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指挥家余隆满世界的飞，但是贵州以前还真没去过。2月26日，元宵节，余隆第一次来到贵阳，挥棒贵阳交响乐团上演了一台音乐会，为贵阳父老演奏了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天方夜谭组曲》，同时还应景的带来了一首《良宵》。此次音乐会时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指挥公益活动”2021年的首场活动，第一次与贵阳交响乐团合作的余隆对这支民营乐团的水准赞不绝口，同时称它完全可以成为贵阳的标志和骄傲，“除了茅台酒，这里还有贵阳交响乐团。”为了准备此次音乐会，指挥家余隆提前三天于23日就着手排练。每天除了紧张的排练和与乐队的磨合，第一次踏足贵州的老余还是忙里偷闲的去了趟贵阳附近的青岩古镇，被那里的美食以及弥散的烟火气深深地吸引了，开心的说这是一次“非常美妙的短途旅行”。余隆笑称：“这是我第一次来贵州，以往对这里除了茅台酒以外，没有其他的概念。我很喜欢贵阳这个地方，这是个有烟火气的城市，我感觉每个人生活在这里都感到很愉快。”当然，抽空转转感受一下烟火气，余隆更重要的当然是“来干活儿的”，这说这是自己带着愉快的心情工作的几天。几天下来，余隆对于这支民营乐团很感兴趣，别看他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的主席，但跟乐团亲密接触还是头一遭。“很开心与贵阳交响乐团在一起工作，非常高兴，我讲这句话不是客气话。”余隆真诚的表示：“我一般除了在中国爱乐、上交、广交指挥之外，很少在国内的其他乐团做客席指挥。原先只是从媒体和同行那里听说这个团不错，再听说也不如亲自来工作一下，发现这是我工作过的乐团中最好的之一。”让余隆最感动的是，乐团的每个音乐家对于音乐职业标准的投入和承诺，“这个特别不容易，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包括行业里面，能够有一支这样的积极向上的有追求的往职业标准里靠近的职业乐团是难能可贵的，这个让我们看到中国交响乐的希望。”这里先来说说这次“指挥公益活动”。据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秘书长何大耿介绍，“指挥公益活动”是2019年交响乐团联盟成立大会上提出来的一个建议，本来计划2020年一年间11位一线指挥家相继踏足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甘肃省、陕西省、江西省、四川省等多个省份的交响乐团，增进交流，发现短板，帮助乐团解决从艺术到管理的实际问题，完善地方乐团职业规范，为中国交响乐事业的有序发展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不过，从年初疫情开始多数计划不得不推迟，最后只进行了两场，第一场在指挥家张国勇先生去了兰州交响乐团，第二场是指挥家林大叶去了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交响乐团。此次贵阳之行是系列活动的第三场，同时也是今年开春以后的首场。”何大耿说。对于“指挥公益活动”，联盟主席余隆解释说，所有参加互动的指挥家都不是地方请的，而是自愿参加。除了音乐会之外，还有乐团的谱务、乐务以及其他乐团工组的指导和帮助。不过，余隆对于贵阳交响乐团的工作赞不绝口，称这支乐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标准，“如果说中国的乐团都能像贵阳交响乐团一样，那么交响乐在中国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高水准的阶段。”余隆希望，今后再提到贵州的时候，除了世界知名的茅台酒，还有世界级的贵阳交响乐团，“这应当是两个标志，应当成为贵州的骄傲。这支乐团不只是演奏音乐而已，也应该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象征，也是一种文化精神生活提升的标志。”作为指挥家的余隆和演奏家同时也是贵阳交响乐团名誉团长的刘云志是相识足足二十多年一对老友，同时更是中国交响乐发展的二三十年的见证者和经历者。此番相聚在贵阳，论起往事也是感慨万千。余隆说，自己和刘云志同龄，相识的时候就二十多岁，当年他去中国交响乐团指挥的时候，刘云志在团里当首席，如今两人都“奔六”了。刘云志则打了一个形象地比喻“从我们满脑袋是头发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说：“我们俩从二十几岁就是朋友，今天他来我特别高兴，通过这样一场音乐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乐团十几年的努力。同时，也把我们的经验与其他交响乐欠发达地区的乐团相互交流，共同进步。”“贵阳交响乐团在经济落后、文化并不发达的地区长出一朵鲜花，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枝独秀，更是是企业家和艺术家碰撞在一起的艺术火花。”刘云志如何评价贵阳交响乐团。而余隆则称，在交响乐联盟里有几支民营乐团，贵阳交响乐团是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比某些国有乐团还要国际化，“这是我来贵阳以后才感受到这个情况。在中国能有一个职业交响乐团太难了，这不只是乐手的追求，还得有社会环境的支撑，有为一个城市打造文化品牌的像黄志明先生这样有心人士，同时也得有像刘云志这样一线乐团的大艺术家的支持，这是一个默默坚持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啦。”余隆表示，贵阳交响乐团今后应该有更多的国际巡演和艺术交流，以这个做为一个窗口让更多的人通过乐团了解贵州了解中国。小提琴家刘云志的身份是中央歌剧院院长，同时也是贵阳交响乐团名誉团长和名誉首席。可是，身在北京工作的他是如何与遥远的贵阳结缘的呢？刘云志侃侃而谈聊起了一段有趣的往事。据他回忆，企业家黄志明和夫人王小星原先也是音乐家，后来黄志明经商取得成功，但是他内心深处对音乐的热爱与情怀不减，于是想成立一支交响乐团。这两口子就来到北京，说一定要把中国交响乐团戴眼镜拉小提琴的那个人（当时在中国交响乐团乐队首席的刘云志）找到。那时候，他们只是在电视上见过刘云志，但并不认识他。当他听说有人要在贵阳成立交响乐团，就泼了无数瓢凉水。“我说，你们知不知道要办一个乐团要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成立乐团比作任何一件事情都难。我甚至怀疑，这个企业家是不是有点什么目的？当时，黄志明说：‘我成功与否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是在社会发展当中我存在的价值。我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回馈和报答社会。’他说自己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贵阳的麻将声少一点，音乐声多一点，让我们这里的市井生活更丰富一些。”当时，刘云志很感动，但是他提醒对方，“成立交响乐团可是无底洞啊！黄志明如此回答：‘你不要担心这个团的未来，我们要建立和制定了一个非常可持续性发展的建团体制，就算你我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乐团将继续走下去，为贵阳为中国贡献力量。’这么多年来，乐团一直遵循着这样一个思想，作为一个职业音乐家奔着当初制定的规划和方向在努力着。在这里不仅仅要感谢音乐家的努力，也要感谢贵阳政府的支持以及国家的文化政策。”显然，贵阳交响乐团成立这十几年来，已经深深融入了这个山城的生活日常。余隆表示，如果音乐生活能够变成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这个城市就特别的可爱。贵阳交响乐团的乐手来自世界各地，曾经一度有来自16个国家30几个外籍乐手，更有来自全国各地有才华的年轻人，其中有4位毕业于上海乐队学院。对于乐团的外国演奏家，刘云志表示，“借米下锅”是想解一时之饥，根本目的是想自我强大，“给国外解决就业问题不是我的责任，但是相对于西方交响乐发达国家我们毕竟还是落后，所以我们要敢于引进先进，这是一种洋为中用的方法。这不是目的，而是阶段性的需求。如果国内达到世界水准的音乐家多到用不过来的时候，那我何必舍近求远去国外去请呢？乐团国际化并不是非要用国外的演奏家，而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发达的交响乐发展历史当中总结出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就目前情况看，国内音乐界的高端人才还是短缺的。”
元宵节的音乐会获得了鲜花和掌声，余隆认为：“乐团演奏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个乐团质量高并不是我来了才这样，一看这就是一支常年养成的对艺术标准颇有高度的乐团，从艺术管理到艺术方向感都非常精致和正确的乐团。我自己带这么多团甚至和许多团工作，很少见到这样一个有正能量的乐团，这个正能量来自于对艺术的追求、对音乐的维护、对音乐以及对音乐家的尊重，这是最高的职业标准和职业态度。今天的乐团很多，能够做到这样的职业标准和职业态度的并不多。”
刘云志很感谢余隆对于贵阳交响乐团的极高程度的褒奖，不过他说这也给团里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希望通过这次合作能让乐团更有自信心和责任感。”
张学军文 供图 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