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氏文学】《文学是美好的》 |作者：邓晓明

《文学是美好的》

作者：邓晓明

二0二一年初，江西省作家协会公布新会员名单，本人有幸名列其中。多年的夙愿，终于成为现实。在欣喜之余，我给省作协副主席曾清生老师发去微信，感谢对我的关心和厚爱。不一会儿，就收到曾老师的回信：“文学是美好的”。

我细细品味、慢慢咀嚼这短短的6个字，联想到自己走过的文学之路，这不就是我的人生真实写照吗……

我出生在江西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上，一条锦江小河蜿蜒流过，这就是江西南昌新建县石岗街。打从懂事起，就是与泥土为伴，生性顽劣，多动难静。不是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就是惹得街坊邻居上门告状，是个讨人嫌的小笨孩。

母亲是镇卫生院的妇产科医生，父亲是小学的语文老师，在镇上也算是有脸面的知识分子了。可我一年级期未考试，只刚刚及格，实在是给父母亲丢脸了。父亲一气之下，狠揍了我一顿，并让我留级重读。但我坐在教室里，心却云游四方去了。成绩依然没有多大的长进，这情形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来临。

上小学四年级时，学校突然宣布停课闹革命。十岁的我，暗暗庆幸：那多好啊！不再担心上课回答不出问题被罚站，不再担心作业完不成被点名批评了。但随着运动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熟悉的人被揪出来批.斗了。尤其是父亲也被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俯首掩面地站在大街上，接受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的批斗。工资也停发了，家里顿时陷入经济危机和恐慌之中。我开始感觉文化大革命不好玩了。不久自已也被撵出校门，流落街头了。

为了逃避红卫兵的迫害，我躲到外婆家去放牛。为了能吃饱饭，我到亲戚家帮放鸭子。为了省下买煤的钱，我到山上去捡柴火、拾牛粪。为了节约口粮，我到田地上去拾谷穗、捡红薯。为了能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我拜师学木工、习泥工。小小的年纪，初尝到世间艰难与炎凉。

1969年，父亲终于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我也重新背起书包，再次走进厚田小学，插班到五年级念书。三年的辍学流浪生活，让我懂得了学习机会的宝贵，发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像脱胎换骨似的，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废寐忘食地读书。

一天，班主任谭荣华老师宣布我为班上的学习委员。这让我和同学们都大为惊讶，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算优秀。谭老师似乎猜到了大家的心事，接着说道：“邓晓明同学的学习成绩虽然现在不是班上最好的，但他聚精会神的听讲，专心致志的思考，从他专注的眼神里，我读到了不甘落后的决心，奋勇争先的信心，这是最至关重要的，我相信自己的眼力”。我打心底里感激谭老师对我的鼓励和信任。从此后，我就像上满发条的陀螺，高速地运转着。到小学毕业时，我的成绩已在班上名列前茅了。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谭老师的知遇之恩，我永生难忘。

读高中时，要到离家30里的生米中学去上学。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每个星期只有很少的几毛钱伙食费。到了一星期的后几天，带来的咸菜吃光了，伙食费也用完了，就进入到吃白饭的状态了。有一天放学后，化学课曾庆淦老师，把我叫到他宿舍，指着一碗荤菜和一碗米饭命令道，把它们全部消灭掉。从此，每当口袋空空，每当教室停电无法自习，或是碰到不会做的难题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敲开曾老师的门，这是我心灵温馨的港湾。在曾老师的书柜里，摆放着许多的文学书籍，曾老师要求我挤出时间多看点书，这对一生都有益处。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了文学书籍，也让我终身受益。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抓科技和教育。我所在的流湖公社，决定选拔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我有幸被选上，并任命为流湖中心小学副校长。当公社文教组刘兴仁组长亲自送我去报到上任时，我似乎感觉到，文学离我更近了。

这年冬天，传来国家改革高考制度，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彻底摈弃组织批准、我这个富农分子的孙子，反革命分子的儿子，社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隐约地看到了希望在向我招手。在紧张的教学之余，我挤出时间复习功课，报名参加考试。第一场考试是语文，作文题目是“记我的老师”。我以苏联电影"山村女教师"的故事为蓝本，女老师李敦妹为原型，把谭荣华、曾庆淦等我熟悉的老师们，对我的好全部融汇在一起，写起来特别的得心应手，真有点下笔如有神的感觉。虽然后来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抄写到考卷上去，但改卷老师还是给了我一个很高的分数，文学成就了我的求学梦想。

进到南京气象学院，全新的优美环境，快节奏的学习生活，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让我仿佛进入桃花源一般。有一天，偶然在学校宣传栏看到一则通知，为庆祝建校25周年，开展征文评选活动。不知怎么触动到我的哪根神经，回到宿舍，迫不及待地拿起笔来，一气呵成地写就散文诗《南气院，愿您青春永驻！》，居然被选中了，并刊登在《南气青年》杂志上。不久，我被任命为南气院学生通讯社负责人兼《南气青年》主编。从此以后，白天上课，脑子里装满高等数学微积分、天气预报方程式、动力气象模型等理科知识。晚上，则四处联络文学青年，收集稿件，编辑付印，直至夜深人静。这期间，自己还见缝插针，创作了不少散文和诗歌，在南京气象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不知疲倦，通宵达旦是常事，完全是一个文学青年的亢奋与执着。

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庐山气象台工作。当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我迫不及待下山，到邮局订阅了《十月》《收获》《萌芽》等杂志，又跑到新华书店，购买自己心仪已久的文学书籍，直到口袋里空空如也，回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后来组建家庭，有了下一代，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微薄的工资收入，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去买书订杂志了。为了满足读书的嗜好，尝试着到图书馆去借书看，但往往跟不上文学发展的步伐，掌握不到文学发展的最新方向。后来只好采取到书摊上买书看，但往往因多为盗版，错字连篇倒味口，影响阅读情趣。不管再忙，睡觉前总要看一会儿书，才能入梦。因公出差，最不能忘带的东西，必定是文学书籍。遇到什么难忘的事，自己总是第一时间，把它记录下来。这个习惯，让我收益非浅。

1987年夏天，回到老家与妻儿团聚的我，突然接到九江市气象局的加急电报：速到九江报到。当我乘汽车、坐火车，赶到李帮杰局长办公室，被告知到修水县气象站去采访，撰写先进事迹材料。之后的半个月里，我白天召开座谈会，与干部职工促膝长谈，走访服务单位和有关人员。晚上睡在测报值班室里，整理素材，撰写稿件。山里的夏天，蚊子特别的厉害，我被咬得全身红肿，一抓就发炎化脓流水，又痒又痛。

当我把修水县气象站和徐传华站长的先进事迹材料交给李局长，以为可以打道回府了。那知道他压根不看我写的材料，而是要我像小学生一般，大声诵读给他听。并说，你觉得哪里不通顺，就从那里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之后的日子里，早晨一上班，我就把修改好的稿子，念给李局长听，再回到招待所修改，循环往复，直到有一天，李局长说：可以了，你回去吧。这次写材料的经历，不曾想成为了我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1989年初，国家气象局创办《中国气象报》，要求各省气象局成立记者站，并要配备专职人员，从事宣传报道工作。我就是凭着撰写的修水县气象站和徐传华站长这两个材料，双双获得国家气象局的表彰奖励的业绩，在全省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县气象站直接调入省气象局。从而结束了八年夫妻分居两地的愁苦生活，文学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

2010年，我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忙碌惯了我，突然轻闲下来，一时不知道如何去打发时间。有一天，闻讯老领导李帮杰因病去世的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很想写点东西，以示纪念。可提起笔来，很多字词都记不起来了，怎么写都言不达意。才发现当年的文学青年，已经变成了反应迟钝的糟老头了。正当我懊恼不已的时候，脑海产生了一个想法，重拾旧好，与文学为伴，丰富晚年的生活。经过一番努力，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的第一篇散文"君子之交淡如水"，在《中国气象报》上发表了。捧着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自己的习作终于变成铅字，心里甜滋滋的，别提多高兴了，我似乎又找到了文学梦的感觉了。继后，我先后在《中国气象报》等省部级以上报纸杂志上发表散文、随笔30余篇。

进入花甲年轮，本该颐养天年的我，被单位返聘主编《江西省气象志》，虽然为伊消得人憔悴，但衣带渐宽终不悔。在繁重的伏案工作之余，开始关注氏族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发起成立了江西省邓氏文化研究院。随着邓氏谱牒、邓氏文史研究的不断拓展，我对当代伟人邓小平的思想品格的形成，与邓氏文化历史的天然联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组建了江西邓小平文化研究会。设想从邓小平的性格、品格和人格特征为切入点，潜心研究、并丰富邓氏文化的内涵，形成与世俱进的，更加全面、更加科学的邓氏文化。

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除了一腔热血，满腔热情外，文学水平还停留在业余爱好的层次，研究工作陷入瓶颈期。思考再三，决定拜师求学。庚子鼠年冬日，我迈进了江西文学的殿堂一省作家协会，受到曾清生老师的热情接见，对我的请求，给予了积极的回应。鉴于我对江西文学界的情况知之甚少，主动帮助我，联系寻找常务理事，为我的申请当推荐人。我们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由于文学的关系，曾老师一见如故，倾力相助，让我十分感动，也心怀感激。

回顾自己六十多年的人生路，让我领悟到：文学确实是美好的。此时脑海里突然迸出几句打油诗来：

乡村求学乃顽童，可笑痴迷文学梦。
文革少年牛鸭伴，几年愁苦腹中空。
东山再起邓先圣，重启考壇余幸中。
薪薄借光解心渴，秃椽拙作夕阳红。

（注：邓先圣为邓小平的学名）

二O二一年二月十六日于南昌

【作者简介：】
邓晓明，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气象志》主编，江西省邓氏文化研究院院长，江西邓小平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