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临滹沱岸---佛堂寺
看这个题目，会有很多人不屑：听说过“减柱造”，哪来的什么“减梁造”？这个事情还真就不是我杜撰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古建筑专家陈明达在评论五台山延庆寺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个殿很小，根本没有金柱（即宋所谓‘内柱’），自然不能再减柱，但是我们古代的匠师仍然运用他们的智慧，巧妙地节省下一条四椽栿，创造了一种新的结构方法。”陈工没明说出来，但是他表达的很明白---梁少了一根，那还不就是“减梁造”。很遗憾的是，陈工在评论延庆寺的时候，压根不知道晋东南这样的例子不可枚举，尽管这并不影响他的评论。他的评论给我们不小的启示，在后来的木结构考察中，他这个“观点”经常被人提起。
原平佛堂寺正殿的基本外观，特别是内部梁架，和五台山延庆寺如出一辙，尽管它们分属于金和元。这也说明，在晋北五台山这一带，这种形制有着延续：
佛堂寺正殿，面阔三间，进深六椽，单檐歇山顶；殿身坐落在高约1.5米的砖砌台明之上，显得比延庆寺大殿雄伟一点。由于面积不大，基本与延庆寺大殿相仿，所以采用六椽栿通搭前后檐，殿内无柱，显得很宽阔，这正是“减柱造”要求的效果。但是无柱也有无柱的麻烦。
如果按照正常构造，六椽栿上面会架一条四椽栿，然后是平梁。但是由于殿内无柱支撑，跨越六椽的大梁在接受了屋顶的全部重量以后，由于木头本身的韧性，它就会向下弯曲，给前后的檐柱施以较大的内向拉力，这很不利于房屋的稳固。
因此最大限度的减轻大梁的受力，是唯一可取的思路。于是，按照这个思路，木匠在六椽栿上设两根加长的蜀柱，直接托住平梁，把应该有的四椽栿减掉。把本应由四椽栿承架的下平槫，直接以驼峰加大枓放在六椽栿上，这就大大减轻了六椽栿的压力。
但是，下平槫如此承受重力的构件，活放在六椽栿上，它的稳固也是个问题。延庆寺大殿的办法是，用两根硕大的加长腿脚顶住平梁，而让托脚穿越下平槫的位置，同时固定下平槫的驼峰。这样的办法，表面看上去是一举两得---一根托脚同时加固了平梁和下平槫的稳定。
但是从材料的使用上讲，前后两根硕大加长的托脚，其成本和本身的重量，比一根四椽栿节省不了多少。稍有不同的是，这个办法是利用两根托脚的相对小料，达到了一根四椽栿的相对大料的效果。而佛堂寺正殿更“大胆”，它连大托脚都没用，只用两根极细小的小托脚稳定下平槫，压根没管平梁的“死活”。所以佛堂寺正殿的六椽栿比延庆寺大殿的六椽栿受力更小一点。
这么一点小的压力，六椽栿当时肯定没啥“感觉”，但七百年的时间里，它会感觉到的。即便没管平梁的“死活”，佛堂寺到今天还在，说明这个办法也很成功。
看来，陈明达说的很对，这确实是一种新的结构方法（虽然宋、金、元的时代相距很长时间，房屋的稳定性效果一时莫辨，但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方式是成功的）。只不过，这种方法不是金代才创造出来的，而在宋代已经很普遍了。按照这种“减梁”结构的基本原理延伸，给后来的木匠极大的启示，“减柱造”的思维滥觞应该就在此时。
除了缺少重要且大型的构件四椽栿，和两条硕大加长的托脚以外，佛堂寺正殿梁架的基本形态，与延庆寺大殿大体一致。其他的差别中，包括使用挑斡，应该都是时代的差异，而不是技术的。
殿内转角处使用抹角栿（从晋东南的实例来看，绝大部分的宋金构造都不使用抹角栿。有极少例外使用的，比如龙门寺大殿，不排除是后来安置的。因此抹角栿也有较为明显的晚期特征。）承托角梁后尾；尽间下平槫连接系头栿，搭置在角梁后尾上。
山面丁栿后尾压在平梁蜀柱脚下，该形制本身没有任何时代特征，从唐至明均如此处理，但在佛堂寺正殿的这个位置多了一个“固济方木”的构件。较为难得的是，佛堂寺正殿的平槫下设有襻间枋，这是一个罕见的构件。一般情况下，这里都是设置捧节令栱的，包括晋东南的宋金木结构。
殿内梁架的独到还不是佛堂寺正殿的所有特征，外檐铺作上，佛堂寺正殿也有不寻常之处。
虽然有砖墙的严密维护，佛堂寺正殿的檐柱侧脚和生起，从露出半身的明间平柱上依然看的明显；殿身四围铺作完全一致，枓栱均四铺作出一跳，花栱上以令栱交耍头和衬方头托橑风槫。不同的是，佛堂寺正殿的耍头刻作下枊，虽然其基本形态与晋东南常见的宋金构造一样，但构件的具体形象更加“滑稽”。
另外，外檐铺作中，正面和山面两边尽间的补间铺作的令栱，都与转角铺作的令栱连在了一起，整体斫成，此形制也较为罕见。这是由于殿内的抹角栿，是搭在转角处左右补间铺作上的，而补间铺作下面没柱，接受抹角栿的压力后会不稳定。因此，使外檐铺作的令栱连体，以稳固之。
佛堂寺正殿后面，还有一座后殿，单檐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六椽；外檐下柱头补间各设四铺作枓栱一朵，花栱和耍头均刻作枊型；补间铺作的后尾上设挑斡（该形制时代性不强，以现存实例来看，宋至明都有，但在晋东南以北，这种形制多指向元、明时期）；殿内构架为柱梁作，梁架极为简易。
整个构架中，挑斡、劄牵入柱，及脊槫下形制，基本与太原周边，特别是阳曲的一些明代形制相似。其中，还有一个极为典型的明代做法---檐柱头并不卷杀，而是里外斜杀一下。至少在晋国区域内，几乎是明代的一个绝对特征。另外，后殿前檐的“宝装莲花”柱础，凿刻的很精致，是早期遗物。
明代的后殿，与元代的大殿前后相随，很利于对比认识。
在原平区域已知的木结构遗存中，明代改建的惠济寺大殿，由于其较为典型的移柱形制，和唐、明彩塑最为著名。相比于晋中和晋南，晋北的早期木结构数量既少，时代分布又极不均匀---唐辽大作堪称伟观，但虎头蛇尾，尤其宋、元木构很少。所以佛堂寺不仅在原平值得珍惜，在晋北也算较有价值的遗存。
我们到佛堂寺时，正在修缮中，主体工程业已完成，正在收尾之中。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它的名字必会在第八批“国保”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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