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记录边疆思茅的好方志——谈光绪本《思茅厅志》

中国史学传统中一般以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以及政书（典志体）四大史体作为史学的支柱，四体的互补性存在，基本解决了史学叙述上的途径问题。然而，在这庞大叙述之外，走进史学的世界，其实还有许许多多路径，在丰富着史学的瑰丽世界，比如以《逸周书》《战国策》《贞观政要》为代表的史书，以《山海经》《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天下郡国利病书》为代表的史学名著以及大量的历朝史学档案、奏议、诏令又应该归于“四体”中的哪一类呢？还有学案、年谱、地图、方志、史评等等呢？……看起来，史学的版图中，除了明晰的大“国道”外，还有阡陌纵横，网络交通，它们构成了史学大地的细节，史学机体的细胞。正因为如此，清代一代史学巨擘章学诚先生生前才发誓说，他要创造一种全新的史体来贯通史学世界的更多路径，他把这新史体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做“圆通体”。惜乎天不假年，章先生还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夙愿，就与世长辞了。

其实，章先生要创造的新史体中最瞩目的是方志。话说回来，先不说别的，在人类历史能够附丽的每一块土地上，方志或称为地方志的一类典籍，对于生活于其上的人们来说，它们是最接地气的，也最受当地人欢迎的——每个人对于生之养之的大地，其沿革如何？地域多广？气候几何？风俗怎样？有何物产？出过什么杰出人物？发生过什么大事？古物遗存否耶？——这些都是应该关注的东西。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方志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周礼·地官司徒》中云：“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其《春官宗伯》中说：外史“掌四方之志”，方志其实就是记录一个地方的“四方”之事的书，方志的渊源可追溯到《尚书·禹贡》以及《周礼·职方氏》，自汉代始，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方志著作连绵不辍，最早从仅记录一个方面的单一型方志逐步成为了综合型的方志，内容涉及区划沿革、户口、物产、风俗民情、经济发展、人物等多方面，到清代，方志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志书无论数量、覆盖面还是体例、写法，图文并茂，都处于上乘，从上到下，社会各界对方志的关注度都十分巨大。

《思茅厅志》封面

我手里这部《思茅厅志》影印本是云南普洱思茅区电视台记者纪梅托人寄给我的。它是光绪十一年（公元1886年）思茅同知江苏湖阳人吴光汉在道光三十年李熙龄初稿、光绪十一年九月魏锡经次稿的基础上，经过努力，与训导刘子庄及众乡绅“采访郡厅州县世事掌故”“搜录郡乘已载者，仍按条目，博访周咨，其间因革损益，踵旧增新，分条缕而供便览辑成”。据介绍，这是思茅的第一部方志，“开思茅城纂志之宗”，于斯地价值独特。

因为方志编纂的传统和方法，在江南一带早已为史界熟知，加上有李熙龄、魏锡经稿的基础，应该说这部《思茅厅志》编纂得较快，吴光汉以为，有这样一部经过鉴定比较可信的方志，对于后世了解思茅，比较方便，于是率人抄写了一部副本存于书院，也“尽善”镌刻印刷了一部分，“以待后来贤者参稽考订斟酌……聊备采择之一助云”。全书凡二十卷，包括了分野、建置、山川、赋役、物产、风俗、学校、武备、人物、艺文等等，基本囊括了思茅“四方”之事。

思茅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系雍正七年改土归流所置普洱府辖下六版纳之一，迄今有284年。1735—1913年为思茅厅，其后为县（区）。该地自明代以来就是“朝贡贸易”贡道上的重镇，熙来攘往，贸易让它的各方面发展，在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在《思茅厅志》流通以前，思茅并无方志，李熙龄初修志，大约也处于以志载史的目的，而吴光汉等后继者也终于在光绪十一年中秋之际完成了该志的重纂与流通，功德无量。

《思茅厅志》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地方，除了建置、山川、赋役、物产、祠庙、人物、名宦等等之外，它的星野资料是重要的天文学资料，祥异中有地震、火灾、冰雹的自然灾害的记录，食品中关于“茶”的记录，对于当前较热的普洱茶文化，也是重要的材料，书中对每一类物事，记录详尽，无论花鸟鱼虫，还是矿产、风俗、学校等等，都是这样。最有意思的是，它记录了思茅的方言语音，并对“土语”进行注释与解读，这是研究训诂学、音韵学和童蒙、吟诵的第一手材料；我在“历代纪事”篇中看到了关于吴三桂“大周”朝的较详细的记录，“（康熙）十三年正月，吴三桂僭周王位称周元年；十七年三月吴三桂僭位衡州伪号昭武；十月三桂死，逆孙吴世璠僭位伪号洪化；二十年二月，大师抵云南，进围省城，十月，吴世璠自杀，余党降。”虽然作为清朝的一部方志，依然称吴三桂“僭”与“伪”，但毕竟客观记录了存在了八年差2个月的“大周”朝。昆明城区至今尚存著名的“洪化桥”，这正是“大周”朝的遗存记录，前几年，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朱惠荣教授曾经对我说过，吴三桂“大周”朝的历史被遮蔽得太多，还是应该认真研究，对历史负责，何况它还存在了不算极短的时间哩。《思茅厅志》对“大周”朝的记录，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纪梅在《思茅厅志》影印本的序言中说，《思茅府志》完成后，不久就进入了民国，世事变迁，该志的流传自然受到了极大影响，知道和看到的人不多。思茅人欧阳正先生（已故）1980年初到存有该志的云南省博物馆翻印了少量该志保存，另一位思茅人雷继初先生亦并存有其中一部。今天，雷先生将该志拿出来影印，供历史学界、民族学界、历史文化爱好者无偿使用，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