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只属于曹操的“绝招儿”？ | 刘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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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袁绍在面对“天子东迁”的历史机遇时，并非无动于衷，只是在北方持续战争的背景下，考虑到迎接天子建都邺城的诸多负面影响，最终选择了“和稀泥式”的决策，指令附庸曹操出兵迎接、护送天子回洛阳。
只不过，成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最终成为汉末乱世的胜利者，而“错失良机”的袁绍，自然就成为目光短浅的代表人物了。
那么，问题来了，以成果论，曹魏代汉，是在东汉王朝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国家，蜀汉的刘备、东吴的孙权，同样也建立了国家，这两家，并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举动和机会，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天子也令不了的诸侯。
也就是说，“挟天子”和汉末军阀的最高成就——裂土建国，并没有直接关联，那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势力，袁绍没有“迎奉天子”又算什么根本性的错误呢？
事实上，最早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既不是荀彧，也不是沮授，而是贾诩，他献策的对象也不是曹操，更不是袁绍，而是李傕、郭汜、张济等人，他的原话是：
奉国家以征天下。
所谓国家，在当时的世界观中，就是朝廷、天子，贾诩的计策得到了执行，长安朝廷在逼杀王允之后，彻底落入了李傕、郭汜、樊稠等人之手，汉献帝甚至被强迫到军营中居住，说起来，这个“挟天子”是完全执行了，而能不能“令诸侯”则要另说。
现实是，当时众多的割据势力之中，明确提及“挟天子以令诸侯”或是“奉天子以讨不臣”的战略方针的，总共只有三家：一家是众所周知的曹操，团队之中荀彧、毛玠都曾涉及，另一家是拒绝纳谏的袁绍，主要提议者是沮授，第三家就是李傕，提案者就是贾诩。
换个角度来看，即刘虞、陶谦、公孙瓒、张杨、刘焉、刘表、吕布等诸多旧势力，袁术、孙策、刘备等诸多新势力，根本都没把这个当决策选项，为什么？
因为雄才大略？野心勃勃？
那袁术、刘备怎么算？没有机会？那张杨这种掌握朝廷的怎么算？刘虞这种被推举当皇帝还拒绝的怎么算？
“鸡汤历史观”当然解释不了这些矛盾。
因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本质上是专属于曹操的灵丹妙药，换个人根本发挥不出作用，而所谓的“作用”，也并非是通俗说史常见的，争夺正统人心，掌握人才向背之类的说法。
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解决曹操的身份问题，或者直白地，职务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上述所有的汉末军阀，各有各的解决方案，比如袁氏兄弟自称官职，互相上表承认，之后则有朝廷的加封；公孙瓒、刘虞、陶谦等人始终职贡不绝，有汉朝的正式任命；而孙策、刘备长期作为从属、附庸，这方面要弱一些，都要等曹操的建安朝廷给予名位确认，他们仨，还真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回顾一下记载，更能理解这个结论。
入主兖州之后，具体来说，即初平四年三月之后，曹操在匡亭之战击败袁术、匈奴、黑山联军后，派出亲信，兖州从事王必出使长安，与李傕、郭汜把持的朝廷拉关系，先在河内郡被张杨阻拦，靠着董昭的劝说过境，到了长安，又险些被李傕、郭汜扣下，靠着钟繇的说项，方才完成送礼的使命。
在这个过程中，李傕、郭汜虽然是粗坯，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见《三国志·钟繇传》：
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繇说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
翻译过来就是，李傕、郭汜等人认为，关东诸侯已经想要自立天子了，现在曹操虽然派出了使者致命天子，并不是真心“忠汉”，要在朝堂议论扣留曹操的使者，拒绝他的“输诚”，即不承认他是汉臣。
钟繇劝说李傕、郭汜等人说，现在英雄并起，各自矫诏割据，也就只有曹操是心向王室的，不接纳这种好意，不利于日后安定天下。李傕、郭汜听了他的意见，给予了“答报”，相当于接受了曹操的“致命”，也就仅此而已。
这其实也反证了，之前袁绍、韩馥拥立刘虞为天子的计划，曹操绝对是参与了，至少在正统汉廷的眼中，曹操就是跟随袁绍的乱臣贼子。
所以，尽管曹操派人“致命天子”，又有董昭在河内郡向李傕、郭汜等人送礼、写信勾兑，钟繇为他美言，仍然没有从汉廷手中，取得一官半职，甚至连对他兖州刺史职务的确认都没有。
这就意味着，史书记载中的行奋武将军、领东郡太守，镇东将军、领兖州刺史、权领兖州牧，等等职务，全都是袁绍给的“地方粮票”，朝廷没有承认任何一个。
凭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后汉书·袁绍传》中收录了一则袁绍的上书，这是建安元年天子迁都许昌后，下诏书责备袁绍时，他所上的自辩状，其中原文提到：
臣时辄承制，窃比窦融，以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
意思是，在青徐黄巾肆虐之时，袁绍曾私自参照东汉初年窦融“行西河五郡大将军事”的先例，以承制授拜的权力，任命“议郎”曹操暂时代理兖州牧。
袁绍这个操作有多僭越逾制，先不谈，先看看曹操的“议郎”职务，袁绍上书中的说法，意味着，直到初平三年（192年），曹操的本官仍只是“议郎”。
这个职务是一个秩六百石的“闲职”，相当于“县处级”，是曹操在灵帝末年，卸任济南国相、转东郡太守后，乞求留在洛阳宿卫，朝廷给予的安置，方便他时常托病告归乡里读书。
待他再次入仕，已是汉灵帝建“西园八校尉”时，按照他自己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的说法，他先被：
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
而在乐资《山阳公载记》则记载：
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
由于曹操常常告病在家，虽然有“议郎”这个职务，却只是名义上皇帝的侍从、顾问官，所以，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谯县老家厮混，而“征为都尉”很可能也是他给自己脸上“贴金”，因为“骑都尉”是“比二千石”官，“都尉”是“二千石”官，比“六百石”的“议郎”大大高一个档次，后者实质上是东汉的“县令”普遍级别。
有人或许会说，那有什么要紧，“西园八校尉”肯定是“比二千石”的高官了，其实，这怕也是误会。
“西园八校尉”实则是将洛阳聚集的数万内、外兵权，由旧制下“大将军”何进的“五校”兵权，向“无上将军”汉灵帝手中“八校”的转移，并不是简单地设立“新军”，“北军五校”的职务仍在，只是被架空了，所以，“西园八校尉”仍旧是一套“出征大将军幕府”结构，曹操则是以“议郎”的本官身份，出任了“典军校尉”的出征幕府军职，这个出征幕府职务就像州牧一样，本身没有“秩级”，而要看本官定高低，理论上，“战争”结束就要交卸职务。
那么，这里面又有怎样的玄机呢？
一般的看法是，曹操参加的是“西园军”，他分统一部分兵员，西园军也随着董卓进京而消失。
不过，曹操在董卓废少帝后，才由“典军校尉”转任“骁骑校尉”，西园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存在到了中平六年，也就是公元189年。
而上军校尉，则直到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仍然存在，当时，李傕要杀司徒赵温，被李傕的堂弟李维劝止，李维担任的职务就是上军校尉，这也是当年蹇硕担任的职务。
再考虑到建安年间，还有史涣“行中军校尉”，夏侯渊拜“典军校尉”的情况，“西园八校尉”的职衔根本没有消失。
可见，“西园八校尉”的职务，只能是独立于“北军五校”之外的军府武职，类似的，还有董卓让曹操担任的“骁骑校尉”，以及厉锋校尉、折冲校尉、鹰扬校尉等等，与正常官制体系中的“校尉”，如屯骑校尉、步兵校尉、射声校尉、城门校尉等不同，军府统辖下的“校尉”，实际上是一种“临时差遣”。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谈到过，东汉制度下，只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这几个“重号将军”属于常设，而惯例有“开府”权力，也就是自行征辟幕府属官的，就只有大将军，其余各将军则需另行授予“开府”之特权，属于破格加恩。
再往下的杂号将军则并不常设，往往是有事则任命，无事则罢废。
汉末乱世来临，自然属于时时有事的状态，所以，无论是重号将军还是杂号将军，所统辖的“部”的长官，也就是“某某将军”、“某某校尉”或“军司马”，都由临时的差遣，变成了长期无法卸任的军职，主要看这位官员本人的名位高低，来决定这个差遣的名堂。
所以，董卓对曹操的安排，其实相当于将他纳入到自己的“军府”之下，直接统辖，在地位上与已经提拔为中郎将的吕布比，还差一些，只能和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人比肩，按照《后汉书·董卓传》的原话，就是：
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翻译下，就是董卓身边的亲信，并没有任命为高官，而只是担任将校，他的亲弟弟董旻任左将军，侄子董璜任中军校尉，女婿牛辅为中郎将统领李傕、郭汜等人，东中郎将董越屯驻渑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就连蔡邕，也是左中郎将职务，董卓的亲信权力布局，还真就基本在军职上。
在此背景下，曹操既不属于被拔擢出京外任的党人名士，也够不上入值“三台”的清贵华重，连吕布都不如，只能算是饱受屈辱了。
问题是，走上“讨董”道路的曹操，仍旧没有资格成为袁绍、袁术、张邈相提并论的势力，而只能辗转于张邈和袁绍之间，靠着私人感情来依附大佬，这从他和袁绍任官的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
尽管袁绍犯下了“拒命反叛”、“谋立新帝”、“私自授官”等种种叛逆行径，董卓执政时，仍任命他为渤海太守，又任命他为前将军，封邟乡侯，袁绍也是奇葩，爵位留下，前将军职位不要，继续自称“车骑将军”。
到了兴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95年，汉献帝从关中逃奔并州之际，长安朝廷任命了袁绍为“右将军”，当年十月，才任命曹操担任兖州牧。
要知道，此时已经是曹操“二夺兖州”之后，在这之前，就连吕布，躲在张杨那里，还得到了李傕、郭汜的大封诏书，任命他为颍川太守，
也就是说，截止兴平二年之前，曹操的朝廷正式官职，一直远远低于袁绍、袁术，甚至低于吕布、张杨，哪怕是担任“兖州牧”之后，作为朝廷的使者，也并没有升迁秩禄级别，仍是参照本官，也就是“议郎”，东汉时的秩级为“六百石”。
至于其他列位，按照袁绍上书中自述：
臣爵为通侯，位二千石。
通侯就是彻侯、列侯的别称，官位为二千石，而吕布和迎接天子前的张杨，都是二千石的杂号将军或太守，刘焉、刘虞更是以“中二千石”担任州牧。
从根儿上说，曹操的“议郎”是与“刺史”同阶级的官位，朝廷地位上，是要比这群诸侯低一头的，与孙坚、周喁之类的附庸势力身份相近，所以陈琳的《讨曹操檄》里，只说曹操为议郎、兖州刺史，就是强调他的位份低下。
咱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是身份社会，袁绍、袁术就算是聚集诸侯，抗拒朝命，甚至指使人把朝廷派出的使者杀掉，他们仍旧可以在长安朝廷得到将军号和封爵之赏，而曹操，哪怕派出亲信到长安广为贿赂、疏通，也捞不着官位的提升，或是朝廷对袁绍任命他的兖州刺史的认可。
直到建安元年正月，曹操对陈国、颍川、汝南的袁术残余势力，以“迎奉天子”的名义开战，又与董承秘密沟通，迎奉天子之后，才被正式拜为建德将军，当年六月，又升镇东将军，袭父亲曹嵩爵位，七月，曹操入洛阳，获得了假节钺、录尚书事的待遇，同时，领司隶校尉，打个比方就是，就是以首都市长的身份，兼了总理和总参谋长的职权。
此时，曹操才算在身份上与10年前就担任过司隶校尉的袁绍平起平坐，换句话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对曹操最大的帮助，就是在身份上，与袁绍等人拉齐，甚至反超，但是对于袁绍而言，这种帮助真的有意义吗？
答案究竟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