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龙场悟道”，到底悟出了什么？
王阳明像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中国儒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但是关于“龙场悟道”的实质，一向很少有人能讲清楚。
我今天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讲明白，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到底悟出了什么？
一 得君行道
孔子
简单来说，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结果是，实现了儒家士人的行道方式，由“得君行道”向“觉民行道”的转向。
什么叫“得君行道”？
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套政*治哲学，目标是想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所谓的修身养性，只是儒家士人自我修炼的工夫，修炼的目的和成效，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建立秩序，这也就是《大学》里面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手段，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目的。
可问题是，要建立合理的人间秩序，需要掌握权力。而儒家士人本身是没有权力的，权力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先秦是君主，秦以后是皇帝）。（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王莽，王莽可能是历史上唯一真正掌握了权力的儒生，可惜他是个书呆子。）所以，传统儒家士人的行道方式，是用自己的理论去说服君主，希望君主按照自己的理论去改善乃至于重建人间秩序。
这种方式，就叫做“得君行道”，孔子、孟子、董仲舒、王安石、朱熹都是这么干的。
但是，“得君行道”这种方式，太不可控，实现的可能极其偶然，失败率却很高。孔子、孟子、朱熹全都失败，董仲舒是“表面成功，实质失败”（用韩非的话来说，汉武帝对董仲舒是“阳用其言，而阴弃其人）。王安石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看来，王安石属于“得君而未行道”，虽然王安石取得了宋神宗的高度信任，几乎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但是因为王安石自身学术不正（理学家认为，所谓的“荆公新学”不是纯粹的儒家之道，而是掺杂了太多法家乃至于佛道两家的“杂质”），导致他浪费了跟宋神宗千载一时的大好机会，不但变法的路线错了，而且在神宗死后，变法立即被废除。
宋朝理学家对“得君行道”的成效，曾经进行过总结。
朱熹在跟陈亮的”王霸之辩”中发牢骚说：“千五百年来，周公孔子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地之间”。这等于说，从孔子死后一直到宋朝，人间秩序都是不合理的，而且孔子之后的儒家士人一直未能改变这种局面，都在做无用功。
朱熹的精神导师程颐更加“偏激”，在悼念乃兄程颢的祭文中，程颐写到“周公死而道不行，孟轲死而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政；学不传，千载无真儒。”这等于把周公死后一直到宋朝的政治秩序合理性一笔抹煞，而且把孟子以后的儒家士人集体开除了“教籍”（千载无真儒）。
程颐和朱熹虽然如此激愤，但是他们对“得君行道”这种方式，并没有产生根本怀疑，反而因为王安石变法这个“近代史”案例，更加激发了他们对“得君行道”的信心。所以他们一边羡慕王安石能够遇到宋神宗的好运气，一边严厉批判王安石“学术驳杂不纯”，幻想如果遇到宋神宗的是自己，合理的人间秩序早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程朱一生的主要精力，是致力于建立一套完善的纯粹儒家的社会改革方案，为“得君行道”做理论准备，结果就是程朱理学。
程颐和朱熹之所以能抱有“得君行道”的幻想，跟宋朝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宋朝皇帝承认自己是“与士大夫共天下”，所以宋朝士大夫的政治参与度很高，发挥空间也大。即便如此，程颐和朱熹，一个长年被流放，一个被政府打成“伪学”，差点不得善终。
二 王阳明的困境
王阳明塑像
明朝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态，跟宋朝截然不同，明朝皇帝把儒家士大夫当家奴看待，导致儒家士人的生存环境极其险恶。
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同样抱着“得君行道”的理想，但是很快就撞得头破血流。他前半生最重大的一件事，莫过于因上书弹劾刘瑾，结果被廷杖，而且被发配龙场。（据学者研究，在正德之前，接受廷杖是不需要去掉衣物的。从正德开始，“脱衣受杖”成为标准。王阳明很可能是明朝被扒下裤子接受廷杖的第一个人。）
“士可杀，不可辱”是儒家祖训，但是明朝皇帝对儒家士人偏偏要先辱后杀。廷杖和发配的经历，对王阳明来说，不仅是奇耻大辱，而且更重要的是，彻底击碎了他有生以来深信不疑的“得君行道”的理想。
儒家和佛道两家的根本区别是，儒家从理论上是不允许自己的信徒向不合理的人间秩序妥协的。用孟子的话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而佛道两家则允许其信徒向现实妥协。
王阳明作为典型的儒家士人，而且理想主义色彩浓厚，他不可能佛系躺平，放弃儒家建立合理人间秩序的根本理想，可是王阳明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前人提出的“得君行道”，根本就行不通。
怎么办？
王阳明到龙场之后，曾经为自己准备了一口石棺，整天躺进去思考：“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孔子和孟子这些圣人，如果处在这种境况，如何行道？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进行的。
三 龙场悟道的成果：觉民行道
悟道
“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就是，放弃“得君行道”路线，转向“觉民行道”。
“得君行道”的思路是，说服皇帝，利用皇帝掌握的权力，自上而下发动改革，建立合理的人间秩序。
“觉民行道”则是另一种思路：天下是由广大人民组成的，如果能够让尽可能多的人民觉悟，那么合理的人间秩序，就可以自下而上建立起来。
据记载，王阳明悟道之后发表感言说：“乃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如果把皇帝也当做一个“事物”，上面这句话可以说的更明白：我现在才明白，行道所需要的权力，我自己就有，之前寄希望于利用皇帝的权力，是错误的。
王阳明此后一再强调，不要“务外”，不要“向外求理”，都是这个意思。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
在“得君行道”的模式中，知和行，是分开成两段的。儒家士人“知”道，但是没有权力“行”道。皇帝有权力“行”道，但是不“知”道。
而在“觉民行道”的模式中，“知”和“行”是合一的。用王阳明的话说，这是一个“先觉觉后觉，先知觉后知”的过程，每一个儒家士人都可以自己去觉悟民众，不需要借助任何中间环节。
我想，王阳明直到这时候，才真正明白孔子说的“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什么意思。
当然，王阳明的龙场悟道，除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思考，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明朝中期的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已经孕育出来一个相对广阔的民间社会。这个民间社会有自身的活力和资源，并不全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而宋朝之前，社会经济发达程度有限，朝廷掌握大部分资源，因此，要有效改善社会，就绕不开朝廷。而明朝中期的民间社会，本身就掌握很多朝廷之外的资源，这就为儒家士人提供了朝廷之外的发挥空间。
所以，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再也没有向皇帝提出过任何谏言，即便有所陈奏，也主要是关于具体事务的内容。即使在嘉靖皇帝的“大礼议”事件中，王阳明也几乎没有公开发表过意见。因为他已经完全放弃了“致君尧舜上”的想法，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启蒙普通民众上了。
王阳明的徒子徒孙，也大量放弃科举功名，而深入走向民间社会，其中最典型也影响最大的，就是王艮（王心斋）及其开创的泰州学派。
所谓“龙场悟道”的实质，就是如上所述。理解了“龙场悟道”，也就了解了心学的精髓。
最后补充一句，“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这两种模式，都是孔子开创的。孔子周游列国，遍谒各国君主，这是实践“得君行道”；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这就是“觉民行道”。此孔子之所以为至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