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最好的老师是阅读

最好的老师是阅读

作者:莫言

我童年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书读,而现在最大的痛苦就是书太多读不过来。

我总结出一条经验:当书越多的时候,实际上人读书的热情就越淡薄;当书越少或者找不到书读的时候,人渴望读书的热情就会越高。

我1955年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农村,十几岁辍学回家。但我已经具备了很强的阅读能力,并充满了对读书的渴望。

当时农村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为了读到一本书,我常常要付出沉重的劳动来进行交换。

记得我邻村同学家里有一本绘图版的《封神演义》,为了读到这本书,经常要去那个同学家中替他推磨。

推磨是让孩子痛苦不堪的一种劳动,因为它非常单调,没有任何趣味。

让我收益最大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我大哥家中留下很多中学语文教材,每逢雨天无法下地,我便躲到磨房里去读这些课本。

这些教材虽然很薄,但它们打开了农村少年的眼界。

我童年读过的书不多,但是非常广,而且都是精读,因为读物非常少。

后来我到了部队。在中国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农村青年能参军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在部队中的任务很单调,就是站岗。

很多外国的经典名著是在部队站岗的3年间读的,这3年的阅读使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也了解了更多世界文学知识。

1979年,我被调到河北保定的一所解放军军校。学校里有个小图书馆,许多人不愿意担任图书管理员,我主动要求当图书管理员。这3年期间,我利用图书管理员的便利读了不少书。

当时判断一个政治教员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能否脱稿讲课,如果能够脱离书本,滔滔不绝地讲完一堂课的话,大家就认为这个人水平非常高。

我当时很年轻,几乎可以把当天要讲的课背下来,所以来听课的观摩人员,都感觉我很有理论水平。

这种背诵对我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帮助,因为我不能完全照本宣科,需要从别的著作里抽出一些内容来丰富自己的讲座,为此我读了一些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

1984年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时候我开始写小说,这都归功于在保定几年打下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思想界、文艺界、美术界等各个领域都在创新,也都在大胆地向西方借鉴学习。

由于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我们的作家眼界大开,看到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的新小说派等。它让我们认识到小说可以这样写。

对于年轻人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

人类的阅读物浩如烟海,就算从刚具备阅读能力开始一直读到白发苍苍,也读不到其中的万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把阅读分为精读和泛读就非常重要。

对那些已经被确认为经典的读物,我们应该认真读;对于现在的网络作品,一目十行地浏览一下,大概知道在讲什么就可以了。

模仿是培养我们语感的最重要的方法。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部队里开始学习创作,一开始也是模仿,而且模仿得很拙劣。刚发表作品的时候还停留在模仿阶段,比如《春夜雨霏霏》,这是模仿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真正摆脱模仿状态形成自己的文风是在1984年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我想我的成名小说应该是《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内容跟我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我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为一个铁匠师傅做过小工,所以我对打铁非常熟悉。

当我描写深更半夜,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桥洞里边,一个铁匠炉边,一个赤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的孩子拉着风箱,看着熊熊燃烧的炉火的时候,我能想象那种很奇妙的感受。

所以,一个成熟作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自己的文风,只有他的风格在丰富语言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已经超出了一个小说家或小说匠的阶段。

文学家与小说家是有区别的——小说家成群结队,文学家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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