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粱梦碎 ——后无来者的中国一刊
对于《星光月刊》这本名骚一时的杂志，真正难倒我的一件事是经济的窘迫。中港两方出资的总金额仅200万人民币，由于按规定中方必须占大股，出资102万，占股份51%，港方98万，占49%。虽说合资方星岛是香港大户，不过当家人胡仙在建国四十多年后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但她不是为“谊”而来，为“爱”而来，更多的是为“利”而来，为“钱”而来。投资不足百万，却对我提出了难以理解的苛刻要求，要我在办刊当年必须赢利。一本内容受限制而且要求以外销为主的新杂志，理当中港双方同心合力来扶持，但《星光月刊》没有得到港方的任何实际支持。胡仙及其负责星光公司的总经理黄XX，指望单靠中方四五个编辑、发行人员拼杀奋斗，就能坐享其成，年终分红，令人难以相信他们居然自称“行内人”。香港有一句流行语说：“要破产，搞出版”，我曾告诉胡仙，一本新杂志没有三年时间是难以打开局面的，更何况《星光月刊》的内容注定了它的销售量不可能迅速上升。
为此我向星岛方面提出以副补主的赚钱之道，在北京开设一家以镶牙、补牙为主的民办牙科诊所，专门为在京外商、台商及他们的家属服务，这一行业在当时的北京是极其短缺的冷门。我商请北京口腔医院老专家宋世卿来主持诊所，医技一流且深谙牙科赚钱秘诀的宋大夫欣然答应，他向我提议说，镶牙补牙手术固然赚钱，但最赚钱的项目却是人员培训和材料，因此可以同时办一所镶牙技工培训学校和一个牙科材料工厂，工厂既是学员实习的场所，学员又为工厂提供了免费工人，岂不两全其美，两面获利。牙科是胡仙之父胡文虎曾经成功经营的特色行业，据了解在胡仙中断这一行业后，全部医疗设备仍然存放在星岛公司，如果将这部分遗产转移到北京，还可以省下一笔投资金额。但我将这一想法告诉港方后，星岛方面丝毫不加理会，最终让我死了这条心。
在连续出版一年半之后，《星光月刊》的经济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尽管有不少知名作家、诗人给予《星光月刊》大力支持，各大报刊也不断转载杂志刊登的文章，但仅在国内区区一万本的发行量，意味着每期都是赔本买卖。而号称“凡有华人就有星岛”的港方，按协议应承担海外发行的任务和要求，然而他们在海外的发行量居然没有实现“零”的突破。凭借我个人及“国际文化”的关系，我们共有60万元的广告费入账，使得《星光月刊》得以继续维持出版，而星岛方面除了提供和要求我们刊登几家公司的免费广告外，没有为杂志带来丝毫经济效益。对合资项目毫无作为的黄××和港方，将杂志亏损的责任全然归咎于我和中方，不断指责我们是外行，不懂得如何办杂志。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1994年末，一位中年男子突然走进星光办公楼，当他被领到我面前时自我介绍说：“我叫郑元绪，希望到《星光月刊》编辑部工作，你们需要我吗？”
郑元绪何许人也？他就是《读者文摘》（后改名《读者》）的两位创办人之一，并连续十年担任该刊主编。这位堪称国内最出名的“办刊行家”，怎么会从兰州来到北京并找到我呢？在一番促膝谈心后我才知道，由于个人的原因郑元绪辞去了《读者》主编之职，前来北京寻找新工作，期刊司长张伯海对他的安排十分重视，请他自行挑选北京的任一家杂志社，期刊司会出面给他创造条件。在经过仔细比对和慎重选择后，他最终看中了《星光月刊》。郑元绪的到来对我们无疑是一支强心针，他对杂志的好评也是对星岛指责的最好回答，我当然十分高兴和欢迎他的加入。但考虑到星光公司日渐恶化的经济，我不愿耽误郑元绪的前程，因此将目前的窘迫状况如实告诉了他，希望他慎重考虑和选择，但这位堪称中国办刊第一人的郑元绪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星光月刊》。他带来了《读者》的新风，从1994年第一期起，对杂志的风格作了一些调整，在保持高雅格调的前提下，使杂志可读性有了较大起色。
当《星光月刊》出版到第四期时，星光公司的经济状况已经山穷水尽了。由于体制所限，同是我领导的“国际文化”不能为“星光”解囊相助，而凭条件和能力，香港的星岛集团完全可以雪中送炭，但他们却只是隔岸观火，对我们的求助充耳不闻，坐视不救。正当我和郑元绪、丁惠黎千方百计设法努力挽回颓势时，星岛集团董事长胡仙突然发函通知我们终止《星光月刊》的出版。对此我在请示董事长秦川后断然宣布，接受星岛挑战，中断中港的合资关系。
在双方频繁地以电话和传真进行探讨、交涉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或许只有在侦探片中才能看到的镜头。原来为了摸清我们的底细和策略，港方竟不惜以金钱买通了我们一个挂名的“副总编”，此人就是早先在星光公司混不下去而溜走的张春林。按理无权参加我们内部会议的他，却常常主动从杭州赶来介入我们的内部商量并积极献策，我们并未对他有所防备，哪曾料到他为了区区小利已被星岛收买而充当“内奸”。但令星岛黄××难以置信的是，他的一位部下对这种无耻之举深感气愤，悄悄地向我们通风报信，这才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后来这个可耻的两面人正式被任命为星岛驻杭州办事处主任，公开领取香港的薪金，不过没过几天好日子就被甩了。
胡仙和星岛蓄意和执意终止《星光月刊》，其实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意图以及背景。他们企图按照港人的意愿，将杂志改造成一本超“世”脱“俗”、耳目一新、港人爱读、星岛赚钱的新刊物，这就必须背离有关部门对我们限定的宗旨和内容，更要除去我这个不听指挥的总编，另找一个傀儡任职而由星岛本部来拉线演戏。对这样的结局我和秦川早有所觉察和思想准备，但出于对这本中国大陆尚无前例的中外合资杂志的珍惜，我与星光同仁还是极力挽回它下沉的局面，然而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有香港知情人曾以一篇《终止<星光月刊>的背景》，分析了这一突发事件的缘由：
香港星岛报业集团董事长胡仙致函中港合资星光国际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川，提出终止、解散双方合资二年的《星光月刊》。星岛集团这一决定似乎与其独家进军中国新闻出版界的战略目标相违，但知情人认为，这似是意料之外，其实在情理之中。该集团决定终止使舆论轰动一时、并使其在港股票大大升值的中国第一本合资刊物《香港月刊》，是从其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考虑提出的（略）：
一、 经济上在短期内很难盈利
二、 政治上、组织上未取得操纵地位
三、 港方干部匮乏，而总经理在合资双方已不得人心，难以继续任职
四、 两份报纸的合作有新进展，为解决《星光月刊》提供时机
五、 港方的走向：继续向中国报刊市场进军
1995年5月15日，中方董事与胡仙及港方董事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就星光终止、解散的程序和善后问题进行洽谈，并签订了《星光公司董事会纪要》。至此，中国出版界第一个中外合资公司和项目，就真正成了一段匆匆而过的历史云烟。星光公司员工们在闻讯后，莫不义愤填膺，大家商量决定，以星光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全体员工的名义，给新闻出版署领导写了一封信，回顾和陈述了这本合资期刊从创办到终止的全过程及其根本原因。
就在星光公司着手进行善后工作的时候，从港台和海外的一些知名报社、杂志社相继给我带来信息，要求对星岛公司的合资方取而代之，而且无不表示可以给中方提供比星岛优惠不知多少倍的资金支持。其中有一家来自法国的著名报纸《费加罗报》，对我开出的价码是：除了按约定投入的外方股金外，他们还可以每月为中方赞助60万元人民币，作为编辑和相关人员的工资以及杂志印制、发行费用，而且免费为杂志提供每期稿源。其实他们的要求既简单又难办，他们要将杂志改变为服装时尚的内容，也就是在中国办一本巴黎时装杂志。当我向期刊司汇报了海外的反应和请求后，铁面无情的司长给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星光》月刊不能改变既定性质，也不再继续搞合资，刊号暂时中止，不属于中港任一方。
星光公司终止后，港方挥袖就走，对员工的善后工作毫无表示，不仅暴露了一颗冷酷的心，而且完全无视中国政府对合资企业薪酬福利管理的规定。然而星光的员工们为了减轻我的压力，甚至没让我操心就各自解决了使我最头疼的遣散问题：原来编辑们在分头寻找工作时，凭借《星光月刊》的工作经历，先后被大报社、出版社录用，其他返聘或借调来的员工也各得其所。令我深感内疚的是，对这些拿着很低的工资、跟着我没日没夜地干了两年的同事，不仅没能列入正规编制并计算工龄，而且也没有按规定提取退休、医疗、福利等费用，而他们却是毫无怨言，一个个无声无息也没提任何要求就走了。
对于胡仙和星岛集团来说，《星光》杂志停刊和公司终止，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而且还让他们真正品尝到了苦果。他们十分吝啬地仅为《星光》投入了不足百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但却在胡仙及其十分重用的那位总经理误导下，为与深圳合作的英文《虎报》和未经批准的“中港合资”《深港经济时报》以及与上海合作的《解放日报·中国经济版》的出版发行，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还附带为此付出不少贿赂、公关费用，但结果换来的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就在公司终止不久，星岛方面接连派执行董事邓立人及其他上层干部来北京，向我和其他有关人员专门调查了解星岛总经理黄××的政治、经济问题，而我和星光同事们早就意识到他问题的严重性。
又过了一年，从香港传来消息，在报业上打了败仗的胡仙，把赚钱的方向转向大陆的房地产，联合粤港三家公司在广州翠湖山庄投资了16亿港币，然而又继续受到重挫。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星岛集团开始进行债务重组，变卖资产救急，首次出售的是胡仙个人名下持有的《快报》。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使星岛进一步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潭之中，股价跌到不足1港币。胡仙彻底绝望了，她的个人负债已达6亿港币之巨，无奈之下她只好出售包括虎豹别墅在内的祖传物业。一代“报业女王”已不复存在，星岛一位高层管理人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她的失败，在于不专于本业又遇人不淑，过于投机又欠缺运气。
短暂的“闪婚”，对哪一方都没有好处。而更令我深感遗憾的是，中国第一本中外合资《星光月刊》的夭折，无形中使新闻出版业的改革之路绕了一段弯路。
在出版最后一期《星光月刊》之际，几位星光公司的年轻编辑在悲愤之余写下三十二个字：
哭《星光》并致星岛领导：
《星光》黯然，版史留憾。
百年良机，毁于一旦。
一手遮天，败事在人。
前车之鉴，慎防后患。
《星光》编辑部同仁于1995年4月最后一期《星光》出版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