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的建筑形式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巴洛克教堂建筑其实是在模仿天堂，你感受到了吗？

德拉·波尔塔（Giacomo della Porta） 耶稣会教堂立面 1568—1584年

与文艺复兴时期教堂线性化和平面化的立面相比，耶稣会教堂立面的建筑结构强化块面构成的体积感，柱子因此不是文艺复兴中被线板勾勒的平面，而是从墙体中凸出而营造了柱与墙的前后落差，落差又赋予立面一种前后伸缩的运动感。教堂主体与顶层的左右两侧分别被一个卷饰链接，其涡形展开的曲线又让教堂具有从下到上的动势。这种卷饰出自爱奥尼式柱的柱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圣诺维纳教堂 （Santa Maria Novella）中，转化成一种建筑结构化的静态装饰图案，又经耶稣会教堂，在巴洛克艺术中成为一种通用于建筑和装饰，富于动感的扣件。

李奥 巴提斯塔·阿尔贝提 圣诺维纳教堂的文艺复兴风格立面

耶稣会教堂的入口上方盖着一个巨大的拱形，和下方的壁柱结合为一个套在教堂主门外的拱套。教堂入口上方是一个刻着耶稣会的徽章。这种拱形取材于罗马凯旋门的拱门，与哥特式布列着使徒、圣人和末日审判之门相比，耶稣会教堂的门不再是通往天国，而是通向凯旋。教堂内部，体现这凯旋的是比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更为奢华的装饰和戏剧化的聚光照。大殿的采光取消侧堂，而是仅仅通过高墙上的窗子营造聚光而营造戏剧性效果。动势、奢华和戏剧性光照在巴洛克后期，也就是在被称为洛可可时期的建筑中发展到极致。

耶稣会教堂内部 1568—1584年 罗马 摄影 Jean-Christophe BEN

约翰 巴尔塔萨尔·诺曼 维尔茨堡宫廷教堂 1719—1744年，德国维尔茨堡

德国天主教阵营的巴伐利亚州，维尔茨堡宫廷教堂的内壁呈弧线布局，花岗岩方形壁柱和圆柱就位于弧形的交界处，仿佛是弧线运动的节点。柱体和柱体上的花岗岩纹路，可以把视线向上牵引，导向金碧辉煌的、相互缠绕交结的装饰体系，这些装饰体系中又会有一些涡形卷饰或叶饰枝条，把视线引向恢宏的穹顶壁画。壁画的中央是飞升着为马利亚加冕的上帝、基督和圣灵。金色的光芒从圣灵周围散射出，穿透云雾照耀堆叠升腾在整个穹顶的云层。云层托着先知、使徒、圣人、信徒，与圣灵、上帝、基督和玛利亚，把玛利亚加冕并合成天国。

库斯马斯 达米安·阿萨姆 埃格德 谷林· 阿萨姆 维藤堡修道院教堂 1724年 德国维藤堡

这种恢宏的穹顶画同样出现在阿萨姆的维藤堡修道院教堂中。与维尔茨堡宫廷教堂不同的是，阿萨姆在穹顶上绘制由云所撑托着的圆形神庙。使徒、圣人们的形象一层层向上堆叠成一个巨大的，神性化的光道，其尽头飞翔着光环中的三位一体。自然光线从隐藏的圆拱窗照亮穹顶，穹顶就如一个神秘通道，把向发光的，升腾的天国拉进教堂，就悬浮在处于阴影中的信徒之上。祭坛后圣乔治雕塑在特殊设计的背光的照射下，就像从天国之光中跃入尘世，击杀化身于龙的恶魔和解救信徒。整个教堂的建筑、绘画、雕塑、装饰和光照合为一体，营造的主题就标注在画中一个天使手持铭牌上：“艾克利西亚的凯旋”。

库斯马斯 达米安·阿

“艾克利西亚”这一概念在基督教神学中的意义复杂，可以象征基督教信徒团体、教堂，也可以象征基督的未婚妻或圣母马利亚，还能被理解为一种由世俗中的信徒、天国中的受救者和炼狱中的灵魂所聚合为基督的神秘躯体。其中教堂的意义所指,并非仅仅是一种砖石所砌建的物质化建筑，而是一种由信仰所灵化的建筑。这种建筑中，基督和使徒化身为基石和柱体，信徒则被理解为“活着的石头”，变成砖石，基督、使徒和信徒所建的教堂因此不是一种由物质所构建的教堂，而是一种由信仰铸造的上帝的圣殿。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基督教神学从4世纪起，就已把教堂视为世俗中的天国，也不断尝试把教堂建造成天国，但天国的成像和意义的指向在欧洲各个历史时期都不同。

哥特式教堂建筑

例如在哥特式时期，教堂用逻辑化的复杂建筑结构、彩化的光照和空间的庞大体量来体现天国的神秘、客观和对人性的包容；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从神性的包容中觉醒之后，建筑用古典希腊、罗马的对称、均衡、节制来打造一种适合人居的建筑；巴洛克时期的建筑，则用一体化的建筑结构、雕塑、绘画、聚光式光照和奢华，来呈现天国的威慑力、凯旋和凯旋的荣耀。

在维藤堡修道院教堂的穹顶画中，天使铭文中“艾克利西亚的凯旋”的意义所指，也正是“天国的凯旋”。这种凯旋所针对的，并不仅仅是混入世俗的魔道，也是天主教教廷的敌对势力，因为在特兰托会议中，就日益严重的宗教分裂，天主教已经取得共识，把自己定位为一种“战斗中的艾克利西亚”，并通过建筑来传递这种感知。

库斯马斯 达米安·阿萨姆 埃格德 谷林· 阿萨姆 维藤堡修道院教堂 1724年 德国维藤堡

正是为了体现这种感知，巴洛克教堂建筑所注重的并不是建筑内部的某一细节，而是在动势、光照和连续性装饰体系框架下，把建筑、雕塑、绘画并和为一个整体，营造一种极具动感、奢华和戏剧性的气场。这个气场所包容的，不再是中世纪与世俗重叠的，无所不能的神性，也不再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性刚刚从神性中剥离后的谨慎和对现实世界的好奇，而是一种附生于宗教的世俗权威。18世纪上半叶，就在这种权威达到鼎盛之时，又有一种新的强大力量在人类发展史中现身。它不仅仅迅速消解巴洛克时代人化的宗教权威，也在今天支配着建筑形式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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