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书籍的去向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11年冬随罗振玉流亡日本，1916年初回国， 1925年以后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年仅五十。一生著述甚多，先后涉及词学、曲学、史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等多个领域，均卓有建树。
戏曲研究，只是王国维在1907～1913年间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的主要部分。期间编著有《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曲调源流表》一卷（佚）、《录鬼簿校注》、《古剧脚色考》一卷、《宋元戏曲史》等。这些著述为中国戏曲史这门学科的奠定了基础。
王国维主要以实证方式研究戏曲，故首重文献。他居风气之先，收罗了大量的曲籍，而且手自抄录批校，故《宋元戏曲史》序文称：“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但王国维去世时，平生所集词曲善本多不存于家，且下落不甚明了。
王国维的助手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1928）中说：“先生手校书之存沪上者，尚有数十种。其校书年月，与其他行事之未详者，当续行补入，以俟写定。”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1928）一文中则说：“先生于词曲各书，亦多有校勘。如《元曲选》，则校以《雍熙乐府》，《乐章集》则校以宋椠。因原书早归上虞罗氏，今多不知流归何氏，未见原书，故未收入，至为憾也。”
也就是说，王国维手校的词曲书籍中，“有数十种”“早归上虞罗氏”，后则“不知流归何氏”，下落不明。
那么，王国维旧藏的词曲书籍为什么会归于上虞罗氏的呢？
王国维《丙辰（1916）日记》，在离开日本归国的前一天，即正月初二日，记云：
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馀。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客中书籍无多，而大云书库之书，殆与取诸宫中无异，若至沪后则借书綦难。海上藏书推王雪澄方伯为巨擘，然方伯笃老，凡取携书籍皆躬为之，是讵可以屡烦耶。此次临行购得《太平御览》、《戴氏遗书》残本，复从韫公（罗振玉）乞得复本书若干部，而以词曲书赠韫公。盖近日不为此学已数年矣。
据此可知，1916年旧历正月，王国维离开京都赴上海任职之时，罗振玉择其“大云书库”藏书中的复本相赠，王国维则以所藏“词曲书”作为回馈。故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在得到罗氏赠书的同时，王国维“亦以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盖兼以答此数年之厚惠”。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也说：“公先予三年返国，予割藏书十之一赠之。”罗氏大云书库藏书号称五十万卷，则所赠达五万卷之多。赠书一事，罗氏后人也每有提及，以表明罗氏对王国维的恩惠，只是王国维同时“以词曲书赠韫公”一语，则不甚受人注意。
王国维在京都前后五年（公元1911年11月-1916年3月）。在公历1912年底、1913年初，他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的撰述，此后转向史地及古文字研究，而未再涉及戏曲研究。在京都时，王国维可以方便地利用大云书库及京都大学藏书，其文史研究，进展神速。后因生计问题，不得不先行回国，任职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当时所担心的是在上海时资料利用不便，所以“从韫公乞得复本书若干部”。罗振玉慨然将其藏书中的复本相赠，但以王国维的性格，自不肯完全无偿接受，故亦思有以报之。由于王国维本人已经无意继续从事词曲研究，而书籍本身有其价值，所以将所藏“词曲书”送给了罗振玉，以作为回馈。虽然在总册数上以罗氏所赠为多，但罗氏所赠者，均为“复本”；王国维回赠者，虽不过区区“数十种”，却都是“善本”。当然，在1916年，王国维已经完全放弃了词曲研究，因而将“多馀”之书，以作回赠，也是合适的。两人谊属知交，原不会有过多的计较。
这里，王国维自记是“以词曲书赠韫公”，赵万里则称“以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两人所说的是同一事实。只是王国维说得极为平淡，这符合其性格行事；而赵万里则特别点出是“善本”，意在表明王国维所回赠的亦非寻常之物。
所以王国维旧藏词曲归于上虞罗氏，正反应了罗王两人的深厚交谊。
王国维回赠的这些词曲书籍，由罗振玉的四弟罗振常收存。
罗振常（1875-1942），字子敬。他在罗氏家族中，擅长经营。而古董字画及书籍的买卖，原是罗氏家族共同的生意。罗振玉本人学术与书籍出版兼顾，具体的经营与销售，主要是通过罗振常。罗家在上海汉口路开设有书店“蟫隐庐”，即由罗振常打理。罗振常长王国维两岁，也曾在东文学社学习日文。故两人实为同学，交往密切。王国维曾以《词录》手稿，交付罗振常。王国维在1916年归国居于上海时，经常出入于蟫隐庐看书购书，或访罗振常，以作“闲谈”，如《丙辰日记》记正月初八日“出至蟫隐庐书铺”；初九日“坐电车至三马路蟫隐庐，与敬公（罗振常）闲谈至晚十时归”；十二日“午后出至蟫隐庐”；十四日“至蟫隐庐”；十八日“午后二时出，过蟫隐”，亦可见两人的交谊。
1916年之后，王国维旧藏的这些词曲书籍，已经属于罗家的私产，保存于上海罗家。但到1928年初，在王国维去世一年后，罗家所存的王国维手校书籍，也“多不知流归何氏”了。
何以如此？原因是1927年的夏天，罗振常将王国维所赠的这批书籍标价出售了。
这批书籍的出售，与王国维的突然去世有关。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作遗书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遂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一时学界震动。其后事及遗孀子女的生计，也大令师友关心。
在这一背景下，罗振常开始整理从王国维处得到的这批词曲书，为之撰写识语，或加浮签，公开出售。据笔者考知，大部分已经流往东瀛，为日本学者与学术机构购藏。
地处京都的大谷大学，收藏有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厢记》一种，上有“王国维”印，其第四册有内藤湖南识语：“丁卯六月，王忠悫公自沉殉节，沪上蟫隐主人售其旧藏以充恤孤之资。予因购获此书，永为纪念。九月由沪上到。炳卿。”
据此识语，我们可以知道，罗振常曾将王国维所赠的书籍公开出售，并号称“以充恤孤之资”。但罗振常显然只向读者说明这些书籍是王国维的旧藏，而没有解释这些书籍此刻在产权上是属于罗家的，可能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而且要作说明，也颇不易说清楚，故省略了。
王国维的旧藏书籍，居然由罗氏出售，如果不了解前文赠书之由，显然易生误解。
其次，罗振常虽然在售书时表示会将出售所得，用来抚恤王氏亲属，但观王国维子女的回忆文字，完全没有收到此类款项的记述，所以这些款项的去向，也值得一议。
罗振玉与王国维谊兼师友，且为姻亲。王国维去世前一年，长子潜明病故，其媳为罗振玉三女孝纯，因与婆母有隙，竟归罗家。在处理后事过程中，罗振玉护女心切，王国维则因丧子之痛，心绪亦未佳，两人在协商中出现未谐之音，遂使三十年师友，反目绝交。一年后，王国维竟赴水而死，罗振玉深表愧悔，亦思有以弥补。据其《集蓼编》所述：“予即醵金恤其孤嫠，复以一岁之力，订其遗著之未刊及属草未竟者，编为《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由公同学为集资印行。”可知确有“醵金恤其孤嫠”的举措。但在当时，王国维的家人似乎并没有收到这种救恤款，故未见其遗孀与子女提及。所以罗家所做的事情，大约是把筹得的费用，用作出版王国维遗著的开支，而以版税归其家属。也就是说，罗振常出售王国维旧藏词曲书之所得，可能主要花费在王国维遗书的出版费用上了。
王国维旧藏的这些词曲书籍，此时实是罗家的私产。但罗振常公开出售时，号称“充恤孤之资”，在日本的王国维知交与后学，因敬重静安之学术，并重其交谊，遂多越洋认购，以作纪念。据笔者所见，有王国维的旧雨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学生神田喜一郎，京都大学后学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戏曲研究者久保天随，以及京都大学、东洋文库等公私机构。于今检视，均属孤本或稀见之本。故赵万里说“以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属于事实。这是近代以来从中国学者手中流徙日本的最重要的一批戏曲文献。
王国维赠予罗氏的“数十种”“词曲诸善本”，现在虽然已经难以知晓其全体面目，但通过现存日本之王国维词曲旧藏，尚可考见其大概。
兹举笔者在日本各图书馆所见钤有“王国维”印者，并参酌近人著录，胪列如下：
宣德原刊本《周宪王乐府三种》三册、明文林阁刊《绣像传奇十种》二十四册。此两种今藏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据该馆的图书入库纪录簿，三书于 1927年12月15日入藏，注明系直接从上海蟫隐庐购入。
清代精钞本《西堂曲腋》四册，铃木虎雄购藏，于1956年3月归京都大学文学部。
明广庆堂刊《折桂记》二册，吉川幸次郎购藏，后归京大文学部。
明继志斋刊《重校窃符记》二册、明万历刊《玉茗堂重校音释昙花记》二册，此两种系神田喜一郎购藏，今归大谷大学。
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厢记》四册，内藤湖南购藏，有识语见前文所引；后赠予学生神田喜一郎，今亦归大谷大学。
明继志斋刊《重校紫钗记》四册、唐振吾刊《镌新编出像南柯梦记》四册，久保天随购藏，后经神田喜一郎，亦归大谷大学。
万历刊《词林白雪》六册，仓石武四郎购藏，今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从上述情况看，学者个人所购藏者，多为单种，册数不多，单价相对较低，也可知确为购作纪念而已。
而最集中的一批，达二十五种，1928年7月，经日本的文求堂书店，由东洋文库收购，这一批书籍，当时铅印有一份书目，青木正儿将所得这一书目，连同王国维遗像、遗书、报道王国维死讯的报纸，一并重装于王国维在1912年手赠给他的《曲录》内。此目录题作“海宁王静庵国维手抄手校词曲书目”，一叶，铅字排印，内録有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共二十五部，二百四十册。此份书目恐即是罗振常印制的求售目録。据此，罗振常当是将王国维所赠书籍，分批出售的。
东洋文库所藏，有二十种为词籍，另含戏曲相关书籍五种：
《元曲选》一百册，明万历刊本，王国维句断、校录，并附识语；
“明剧七种”六册，有两种为王国维影钞，并有题识；
《录鬼簿》二卷，王国维手校本，有跋；
《曲品》三卷附《新传奇品》一卷一册，王国维手抄并跋；
《雍熙乐府》二十册，明嘉靖十九年序刊本，有王国维识语。
以上藏本，大多有罗振常识语或浮签，如“明剧七种”之《新编吕洞宾花月神仙会》卷末记：“此种乃忠悫手自影写，丁卯（1927）仲夏，上虞罗振常誌。”并有“罗振常读书记”印。这类批跋，主要是说明属于王国维的手泽，用来表明其价值。当是1927年夏日，这批书籍待沽之时所为。
也有原本有欠完备，而加以补钞者。如王国维手校本《录鬼簿》，罗振常跋：“丁卯（1927）孟夏，以大云书库藏旧抄尤贞起本校一过，知艺风虽以影钞尤本寄示，观堂未及校也。罗振常记（“振常手校”印）。”“尤本有序，为此本所无，别录之。”观东洋文文库所藏此本，首页序文笔迹不同，实系罗氏据王国维旧藏之尤贞起本影钞本补录。
王国维的旧雨、后学所购，多是单种曲籍，且无批校，其价格当不是很贵，个人财力能够承受，故纯属购作纪念。而二十五种词曲书籍，主要为钞本，多有批校及跋文，或施有标点，数量庞大，其价钱当是不菲，故须是东洋文库才有这样的财力来作购买。
东洋文库收购的这批书籍，在1977年榎一雄撰《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文，首次作披露，1990年被译介到中国（见《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三辑），为中国学者所知。但有学者怀疑这当中某些书籍并非王国维所藏，亦非王国维手抄，而是罗振常的伪题，因为“真假混杂以卖大价钱历来是古董商、书商的惯技”。其依据是曾问询周子美（延年），周氏说，王国维卒后，儿子不攻文史，继配夫人不甚识字，王家有些书交罗振常蟫隐庐出售，而罗振常曾将不是王国维的藏书也盖上王国维的印记（见周一平《〈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读后》）。当是时人不知王国维旧藏“数十种”善本已赠送给罗家，仅见罗氏售书，加以对罗振玉的人品有所怀疑，遂以为罗氏所售之称出于王氏旧藏者，属于伪托。此类揣测，实不足为凭。
笔者还可以举出相反的例证。如前所举铃木虎雄旧藏本《西堂曲腋六种》，笔者在京都大学检阅原书时，并未发现钤有王国维藏章，故最初并不把这种精钞本作为王国维旧藏。后见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附录列有《西堂曲腋六种》一种，其“备考”内注：“王国维氏旧藏有钞本，今归吾师铃木虎雄先生所有。”因知出自静安旧藏。若今人的怀疑属实，则此种《西堂曲腋》也应当钤有“王国维”印；今此种并没有王国维的印记，但仍然作为王国维旧藏出售，说明罗振常并没有作伪。同时，现今所知，罗振常出售王氏旧藏词曲，集中在1927年夏至1928年夏之间，此外并无售书记载，既然这段时间所售者也没有借“王国维”印以求溢价，此后就更不可能。而且王国维的私章也不可能归罗氏。因此，罗振常出售已归罗家的王氏旧藏，原是一桩善举，后人反以此责难罗氏，实有违于事实，故为之辩解如上。
王国维旧藏的这些书籍，也有一小部分为国内藏书家购藏。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发现周越然言言斋旧藏书中，有四种戏曲，有“王国维”印章：
新刻出像音注姜诗跃鲤记四卷，金陵富春堂刻本，四册
新刻出像音注唐朝张巡许远双忠记二卷，金陵富春堂刻本，二册
新刻出像音注增补刘智远白兔记二卷，金陵富春堂刻本，二册
财星照二卷，稿本，写样待刻，二册
这四种，当是周氏在1927年从罗振常处购入者。
但归于罗家的王国维旧藏书籍，亦并未全部出售。据近人所记及笔者所见，应还有以下数种：
清曹楝亭刻本《录鬼簿》
内有王国维校语及识语，一云：“宣统二年八月，复影钞得江阴缪氏藏国初尤贞起手钞本，知此本即从尤钞出，而易其行款，殊非佳刻。若尤钞与明季钞本，则各有佳处，不能相掩也。冬十一月，病眼无聊，记此。”后来罗振玉辑《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四集，即据此本排印，题作《录鬼簿校注》。此书今藏于辽宁省图书馆，有“罗邨旧农”、“继祖之印”、“东北图书馆所藏善本”等印，可知此书当年罗氏未曾出售，而是由罗振玉之孙罗继祖传藏，直到1950年代，时居东北的罗继祖迫于生计，才售予东北图书馆，今归辽宁图书馆古籍部。或有论者质疑罗氏整理的《录鬼簿校注》底本选择不善，我请学生张禹将此本与东洋文库藏本作了比较。因知王国维在1908-1910年间，得到多个版本的《录鬼簿》，1910年2月，以亲笔过录的明钞本为底本，校以楝亭刻本；随后又以楝亭刻本为底本，校以明钞本，“校勘既竟，并以《太和正音谱》、《元曲选》覆校一过，居然善本矣。”但王国维本人并没有作《录鬼簿校注》的打算，以上工作只是其戏曲研究的需要，所以分别以两个不同系统的版本为底本，以作出比较，并将比勘的内容，批校于书上而已。比较而言，楝亭本刊印时经过精校，所需校改的字少，罗振玉取以为排印本的底本，是妥当的做法。
影钞尤贞起钞本《录鬼簿》
内有罗振常识语：“此本王观堂以五十金得之董绶经。观堂有《录鬼簿》校本，刊之《观堂遗书》中，所据以校订者有数本，此为其一。罗振常记。”并有“罗振常读书记”印。有浮签，书“录鬼簿一本”，下有罗振常题识：“此签观堂所书。”书内有“王国维”印。罗振常撰此识语，最初目的当是为了出售。此书曾入《蟫隐庐旧本书目》，今归国家图书馆。
《盛明杂剧》
狩野直喜在1910年秋在北京拜见王国维，对王国维拥有《盛明杂剧》等曲籍甚是羡慕。王国维自谓“己酉冬日，得此书之于厂肆”（《盛明杂剧初集》跋）。己酉为1909年。今不详归于何处。1918年董康诵芬室据王国维旧藏本覆刻，董康自记：“《盛明杂剧》为明沈林宗辑，曩曾假王静庵藏本影刻于宣南。”不过从时间上看，董康应是从罗振常手中借得此本，可能罗氏干脆将此书转让给了诵芬室。
笔者撰成此文后，得阅新出版的《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广东教育出版联合出版，2010），其第二十卷收录国家图书馆藏稿本《静庵藏书目》，末所列为戏曲。本文已举、并见于此目者有：录鬼簿手钞本一册，曲品手抄本一册，元曲选一百种一百册，雍熙乐府嘉靖楚藩刻本廿册，西厢记（当即内藤氏藏本），玉茗堂刻昙花记二本，西堂曲腋钞本四本。今未知下落者有：传奇汇考精钞本十册，六十种曲一百廿册，北宫词纪四册，南宫词纪四册，南北九宫大成殿本五十册，南词定律殿本八册，北词广正谱八册，啸余谱十册，纳书楹曲谱廿二册，长生殿，牡丹亭，帝女花，董西厢，琵琶记，明刻牡丹亭。此种《静庵藏书目》未注编纂时间，但既然有七种后归罗氏的戏曲相关书籍已经见于此书，可知其编纂的下限在1911年10月赴京都之前。又王国维藏有《盛明杂剧》，而未见于此目，《盛明杂剧》购买于1909年冬，故此书目在1909年冬之前就已经编定。又《雍熙乐府》跋称“光绪戊申冬日，得于京师”，钞本《录鬼簿》手录后作跋所署时间为“光绪戊申冬十月”，而《曲品》跋称“宣统改元春王正月，国维识”，而此三书已经收录于此书目，故可推定此书目编定于1909年夏秋之际。
顺带说一下，新编《王国维全集》第二册收录有《罗振玉藏书目录》，所据为日本钞本，原未题撰者，编校者因其大半承袭《大云精舍藏书目录》，且1913年王国维提及替罗氏整理书库目录，以为此书目亦出于王国维之手，故予收录。今观此目中已经收录了王国维原藏的词曲书籍，可知其编定必在1916年之后，且非成于王国维之手，故不当作为王氏著作收录。
笔者尝在异国摩挲王国维的手迹，见其以谨严的楷书抄写的剧本、曲目，二色三色的批校，以及因续有所得而增至再三的题识，遥想百年前静安先生独自致力于戏曲研究的情状，体会“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所包蕴的言外之意，仰望“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可视为手段而后可”的高远境界，感慨系之。因作此小文，略述王国维旧藏词曲“诸善本”的归属，以表纪念。（黄仕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