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与史可法后人：洪承畴孙子官至总兵，史可法孙子差点要饭

作者兰台，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长久以来一直有一种说法，洪承畴投降清朝，给清朝卖命，可到头来只被赏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三等轻车都尉，后来还上了《贰臣传》。

这种说法主要是嘲笑洪承畴身为明朝五省督师深受明朝大恩，可兵败被俘后贪生怕死，投降异族，还调转枪口帮助异族灭掉了明朝；可即使他如此卖命，清朝也看不起这种没有廉耻的投降派。

说实话，大家喜欢忠贞的人，厌恶贪生怕死的人，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这说明绝大多数人的三观很正。

但是，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不得不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清朝并没有亏待洪承畴，而且洪承畴的后人在清代世代为官，有清一朝，洪承畴后人一直都是锦衣玉食之辈。

首先来说，洪承畴虽然在明朝是五省督师，是明朝辽东军事总负责人，但是洪承畴并不是带着辽东明军投降清朝的，他是在松锦大战后兵败被俘的。这也就意味着洪承畴在投降清朝时只是一个俘虏。

其次，洪承畴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官，不能按照武将来计算待遇。

明清两朝，文武分际是很明显的，明清武将的最高追求就是封爵，你看李成梁以“两百年未有之军功”也才被封为宁远伯，李成梁已经挺满意了，而王阳明一听要被封爵，赶紧跑路，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皇帝给封爵了，可最后王阳明还是没逃脱杨廷和的算计，被封为新建伯，把王阳明气的吐血。

王阳明作为文官，之所以不愿意封爵的原因是因为封爵后他就断绝了入阁的可能性，所以对于文官来说，除非是死后追封，不然的话生前最好别封爵。

所以明清文官追求的是“生封太傅，死谥文正”而不是封爵。

从这一点来说，清朝并没有亏待洪承畴，因为洪承畴生前职位是太保、太子太师、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当时没有所谓三殿三阁）、兵部尚书以及若干总督，死后的谥号是“文襄”，而“文襄”这在明清两代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谥号。

以明代为例，谥文襄的有高拱、曹鼐、杨一清，即使王阳明都没能获得“文襄”谥号。

到了清朝，文襄就更金贵了，有清一代能谥“文襄”的都不是一般能臣：福康安、兆惠、左宗棠、张之洞都是一时之雄。

另外，清代拥有很鲜明的军功贵族特点，在军功封赏上存在重视实际作战的军功，而轻视布局筹划的现象。

这一点不仅是文武区别，事实上清代初期，距离一线越近越容易获得爵位，一名一线清军士兵只要能“先登城池”就可以获得散爵，即使是登城战死也可以获爵，而作为将领，则必须要“克两城”才能获得散爵。由此可知，清初即使是武将想要获得封爵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事实上清初不仅洪承畴，还有一大批八旗出身的大学士、尚书也只获得轻车都尉的职务，比如清代早期的爱新觉罗·巴哈纳，他是努尔哈赤的远房侄子，早年军功也是一大堆，但是后来转为文职，所以他最后也只是轻车都尉。

另外还有清初大学士、太子少保图海，尽管他在顺治朝深受顺治帝赏识，但是由于他一直担任文职，顺治帝再信任他也没有给他封爵，一直到康熙元年，图海以文职转武职，担任定西将军做为靖西将军都统穆里玛的副手参与围剿李自成余部，接连俘获刘体纯、郝摇旗等农民军将领，最后逼迫李来亨自尽，彻底解决了李自成残部。

这功劳按理说也不小，而且图海还转为了武职，可是叙功时也只赏赐图海为一等轻车都尉。

而和洪承畴情况最为类似的是后来参与收复台湾的姚启圣，姚启圣不但是福建总督，而且清军收复台湾的作战计划几乎是姚启圣亲自制定的，施琅其实只是计划的执行者而已，可是最后叙功的时候，姚启圣只获封骑都尉，而施琅则进爵靖海侯。

综上所述，洪承畴最后获准袭四次的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并不能说明清朝“刻薄”。事实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与其说是清朝酬洪承畴之功，不如说是清朝给洪承畴后人一个保证，毕竟有爵位在，可以保证后人不至于从统治阶级滑落到平民阶级。

更为重要的是清朝给了洪承畴家族占清军千分之零点六的军队，这部分军队不是洪承畴自己带的，而是清朝皇帝从自己直属镶黄旗汉军里分割出了一个佐领（入关前300人，入关后200人）给了洪承畴。

前面我们也多次说过了，清朝八旗制度本身就是军事贵族制度，对于军事贵族来说，头衔是虚的，家兵部曲才是实的，有了家兵部曲才算是军事贵族的一员，没有家兵部曲，再高的头衔也只是“打工的。”

（洪承畴点兵）

这有点类似北洋政府和北洋军阀的关系，没有军队，再是大总统又怎么样？段祺瑞派一个排过去，黎元洪就得乖乖滚蛋，连总统大印都得留下；而有了军队，曹锟也能做总统，张作霖也能当大元帅。

所以，清朝真正酬谢洪承畴之功不是爵位而是佐领世职。

在清朝八旗体系下，有了佐领的世职，这200人就永远是洪承畴家族的家兵部曲，即使将来这200人的后人里有人做到大将军、大学士，他还是洪承畴家族的部曲，还得管洪承畴后人叫老爷，自称奴才。

这远远不是公爵、侯爵那一年几百两银子可以比拟的。

事实上相比爵位，清朝对八旗世职赏赐更为吝啬。

张勇世袭一等侯，可一直到乾隆朝才进入八旗体系，在此之前，张勇这个世袭一等侯也就比洪承畴三等轻车都尉多了六百两银子。

而台湾郑克塽举岛来降，虽然爵位是公爵，但是清朝却只给了郑家半个佐领的世职，比洪承畴还不如。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对于兵败被俘，孤身一人的洪承畴而言，清朝并不算亏待他。

至于洪承畴被列入《贰臣传》也很难说是清朝对洪承畴的嘲讽。

（电视剧里的洪承畴）

《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在谈到洪承畴等人被列入《贰臣传》时表示：

“如洪承畴在明代。身膺阃寄。李永芳曾乘障守边。一旦力屈俘降。历跻显要。律以有死无贰之义。固不能为之讳。然其后、洪承畴宣力东南。颇树劳伐。李永芳亦屡立战功。勋绩并为昭著。虽不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昔战国豫让。初事范中行。后事智伯。卒伸国士之报。后之人无不谅其心而称其义。则于洪承畴等。又何深讥焉？”

乾隆帝的意思很直白，虽然洪承畴、李永芳没能为明朝效死，但是这和战国时豫让的情况类似，因为明朝没有以“国士待之”，所以洪承畴他们最终选择效忠“以国士待我”的清朝并没有什么值得讥讽的，史书也没有嘲笑豫让啊。

乾隆帝在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又谈到了洪承畴等人列入《贰臣传》，表示李永芳和洪承畴和一般降臣不一样，是切切实实为清朝效力的。

“若薛所蕴、张忻、严自明诸人。或先经从贼。复降本朝。或已经归顺。又叛从吴、耿、尚三逆。进退无据。惟知嗜利偷生。罔顾大义。不足齿于人类。此外如冯铨、龚鼎孳、金之俊等。其行迹亦与薛所蕴等相仿。皆靦颜无耻。为清论所不容。而钱谦益之流。既经臣事本朝。复敢肆行诽谤。其居心行事尤不可问。非李永芳、洪承畴诸人。归顺后曾著劳绩者可比。”

很明显，乾隆帝把洪承畴与李永芳列入《贰臣传》只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明朝臣子，但是在乾隆帝心目中洪承畴和李永芳和普通降臣是绝对不一样的。

最后，再谈谈洪承畴后人，因为洪承畴有三等轻车都尉以及佐领世职，这让洪承畴后人在清代一直锦衣玉食。

洪承畴的儿子洪士铭以太常寺正卿终，这是正四品的文官职务；

洪承畴孙子洪奕沔是辅国公凹山的女婿，也就是郡主额驸，最高官职是襄阳镇总兵，只是因病未到任；

洪承畴曾孙洪德标曾任户部郎中兼汉军镶黄旗第五参领第三佐领（洪家世职）；

五世孙洪哲燕历任山东、浙江等地守备、游击之职，兼汉军镶黄旗第五参领第三佐领；

（洪承畴故居）

1934年出版的《燕京访古录》里还提到洪氏在南锣鼓巷的“洪宅”面积很大，里面还有大花园以及大水池，即使在当时也算豪宅，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有洪家后人在洪宅居住，可见洪承畴后人在有清一朝一直都是统治阶级一员。

而与洪承畴后人有清一朝锦衣玉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末忠诚史可法的后人。

按照清代乾隆年间进士阮葵生的《茶余客话》记载，史可法并没有绝后，是有后人的，但是史可法后人很明显没有洪承畴后人那么好的生活环境，生活很落魄。

雍正四年邓仲岳在江南提督学政在一次主持上元县（南京）录取“生员”的考试中，有—个童生姓史，已经四十多岁了，在籍贯上填的祖父“史可法”。邓仲岳当然不相信，结果周围的人以及上元县的宿老都说这个史童生确实是史可法的孙子，邓仲岳再看史童生的文章，“疵颣(错误)百出。”

按理说，史童生是绝无可能考中秀才的，但是邓仲岳可怜他是史可法的后人，于是对众人说，对史童生“是不可以文论”。也就是说对于史可法的后人，不能以纯文字来衡量他是否能考中秀才的。

于是，他录取史童生为秀才，并把此事刻石嵌在县学的墙壁上，以便继任者遵行。“故史生得以青衿终，而家亦稍裕焉。”

从这一则故事会我们可以窥测明末忠臣后人们在清朝的生活，只能说虽然大家都希望理想主义者能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是在真实历史中，理想主义者往往没有好的结局，往往都是悲剧收场，反而是洪承畴这样的功利主义者经常性的在历史上成为胜利者，这不得不说是很让人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

参考资料：

《八旗通志》、《燕京访古录》、《茶余客话》、《清高宗实录》、《清史稿》、《清代初期历史上的汉官》、《公羊学派“大一统”理论与洪承畴评价》、《试论洪承畴在清初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洪承畴传记六种史料比勘》、《<清史列传·贰臣传>研究》、《明末清初社会矛盾的变化与洪承畴、郑成功、施琅的功过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