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熬：关于五块钱的故事【散文】
李跃峰，笔名（网名）山野俗人，陕西省大荔县人，生于1966年10月，酷爱文学。是江山文学网签约作家、江山之星。曾在国家各级报刊发表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多次。其中，中篇小说《梁燕妮》于2010年获得了首届全国“铜锣湾”杯“孝问苍生”孝文化征文大赛二等奖，栏目剧《咱们村的监委会》获得了2011年全国廉政短剧大赛铜奖，短篇小说《书怨》获得了2009陕西省首届“益秦”杯“与法同行”征文大赛优秀奖。著有长篇小说三部，中短篇小说数部，散文百篇，诗歌几百首。
煎熬：关于五块钱的故事
原创/李跃峰
在一九八七年秋天，我曾经被五块钱苦苦折磨了将近一周时间，至今想起来还令人难以忍受。
我是一九八六年高中应届毕业生，但连续两年我都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想而没有进入大学的校门。但这两次高考，我的成绩却都达到了提档线，这也成了我父亲不得不支持我继续复读的原因，毕竟，我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够考中大学，脱离农门，成为被乡亲们艳羡的公家人的。
我父母是农民，我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贫瘠的土地和较多的人口让父母压力很大。他们能够破天荒继续供我第二次复读，已经让他们伤了很大的脑筋，毕竟和我一般年龄的伙伴有几个已经回家帮父母干活挣钱了。可复读，不仅给家里带不来没有任何收入，还会花掉家中让父母心疼的许多金钱的。因而，父亲总是对我阴着脸，还在有人没人的时候喝骂我，尤其是在我伸手向他要钱的时候。所以，在周末或者寒暑假的时候，父亲从不会过问我的学习成绩的，而是一再督促或者安排我拉架子车给地里送粪，从地里装运玉米杆回家，或者帮父亲干其他繁重的农活。
一九八七年秋季，是我第二次复读的开始。我选择的复读学校是我的母校，距离我家十五华里的寺前中学。因为家里没钱，我就没有上灶，而是背馍吃，一周两次，全是步行。天气好时还能忍受，就权当是锻炼，但一到下雨下雪的时候，那就痛苦莫名了。
我家没有自行车，没有雨披，甚至连雨伞都没有。每次下雨的时候，我就用塑料布把馍布袋包裹起来，以防雨水淋坏了蒸馍。我穿着妈妈亲手做的黑条绒布青年布鞋，在头顶撑一块洋布单子遮雨，顺着黄土沟沿的蜿蜒的小土路迤逦而行。十五里路一般用时就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等到到了学校的时候，我浑身上下就湿透了，往往一到学校，我就会在宿舍里脱掉衣服，脱下鞋子，拧干水分，把衣服凉在挂馍布袋的铁钉上，给鞋子里塞满废纸吸收鞋子里的水分，然后钻进被窝，等待衣服里的水分耗得少了再少些。往往这时，我就不能上晚自习。等到第二天早上，不得不上课的时候，我才勉强穿上还依然是粘湿的衣服和鞋子，然后让体温把衣服和鞋子暖干。
我每天两顿的饭菜就是开水泡馍就着从家里带来的用罐头瓶装着的凉拌青辣椒或者其他凉拌菜。如果有时间，我妈妈也会给我在灶膛里烧十几块烧馍，炒一两斤炒面的。这就是我最好的生活。
而其他同学呢？则在学生灶上吃饭，有白软香甜的杠子馍，有漂着油花的带着肥肉片和豆腐块的熬菜，看起来都让人眼馋。每学期学校都会免费会餐，让所有学生都能够吃四顿这样的饭菜的。我只有在会餐的时候才能吃上这么美味的饭菜，虽然漂在菜碗里的青菜叶上还沾有一粒粒的腻虫尸体。那是我最美的享受和回忆。每当吃着这种美味或者平时看着别人碗里的油花、肥肉或豆腐的时候，我就会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次享受到或者随时能吃到这样美味的饭菜呢？但对我这种贫困的家庭来说，这只能算是一种幻想。
一天晚饭时候，我到开水锅炉前打了一碗开水，回到宿舍，从馍布袋里掏出两个馍，然后从木箱子里拿出罐头瓶，就着酸辣椒吃了一个冷馍。当我正准备把另一个冷馍掰碎泡在开水碗里的时候，同学万红突然喊道：“跃峰，你爸找你哩。”我赶紧放下馍走出宿舍。只见我父亲嘴里咂着卷烟，满脸酒气地站在撑着的自行车旁，憨笑地望着我。
“爸。”我艰难地吐出这个词，向他走去。我实在是不想让同学看见他醉酒的样子。
见我走过来了，他忙把挂在自行车龙头上的塑料袋取下来递给我，说：“这是几个肉包子，还热着呢，你赶紧吃了吧。”
我接过袋子，很不自然地道：“我刚刚吃过饭，不饿。”
他又把他那双大而有力的手伸进外衣内，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张五元、两张一元、共七元钱，递给我。
我忙接过来。那张七元钱上还带着他的体温。这可是我上初中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我走了。”他说着，就开始推自行车。可是，已经醉意很浓的他竟然没有褪掉自行车后撑子，还差点摔了一跤。
我赶紧上前接过自行车，褪掉自行车后撑子，推了就向校门走去。
他跟在我的后边，歪歪扭扭地走着，惹得路边的许多学生都好奇地注视着他，就像看着一个怪物。
我羞愧地只是走着。他醉酒后的样子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威严和冷馍，反而有了一丝的憨态和可爱，我不觉有些感动。
到了门口，他骑了自行车歪歪扭扭地远去了，就像蛇行进在马路上。
我很担心他的安全，眼睛里瞬间就冒出了如泉的泪水。透过泪水，我看到他慢慢把稳了方向，这才擦干泪水回了学校。
塑料袋里共有六个包子。我给同学分了几个，给自己留了三个。我一口气就吃掉了那三个包子，吃得肚子鼓掌鼓掌的。肉包子的味道真香啊，这可是我久违了的味道。吃了肉包子，我就一点也吃不下酸辣子和冷馍了，甚至看见了都要反胃。我毅然决然地端起罐头瓶，来到宿舍门口，把那还有大半瓶的酸辣子倒在了粗大的毛白杨树下，让那酸辣子做了杨树的肥料。
我也能吃上带着肉片的汤菜了。饭后，我立马捏着那五块钱去了买饭票的地方。买票师傅接过钱就给了我一沓饭票。我激动地数也没数就装进了内衣口袋。剩下的两元钱，我就去寺前镇交流会上看了一场马戏，一场杂技表演，吃了几个油糕，改善了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饭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很想仔细地看看饭票的样子，但我害怕被别人笑话，说我没见过世面。于是，我就一个人悄悄地出了校门，来到校外一个小树林里。我颤抖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饭票。原来，饭票只是在普通的灰黄的牛皮纸上印了一个带着锯齿样的淡蓝花纹的长方形边框，边框里印着红色大写的“五毛”字样。有的崭新，有的已经用过了，显得皱皱巴巴的。饭票的样子打破了之前在我心里的神秘。我的心情这才逐渐平静下来。我仔细地数了数饭票，居然有二十张整。我愣了，再数了几遍，还是二十张，一张不多，一张不少。这可是十元钱的饭票啊。可我只给了买票师傅五元钱啊。我终于可以吃上两周带肉片的熬菜了。我的心又开始不平静了。我想到了我已经过世的奶奶。
我的童年是跟随着我奶奶度过的。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大部分都来自于我奶奶的教导和影响。我奶奶虽然是小家女人，但却心地善良，乐善好施。记得在我上小学三年的时候的一天中午，我奶奶到学校给我请了假，就带着我回了家。到家后，她简单地给我穿了较好的衣服，就让我拉着架子车，拉了她和我的本家九姥去远在二十里外的大伯家行门户。这条路属于国道，基本上还算平坦，但在醍醐乡和寺前镇之间有一条三四里路长的二十几度的缓坡。我只有用稚嫩的肩膀顶住架子车辕的根部才能使架子车的尾部紧紧地擦着地面，增加些摩擦力，以阻止架子车放坡的危险。好在一切都很顺利，我竟然平安地把两个老人拉到了我大伯家的村口。
我奶奶对我的要求是这样的，对她也是一样的。那次去大伯家是参加我大奶奶的三年换服仪式。按理，我奶奶和去世的老人是同辈，当然是我大伯的长辈，再加上是远客，理应坐享其成并得到应有的尊敬的。可是，因为帮忙的人少，她竟然自觉地跑到灶房烧火烧开水，热馍去了。
奶奶不仅慈爱地教我怎么做人，还用霹雳手段纠正我的过错和思想。我五岁左右的时候，迷上了用纸折钱包。折好后，就把白纸当成钱装在钱包里。不时取出来装进去，幻想着去小卖部买来了洋糖、点心还有纸笔，乐此不疲。到了傍晚，小姑给奶奶说她的十块钱不见了。那时候的十块钱是相当大的，能卖许多东西，比现在的一百元还值钱。她怀疑是我拿的，因为她见我老在摆弄钱包。她从我手里骗过钱包，翻来翻去也没有找到，于是奶奶就问我了。我说，我没有见到姑姑的钱。说实在话，那时候，我对钱还没有一点概念呢。奶奶以为我撒谎，就狠狠地在我屁股上打了几下，边打边说：“小时候都这样，长大了还不做土匪。”我委屈地大哭起来。后来，姑姑在她夹鞋样子的画册里找到了钱，这才知道冤枉了我。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深，直到现在。
那时候，一个正式职工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二三十元。这十元对我来说可不是小数目。我悄悄地把票带回宿舍，心如撞鹿。下午，我出去散步。在乡村小路上思忖着这多出的五元钱。我不想交出去，因为我需要这五元钱。我想多多享受灶上的饭菜，虽然一份菜里也只是薄薄的几片豆腐和肥多素少的肉，仅有的几片青菜还满是腻虫。但这比起我的醋调青辣子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但，我又怕它惯坏了我，就像奶奶说的，小时候都这样，大了还不当土匪去。如果那样，这一生就算白活了。我在权衡，我在斗争，好几天都不得安宁，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煎熬。终于，在一天下午的散步中我想通了。我把那五块钱的饭票还给了大师傅。还完饭票后，我轻松了许多，还有些许的快乐和兴奋。
我很感激这次为了五元钱的煎熬和斗争，它让我固化了安享清贫，遵纪守法的为人准则。使我在此后的几十年公务员生涯中一次次地拒绝了诱惑，守住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远离了犯罪和堕落。
2014年11月5日于渭南金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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