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细思恐极的事件？
说起这类乍一看不足为奇，细一想就直冒冷汗的“细思恐极事件”，首先值得说说的，就是“明末首辅陈演的家产”。
凡是了解明末亡国活剧的朋友，都对这位“陈演首辅”不陌生。作为崇祯皇帝上吊前的不二宠臣，陈演常年擅长逢迎拍马，多次把崇祯帝哄得舒舒服服，还顺利打造了自己的“清官”人设。待到崇祯帝上吊后，他又上演了滑稽一幕：起初想跑，却因家产太多来不及拉走，干脆掏了四万两白银行贿农民军，却一下撞刀口上，被农民军明火执仗抄了家，埋家里地窖中的银子全给起了出来，最后又被李自成拉出来砍头，算是活活“作死”。
但透过陈演这“作死”的全过程，有个景象却叫人倒吸一口冷气：他哪来这么多钱。
要知道，明朝常被“当代专家”吐槽的一大毛病，就是“官员工资低”，以明朝的工资标准，单是陈演起初行贿农民军的四万两白银，他只靠“死工资”不吃不喝攒一辈子也攒不出来。更何况，明末给后人的主要印象就是“穷”，特别是崇祯在位的十七年，灾荒席卷大江南北，国库空空如也。且不说的饿殍遍野西北地区，大臣刘宗周路过传说中富庶的江浙大地时，就亲眼看到当地“民穷至今日甚”，场面惨不忍睹。
更不用说理论上“富有四海”的崇祯帝朱由检，上吊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皇宫里仅剩的二十万两白银，也被小太监们闹哄哄分光。可以说，就是活活穷死的。
但陈演这巨量的财富，放在“穷死”的晚明，也是丝毫不奇怪。动乱四起的晚明，同样也是古代中国一段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期。发达的商品经济，带来了大量白银涌入。以当代许多学者估算，明朝最后四十年里，仅从日本一地，就有两亿两白银涌入中国。这还只能算“小头”。从美洲等地涌入中国的白银，数额更为巨大。甚至有西方学者调侃说“中国皇帝能够用从秘鲁运来的银条建一座宫殿”。说崇祯活活穷死？他们肯定不信！
可这巨量的财富，其实和大部分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却被包括陈演在内的官僚、士绅、勋贵、太监等权力阶层敲金分肥。于是困难的明末，就形成两个极端，一边是饿到吃观音土的百姓，一边是财富成山的“精英”。早在崇祯年间时，官员曾应遴就叹息“今之绅富皆衣租食税，安座而吸百姓之髓者”。武生员李璡更揭露说，不说别人，就说那些以“安贫乐道”示人的“清流”，也是“大者家产千百万，中者百十万。”
甚至就是在刘宗周眼中，老百姓已到“民穷至今日甚”的江南地区，明末时却有着“江南多富家”的另一面：秦淮河上灯火通明，“东林复社精英”们往来其间，沿河的妓院“家家夫婿是东林”。当地的各大名门，如苏州的钱家“每年收租九十七万”。还有吴兴的董家、嘉兴的项家等“名门”，家产都在百万两以上。他们的住宅“拟于宫殿”，日常“收健壮为奴”“喜斗杀”“收债急于纳税”，垄断了大量财富。
而陈演的那点钱，放在这群“特权阶层”里，其实也就是个正常水平。但这么一大群垄断财富的“有钱人”，却对晚明的国难置若罔闻，就只捂着自己的钱不撒手。结果就是：李自成占领西安后，就从西安一地拿走“不下千百万”的财富。占领北京后，又一口气抄走了七千万两白银。要知道，当年金人占领北宋都城汴京后，把全汴京城翻箱倒柜，才搜刮了四百万两白银。换李自成这边，包括陈演在内的“有钱人”，全给他大补血了。
而喜提“大补血”的，当然不止李自成，比如后来清军南下，曾在明朝崇祯年间官至两广总督的丁魁楚，先对南明抗清武装一毛不拔，然后把自家二百五十多万两白银装了三十艘大船，带着全家颠颠跑去投靠清军。没想到清军笑嘻嘻收了钱后，一抹脸就把丁家全家五花大绑，当着丁魁楚的面杀了个精光，然后再把丁魁楚脑袋砍下。这“补血”，命都补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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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山河变色的岁月里，多少只知敛财却毫不负责地“有钱人”，就这样扮演了“补血”的角色，也见证了“社会财富分配失衡”的深深教训。
而与这类似“细思恐极”的典故，则是清朝道光年间，一桩看上去“不太大”的案件：“邱姓百姓蒙冤案”。
这个案子本身，其实真不复杂：广东省一个萧姓犯人，因为房价争执杀死了两名邱姓百姓。可如此事实清楚的案件，接下来竟进入到了冗长的诉讼过程里：从嘉庆二十二年到道光十四年，这十七年里府、道、布政司、按察司、巡抚、总督等各级衙门，对案件进行了前后一百七十七次审理，竟迟迟拿不出个结果。以至于凶犯长期逍遥法外……
如此雷景象，电影都不敢这么编，却是发生在那时大清朝的日常：虽然我们常说“清政府腐败无能”，但比起“腐败”来，清政府的“无能”也十分触目惊心：单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各级衙门重叠庞杂，一级级办事效率极低，简单一桩案子，拖个旷日持久是常事。比如道光十三年的四川“梁贵案”，明明嘉庆三年就已审理清楚确认无罪，随后却被关押三十五年，直到道光十三年才获释……
类似景象，在那时的大清朝，其实屡见不鲜：比如在嘉庆年间，福建巡抚衙门某一年未办的积案，竟然就有三千多件。嘉庆十三年浙江按察司一年的积案，竟然就有六千零八起。甚至因为案件拖延而受到牵连的人证旁证，仅在《清实录》里，竟就有五万多人。至于“绞斩错判之案”，即错杀的无辜，那更是“各省屡有”——想要大清官员办点正事，认真抽出时间做事，真是难！
为何这么难？除了清王朝深入骨髓的腐败外，更因病入膏肓的“懒风”。早在乾隆年间时，“一级级骗”就成了清朝官场的“时尚”。以大臣洪亮吉的话说“州县以蒙道府，道府以蒙督抚，督抚以蒙皇上”。既然可以“蒙”，当然也就可以磨洋工。
比如同样是道光年间，在著名的“林则徐禁烟”前，道光皇帝也曾重拳出击，在全国范围内查禁鸦片，结果各省的“封疆大吏”都是如何回应呢？在当时鸦片“种植林立”的河南，河南巡抚就言之凿凿，说当地“民风淳朴，并无种卖”。广西巡抚也是大言不惭，明明治下烟馆林立，却敢说“无种烟熬烟贩卖之事”。这么大的事儿，都敢海吹。
如此一幕，也正如道光皇帝的叹息：唯一诈字，是臣工之护身符——在大清当好官，就得会糊弄。
既然道光皇帝都没辙，大清的官员，自然是撒欢了糊弄。关乎老百姓一辈子的案子，拖个几年几十年都是常事，只要自家官位稳当，又哪管百姓死活？于是“无能”的清王朝，哪怕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其行动的低效也令人发指，终于以耻辱的战败，揭开了落后挨打的近代史序幕。
说起晚清的落后，比起那至今被津津乐道的“腐败”“闭关锁国”来，“懒政误国”的教训，单是看史料里的几笔冰冷记录，以及记录背后的民生苦难，就有多少细思极恐，以及“恐”后的警钟长鸣。
参考资料：《崇祯亡国史》《明末农民战争史》《明朝真史》《清朝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