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宗子
二十世纪的西方作家中，卡夫卡和博尔赫斯都是我喜欢的。相比之下，我对后者感觉更亲切，可能是因为性情较为接近吧。别人的性情我未必能知道，何况是远隔时空的陌生人。那么，这里说性情，仅仅是我从阅读中获得的印象，与实际情形相差多远，只有天晓得，也可能多半是出自一厢情愿的猜测。在爱尔兰诗人叶芝身上，这种情形也存在。我一直以为叶芝是现代诗人中特别像我一样耽于幻想而往往对现实无能为力的人，读他的诗总是有所触动，他的喜悦和悲伤我很容易理解。而里尔克，虽然是我最喜爱的诗人，我们的性情却相去甚远。这种个人角度的阅读难免褊狭，公正的批评家避之唯恐不及，但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一个除了愉快别无奢求的读者，他一辈子都可能沉浸其中而难以自拔。因此，他的趣味至上主义是再明显不过的，他的知性也披上了情绪的外衣。博尔赫斯是作家中的作家，他的书自可看作书中之书。好作简单联想的人会说，是图书馆成就了博尔赫斯。这话不能说毫无道理。博尔赫斯是一个以图书馆为家的人，中年之后，图书馆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很多人论及此事，常常满怀羡慕，其中还有点自我开脱的意思：我怎么就没有握国家图书馆于掌中的好运气呢？似乎一旦身居国家图书馆馆长之尊位，那些取材于书、以书为获得了在时间中的自由的世界的伟大作品，就自然而然、应运而生了。这当然是天真的想法。博尔赫斯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国家图书馆馆长而名垂后世的，这样的称谓对于他，渺小得不值一提，但图书馆从此增添了一层迷人的色彩。对于有宿命感的人，这层色彩不仅仅是一种加强神秘感的装饰，而是天意。我在经历了若干个工作后最终也进了图书馆，博尔赫斯的故事尽管我不信，但它确实可以拿来自我勉励一番。抛开所有不相干的细节，单是那些书就够我喜欢的了，何况还不止是书。世上很少有阅读者像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一样，每天过手那么多本书，那么多种书。倘若不是工作，绝大多数书你一辈子都不会与之邂逅。在邂逅的意义上，书的好坏无关紧要。让我们回到读书上来。读书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如爱情。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明白，他们以为是爱情的东西，不过是达成婚姻的手段而已，顶多是婚姻一段诙谐的序曲。所以，真正的爱情是很少的，一如读书。阅读基于个人，阅读经验是个性的必然结果，正如书是另一个已离去的人的个性的结果。因此，人与书的相逢，无异于两个人的相逢，是终成陌路，还是永为知己，靠的是心有灵犀，靠的是缘分。此处的所有读书随笔都可作如是观。我从来不追求绝对正确，世界上有比正确高得多的东西，譬如美，譬如善，譬如爱，譬如情趣，我只是随兴所至，把那些我看出来的，或自以为看出来的东西写下来，并且希望它有趣，希望它表达了作为读者的某种善意。与此同时，我也写出我的希望，更愿意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从此之后，也从提到的这些书中找到自己的希望，并把希望保持下去。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有些考证不一定站得住脚，这部巨著的伟大，在于与其说它是学术著作，不如当它为一部创作，一部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块垒的创作。《柳如是别传》的抒情成分特重，像小说，更像长诗。因此，有关钱柳的一些细节其实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陈寅恪通过钱柳姻缘写出了自己。本书中的一些篇章，如《此岸的薛宝钗》，非常主观，也非常抒情，读者倘不以学术的严密来要求它，则幸甚幸甚。
张宗子，旅美作家，在中文媒体从事翻译、编辑和撰稿多年，现就职于纽约市皇后区公立图书馆。业余写作，以散文随笔为主。出版有散文和随笔集《垂钓于时间之河》《空杯》《书时光》等十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