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老子》明太祖注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人心淳朴，世道也就淳朴，看来这是一个规律。人们也希望世道淳朴，不欢迎世道凋弊。但最好是社会物质财富丰富，再加上世道淳朴，没有种种因财富丰富而产生的罪恶。但实际情况是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圣人救世的方法，只能去除智慧，以防诈伪。诈伪诚然是一种智慧，但不是智慧的全部，因诈伪而去智慧，实在是因噎废食。若将智慧完全去掉，则人类社会无法发展，永远停留在原始社会状态，虽然也有相当的淳朴，但那并不符合人民的心愿。所以如何救世，还要仔细思考。

明太祖注：此仁义、智慧、大伪、孝子、忠臣，吾观老子云妙哉云何？盖此等忠臣、孝子、智慧者，始自成汤，及周父子时以及秦汉，至今迭出，此等犹甚不多，故老子所言无他，必欲有大道耳。

仁义道德，都是对人类思想行为进行约束的规范，它们只所以出现，是因为人类的思想行为确有不得不加以约束的地方。而人类之所以会这样，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不可挽回。若要用去除智慧忠孝仁义的方法去寻回最初的淳朴，也只能是违反自然的举措。老子以道与德仁义礼对立起来，韩愈则反对老子对仁义礼智的贬低，而走向另一面，反对道与德。同样都是偏见。明太祖认为老子并反对仁义智慧孝子忠臣，而是在大道的指引下，使之出现得更多，这才对社会有利。这是老子解释史上最为独特的见解。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所说，实为不易之理。孝慈忠臣，确是在六亲不和及国家昏乱时才出现的。但并能因此而肯定在其他时候就不会出现孝慈忠臣之人。把个别时候的现象说成所有时候的现象，这叫以偏概全。以偏概全的结论，不能成为定律。大同世界，是古人的理想，用现代的话说，不外大公无私，人类博爱之意。大公可以实现，而无私则很做到。为什么呢？因为家庭中同样需要爱，对自己的亲人仍然不能因公而不爱。公与私不能绝对对立，而是要兼顾的。所以大同的理想，提出它是一回事，而如何才能实现？则是另一回事。忠孝慈，做为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恐怕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完全排除掉。况且只靠道化，不要智慧与人伦，也不能凭空产生“多士”的局面。多士是人才辈出的同义语，而人才则是各方面的，不仅仅是淳朴所能涵盖的。

明太祖注：所以大道何？昔三皇五帝尧舜者，当是时，大道行焉，六亲和，民无不孝，君天下者，为民而让位，臣忠安用贤臣在位？王者朴实，奇巧何施？大道废自禹不让之后，成汤放，武王伐，所以有无仁义而显仁义，有愚味者而显智慧，有不孝者显孝子。

忠孝貌似谄谀，而并非谄谀。若是谄谀则不是真正的忠孝。庄子所反对的只是谄谀，而不是忠孝。这一点似乎人们未能充分注意。中国古代似乎都相信三皇五帝尧舜时，是政治状况最好的时期，并归因于大道的充分实行。这是无法证实的一个结论。但有反面的证据，说明那时并非大道行焉的时期。黄帝时有相互侵伐暴虐百姓而作乱的诸侯，如蚩尤之流。尧的时候，有善言用僻似恭漫天的共工，有负命毁族的鲧。舜的时候，首先治了四个人的罪，所谓四罪而天下服。包括他自己的父母与弟弟，都不是好人，屡次加害于舜。这都是史有明载的事实，对此又怎能说“当是时，大道行焉，六亲和，民无不孝”呢？当然自禹不让位之后，世道就更坏了，但并不证明在禹之前，就是一片美满。

把智慧与伪诈混同为一，是一个错误。伪诈只可说是智慧的一种歪用，而不能因为有伪诈而全盘否定人类的智慧。应该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也是人类智慧之一。若根本否定智慧的作用，则连老子的道也要一起否定掉了。大道为公，主臣一道，是永远可望不可及的政治幻想，而世道的每降而愈下，才是历史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以每降而愈下之世，而企求大道为公的理想，正是为皇帝者根本不可解决的一对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