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举制度的积极意义

论科举制度的积极意义

科举制度发端于西汉察举制，经过曹魏九品中正制，至隋炀帝杨广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中国进行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考试。从官员举荐（举孝廉）到名额固化（九品中正制）再到考试选拔，历时800年。

科举制度积极意义在于孕育了均衡统一的汉民族文化内核，构建形成了士大夫治国新模式，塑造了社会稳定基石--士绅阶层。

在科举制之前，中国民间学风虽然浓厚，但更多集中在有恒产者家庭。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官方儒家正统地位正式确立，但并没有深入到普通大众之中。一则平民家庭没有供养读书人能力，二则书读得再多平民子弟也基本上没有出头之日。汉代想被举孝廉要在二十万人中脱颖而出，还要有地方主要官员亲自向朝廷举荐，这两条框框一框，中产及中产以下家庭基本上就被排除了。百十年甚至数百年一个地方的孝廉绝大部分出自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这些家族就变成了“士族”，袁绍袁术兄弟所在的袁家便是“四世三公”，荣耀一时的“士族”。到魏文帝曹丕时，以诏令形式确认了这些垄断官场的“士族”，为他们排名号定位置，"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成为了此后中国300年的政治常态，直到武则天时期才被打破。

科举制度实施后，所有的读书人都有了进身之阶。考试内容由官方指定，以儒家学术思想为主，为国家选才，打通了阶层之间的流通渠道。儒家学说第一次被全体国人重视，深入到了中华大地角角落落。有条件读书的孩子被送进学堂，汉民族文化内核扎下根，发出芽，长成参天大树。由于考试内容统一，教材便统一，教材统一，思想内核便大同小异，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区别于非中国人，便发端于此。

科举考试为朝廷输送了一大批具有卓越才识的治国人才，士大夫阶层迅速成长，文官政府治国新模式在中国出现。皇室与军事贵族天下演变为皇帝与文人士大夫天下，至宋朝达到顶峰，伊川二程中的程颢便是科举进士。同时，军人干政局面被大大缓解。近些年实施的公务人员考试招录制度便是对科举制度的继承与发展，1978年恢复的高考制度也是科举制度的另一个缩影。

随着读书人的增多，在朝的官、居野的宦和士子、商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领导阶层--士绅，县以下基层治理由他们掌控，时髦说法就是县以下乡村自治。士绅在，乡村不乱，民风淳正。士绅消失，则乡村无道德引领力量，无自我纠错能力，无公共事务性产品提供，一切仰仗于官府。官府清明高效，乡村还可维持，一旦官府陷入中期综合症，则乡村必道德沦丧，乱象丛生，一如现在。

2018年2月27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