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寒（2）
1996年年初，我应聘到深圳宝安区某镇农业公司，当时他们本来计划上金针菇工厂化项目，这个时候根本请不到有关的技术人员，所以我去了以后，也束手无策。其时草菇行情非常好，他们计划改做草菇，这个事情顺理成章。不过，之前我对草菇一无所知，因为内陆草菇根本很少生产，而且我所里负责草菇菌种生产的就是后来的专家L，跟我的工作不搭界。我在工作后这前10年，基本上是在与平菇、双孢菇、金针菇、木耳、香菇、还有竹荪打交道，虽然换过科室，但一直没有接触草菇。
我第一次看见草菇菌种，以为那根本就是坏了，和以上那些菇种的菌丝差别太大，专家L做的菌种基本上看不见菌丝，今天的草菇菌种生产如果做成那样，也就卖不出去了，不过那时候只要能出菇，还没有人计较这一步。
那几年，我们所里正在搞神马“竞争上岗”，当然是让群众争，多小的官位都是任命，所谓竞争，不过是争宠，我平常就不搞吹牛拍马，自然没有机会。而今天的所长P，当时也因为更会拍马屁的人排在前面而不爽，所以这一年我们就忽然处于半下岗状态。那时的所长闵嗣文是个政治流氓，是科技局一个科长下来的，手腕很了得，他逼着这些他不顺眼的离开，但不往死里整，采取发基本工资的办法，让你自由出去，所以被整的根本没有理由反对。
这种事情对有路子有本钱有关系的人绝对是一件好事，但对于三无者，绝对是一种威胁，因为搞惯坐着来工资的人，担心下一步连基本工资都不给，那就无异于下岗工人了。所以，我和所长P等被“竞争下岗”就各逃生路了，所长P通过同学关系去了一家东莞的酱油厂，而我刚好朋友找上来，介绍我去了深圳。
那时候深圳的情况非常令人不习惯，改革开放带来很多机会和钱，但在基层地方政府层面讲，则是无所谓的胡乱败家（可以美其名曰交学费）。首先，一切的官员水平都是懵懵懂懂，而钱基本上来自卖地和出租土地、物业（所谓工业园，就是出租厂房，因为不销售的话，房屋仅仅从造价讲，还是很便宜的，几百元的建设成本和上十元的月租金相比，简直不值一提）。钱多而且来的容易，所以投资相当盲目。农业公司并没有经营农业，但负责分配农业补贴、收取地租，虽然不像工业园那么暴利，但胜在人少地多，也不难过日子。农业公司拿到这些钱，直接装口袋是不行的，还得想办法花钱才有机会装一部分到口袋里。
走投无路的我却一下子掉进销金窟，跟着人家很是花天酒地了一阵子，以至于我在大概一个多月后回了一趟家，熟人见面不敢认我，因为爆肥，一个月长了17斤，由118斤长到135斤，朋友间开玩笑说我，比不肯长的猪都长得快。
这样的日子，虽然很轻松，但能不能成功调入深圳，却还不敢乐观，因为我在那里发现，实际上“引进人才”是有偏向的，一是关系户，二是搞建筑，三要写八股、四要弹唱舞，最后还要教师苦。对于暴富的深圳，这才是最需要的“人才”，我是五不靠，所以不多久我就知道调动没有希望。
不仅调动没希望，工作也不靠谱。开工后不久，施工的工头阿阳（其兄为香港菇商）有一次悄悄的说，这个菇场的建设成本搁到私人手里应该只要30-40万，现在没有100万不够，但据我了解，实际上最后投入为130万以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