张载之易学,兼采汉魏以降诸家易说,“包括异同,补苴罅漏,庶几道离而复合”。全书解说经传皆偏重于象数易,所附《卦图》以四十四幅图解说《易传》文句,《丛说》则是对各家解释经传的评论,亦皆主象数派观点。
朱震整理和解释了汉易的卦气、纳甲、飞伏、五行、互体和卦变等说,对北宋刘牧的河洛说、李之才的卦变说、周敦颐的太极图和邵雍的先天图都作了介绍和评论,推动了象数易学的发展,对后世研究汉易和图书学有很大的影响。
对联
对联又称楹联、对偶、门对、春贴、春联、对子、桃符等，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字数相同，结构相同，由于撰写充分利用了汉字特征，是中文语言的独特的艺术形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对联一般不需要押韵，内容上大致可分诗对联，以及散文对联。随着唐朝诗歌兴起，散文对联被排斥在外。散文对联一般不拘平仄，不避重字，不过分强调词性相当，又不失对仗。从用途划分则春节时挂的对联叫春联，办丧事的对联叫做挽联。。
春联源远流长，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他在寝室门板桃符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谓文“题桃符”（见《蜀梼杌》），这要算中国最早的对联，也是第一副春联。
内乡县衙的匾联
此联为清代康熙年间知县高以永（今浙江嘉兴人）在内乡任职九年间所撰写的对联。以永善诗，曾写过许多体察民情的诗文。康熙十九年（1680年），高以永任内乡知县时，县内陆多荒芜，以永即问民疾苦，“令其广开垦，植农桑，流民四处返回，开地四千余顷。在事数年，温厚和平为治务，慈祥之声传闻遐迩”。（《内乡通考》）在其任职内乡知县的第二年，内乡的众绅民，为感谢知县高以永，送上功德匾，上书题写“爱民若子”四个大字。升迁离任后，百姓又立“德政”“去思”二碑于仪门前，以为纪念高以永为政一方，爱民如子之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