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民 李婧 | 白族形成新论

摘 要: 运用史料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人类学对白族形成问题的再研究表明，以往学术界所形成的 “本土说”“外来说”“单源说”“多源说”等观点均未能真正给予这一问题以科学揭示。再研究的结论是: 白族形成确实是多源的，乾符四年 ( 877) 南诏统一云南建立大封民国后，在洱海区域生活的洱海人 ( 西洱河蛮) 、哀牢人、僰人、昆明蛮、汉姓等是白族形成的主要来源，正是由于南诏国的建立进而将诸多族类融合为一个整体：白族。

关键词: 多源; 南诏; 大封民国; 白族形成

【作者简介】林超民，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李婧，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讲师，博士。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关于南诏王朝统治者族属的问题就有争议。“方国瑜、向达、徐嘉瑞、杨堃、龚自知、马曜、周泳先、陈碧笙、李一夫、孙太初、王叔武、木芹、尤中、巴库斯(美)、藤泽义美(日)、白鸟芳郎(日)、林谦一郎(日)等等中外学者，一直以来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意见。”[1]但至今仍无定论。从中可以看出白族的形成这一课题研究难度较大，也可以看出在此研究中仍有理论方法和史料等问题函待解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网络上出现少数文章，将过去已经被否定的南诏“泰族建立说”“泰族南迁说”重新翻出来加以宣扬。因此深化对白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就十分紧迫，十分必要。

一、白族多源

关于白族来源，以往研究有“本土说”“外来说”“单源说”“多源说”等观点。笔者通过史料、考古、语言学、民族学研究的考察，在方国瑜先生的“多源融合说”基础上，提出土著“洱海人”为主的多源融合学说。

(一)洱海人

“洱海人”不见于文献记录，但见于考古发现的研究，有以下考古资料支持：

其一，早在1938年11月，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到大理调查古迹。他们特别注重“史前遗址之寻求”[2]，写成《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这些考古资料表明，在史前时期，洱海地区的居民不是游牧的“昆明”，而是农耕的族类。发现洱海史前遗址所布“多为山之缓坡，每址包含四五台至十余台不等。每址居民散处各台上，不相连接。推测当时居民，可能以同一部落或同一血统为单位，分散居住在同一缓坡，每户在其住址处附近经营农田”“在发掘各址中，均发现纺轮、纺坠等物，证明纺织技术在苍洱文化早期即已发达”。他们参考史籍，将这些遗址分为四期“白氏时期，值汉与魏、晋与南北朝，此时以前，渺茫难稽；六诏分立时期或洱河蛮族期，值唐初；南诏统一时期，值盛唐至晚唐；段氏时期，值宋元二代”[3]。

其二，1957年、1978年、2008年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剑川海门口遗址做了三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3000多件，距今约4000多年，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的铜石并用时代的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出土的稻、粟、麦等多种谷物遗存，证明这里的居民是定居的农耕族类。

其三，在洱海区域的剑川鳌凤山、祥云大波那、弥渡苴力等地也发现了古代农耕文化的遗址。以上考古发现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录有很大的不同。对于考古与文献的差异，大多数学者的解释是洱海区域的古代昆明人既有游牧群落，又有农耕群落。

对于以上疑问，日本学者林谦一郎与其导师林超民多次讨论白族来源后，提出：“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明显反映的(农耕族类)，我们只能认定'古代洱海人’是洱海地区土著的定居农耕民族”。“'古代洱海人’即古代洱海文化的主体民族，就是白族族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4]。林谦一郎将考古资料中的定居农耕族类确定为“洱海人”，是司马迁没有深入西南考察漏记的一个土著族类。马曜先生认为：林谦一郎关于'洱海人’的提法是一个重要的发明，也是研究白族形成问题有突破性的创见。同时，他提出“洱滨人”[5]是白族先民。马曜先生同意林谦一郎的观点，为笔者研究白族起源开启了新的认知途径。不过，马曜先生关于滇人是白族的先民，则是笔者不能同意的。将在另外的文章中论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史前时期的“洱海人”是土著的农耕族类，是白族的主要源头。到唐代，他们被称为“西洱河蛮”。是洱海区域农耕水平较高、文化较为发展的主要居民，是白族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来源。

(二)昆明、哀牢

另外，白族的有一个重要来源是在洱海区域尚有土著的昆明人，他们是“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6]的游牧族类。这一点学术界已形成共识，没有较大的分歧。

笔者提出两个新的意见。一是，昆明是洱海区域见诸文字最早的居民，唐代初期，他们建立了施浪、浪穹、邆赕“三浪诏”。贞元十年，南诏再次大破三浪诏于剑、共诸川后，将三浪诏的主要统治家族迁到永昌、云南白崖、蒙舍等地，一部分则迁到金沙江以北今永胜地区，大部分仍旧居住在原地“昆明”主要从事游牧业。他们是白族最主要的来源之一。

二是，有学者认为“哀牢部落是西汉初年滇西昆明部落群中的一个部落”[7]。笔者认为哀牢与昆明是不同的两个族类。这在历史文献的记录中是十分清楚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昆明”在六朝前的史籍中仅两见：一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一在同书《大宛列传》。其文说:“发间使，四道并出，……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此处前说嶲、昆明，紧接着说“昆明”，从行文看，嶲、昆明当为两部。《史记索隐》引崔浩云:“嶲、昆明，二国名”[8]。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说:“永昌有嶲唐县”[9]《续汉书·郡国志》“嶲唐”条刘昭《注》说:“《史记》曰：古为嶲、昆明”[10]。认为嶲即嶲唐。桓宽《盐铁论·备胡篇》说：“氐僰、冉駹、嶲唐、昆明之属”[11]。嶲唐与昆明并举。可见“嶲”即嶲唐，疑《史记》之“嶲、昆明”夺“唐”字，“嶲唐为今保山县地”[12]，是古哀牢区域，可能是哀牢的一个部族名称，后又用作地名。嶲唐(哀牢)、昆明两个部族当活动于西自腾冲，北到大理数千里的广阔地带。嶲唐在澜沧江以西，昆明在洱海区域。范晔修《后汉书》，其《西南夷列传》在总叙西南夷情况后，有夜郎、滇王、哀牢、邛都、筰都、冉駹诸条，记其风土民依《后汉书》与《华阳国志》所记哀牢的社会历史，出自杨终所作《哀牢传》。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王朝设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镇尉哀牢、楪榆蛮夷”[13]。哀牢、楪榆是两个不同族类(蛮夷)在当时是十分清楚的。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14]。由于永昌郡中，有哀牢和昆明两个“蛮夷”不是同一个族类，到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便把永昌郡中的楪榆、云南、邪龙以昆明为主要居民的三县划出来，与青岭、姑复、遂久等合起来设置云南郡。云南郡的居民以昆明为主，永昌郡的居民以哀牢为主，便于管理。因此《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哀牢国”[15]。

哀牢主要在澜沧江以西，昆明则在洱海区域。两者的社会经济明显不同。昆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16]；哀牢则是“分置小王、往往有邑聚”。昆明“披发左衽”[17]，哀牢穿“贯头衣、穿鼻儋耳，皆刻划其身像龙纹，衣著尾”[18]。昆明是氐羌语系，哀牢则是濮语系。哀牢与昆明的差别如此明显，岂可视为同一族类！

唐代初期，哀牢已成为洱海区域的居民。他们分布在今巍山、南涧、漾濞一带。他们也是白族的主要来源之一。

(三)僰人和“汉姓”

白族的第三个来源是僰人。西晋以前的史料记载中，已经记录有朱提地区居住的僰人，但在南朝后就没有了这些记录。到了唐代史料记载，朱提地区的居民为东爨乌蛮。这是因为，原来居于此的僰和汉大量迁到洱海地区，成为所谓“下方夷”。他们是洱海地区的新居民，也是白族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一点，在林超民的《僰人的族属与迁徙》[19]、《白子国考》[20]等论文中已有论述，兹不赘。

除了上面三个来源外，白族的还有一个重要来源是汉姓，这一点在研究白族形成的历史中多被忽视。笔者认为：“所谓'汉姓’，是著籍云南的汉族移民的后裔。自汉王朝在云南设立郡县以来，中原地区汉人以各种方式不断迁居云南。不少人落籍土著，其后裔逐渐融合于当地居民之中。尽管他们已被视为'蛮夷’，但是在他们记忆深处，不忘祖先本是汉人。洱海区域的汉姓与建宁、朱提诸郡的汉姓有显著的不同。建宁、朱提诸郡的汉姓，出现了拥有地方武装，占有家部曲的当权派，他们被称为'大姓’。洱海区域的汉姓大多数既没有武装也没有部曲，间或也有被委任为官，成为盘踞一丈的雄长，但为数甚少。”[21]。

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梁建方奉命征讨松外蛮，追辑逐北到西洱河区域，发现此处“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22]。尽管他们“自云其先本汉人”，但是已不被中夏的官兵所认同，而把他们视为边裔的别种族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有汉姓，而且语言“大略与中夏同”。因此“其先本汉人”，当是事实。他们著籍洱海区域甚久，已经成为土著居民，基本上“蛮夷化”了。

初唐时，洱海区域的汉姓见于记录不少，主要分布在今祥云、大姚、姚安、大理凤仪等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王朝以汉云南郡地设置姚州。其所以称为姚州，是因为此州“人多姓姚”。姚姓也是汉姓，也是中夏移民的后裔。西晋与东晋交替时“(李)雄遣叔父骧破越嶲，伐宁州，(王)逊使督护云南姚岳距骧于堂螂县”[23]。姚岳是云南郡人。姚州是汉弄栋县地。疑姚岳就是弄栋县人。知在西晋时，弄栋县已有姚姓汉人居住。姚岳为东晋时云南郡的大姓，受宁州刺史节制，充任督护官职。姚姓是雄长一隅的方土大姓。姚姓聚居姚州地区，成为唐王朝初年在此设置姚州的社会基础。姚姓汉族移民，在姚州落籍数百年，逐渐“夷化”。到唐代初年他们虽然保持汉姓，但已经融合于弄栋蛮之中。“弄栋蛮，则白蛮苗裔也。本姚州弄栋县部落”[24]。所谓“弄栋蛮”即是“白蛮”，就与河东州的“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的情况一样。他们是中夏移民后裔，落籍久远，已经成为“蛮夷”。不过他们保持汉姓，不忘“其先本汉人”。

和弄栋蛮相类似的是“青岭蛮”。“青岭蛮，亦白蛮苗裔也，本青岭县部落”[25]。青岭蛮的首领是尹氏“贞元年中，南诏清平官尹辅酋、尹宽求，皆其人也”[26]。青岭蛮中也有不少汉姓，他们也是中夏移民的后裔。青岭县即今大姚县。

唐初在原来云南郡地曾设置波州。“故渭北节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坟墓皆在云南”[27]。《元和姓纂》卷九《段氏诸郡·段氏》：“《云南状》云，魏末段延没蛮，代为渠帅。裔孙入朝，拜云南刺史。孙左领大将军。生子光、子游、子英。子光试太仆卿，长川王生秀试太常卿，子英率府遂郡王神营州兵马使”[28]。所引《云南状》可能是贞元年间的纪录，或就是韦皋《开复西南夷事状》的省写。“姓纂”所说段子英为云南郡人，向达《南诏史论略》认为此人与樊绰《云南志》所说的段子英同为一人。则段子英为汉人无疑。其祖籍京兆。魏末其先段延迁入云南。波州在云南县，即今祥云县地。

越析诏“有豪族张寻求，白蛮也”[29]。张姓豪族，其先当也是汉人。到唐代初年他们都被看作是蛮夷了。

《新唐书·南蛮传》载:“姚州境有永昌蛮，居古永昌郡地。咸亨五年叛，高宗以太子右卫副帅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讨平之。武后天授中，遣御史裴怀古招怀。至长寿时，大首领董期率部落二万内属”[30]。又《裴怀古传》说“姚、嶲道蛮反，命怀古驰驿往，怀辑之，申明诛赏，归者日千计。俄缚首恶，遂定南方蛮、夏，立石著功。”[31]事在姚州都督府内，所谓“蛮、夏”中的夏，即是中夏移民。

初唐时期，居住在洱海区域的中夏移民的后裔，见于纪录虽少，但实际人数不少。他们移徙到这里的时间已相当久长。从文献中的片断纪录，可推知他们大部分分布在洱海的东西两岸、洱海以南和以东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大理、宾川、弥渡、祥云、姚安、大姚等地。

二、大封民国：白族形成的标志

白族形成于何时？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白族在汉晋时期已经形成，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白族形成于唐代初期。

笔者认为，要把白族的来源与白族的形成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根本不同的问题区别开来。来源是一回事，形成又是一回事。白族来源有多种，白族形成是多源融合为一个。

唐初，在洱海地区酋邦部落众多，其中较大的酋邦被称为“六诏”，在诸诏之南的蒙舍诏，称为“诏”(今云南巍山县)。南诏在唐王朝支持下，前后收服了西洱河区域的白蛮诸部，兼并其他五诏，取代“白国”，统一洱海区域。这是唐朝分道经略，以讨吐蕃的重大成果。实现了唐朝破吐蕃，靖边寇的愿望。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南诏首领皮逻阁统一洱海地区，唐廷为嘉奖其功勋册封其为“云南王”，为其四位儿子晋爵加官。

洱海地区被南诏统一后，发生滇东翼部动乱，南诏东进欲并兼翼部，导致与唐朝发生天宝战争，吐蕃支持南诏大胜唐军。天宝战争失利后，唐朝只得退出云南。因此南诏势力迅速扩大，得以统一云南。南诏依靠吐蕃战胜唐朝，因此，南诏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受吐蕃控制增强。吐蕃文化对南诏的影响也日渐深入。但要注意的是，云南从秦汉起就是中国的组成部分之一，华夏文化已经扎根云南。天宝战争以后，唐王朝虽然军事与政治势力从云南退出，但汉文化的影响没有因此减弱。天宝战争中唐军数十万人不可能全部战死，当有许多士卒留在洱海地区从事生产劳动等。直到今天，征讨南诏的李宓将军不仅没有成为白族的“敌人”，反而成了白族共同崇奉的“本主”，立将军庙年年上香祭祀，时时顶礼膜拜。对这个奇异现象的解释有多种。笔者对此的解释是，天宝战争后，流落到洱海地区的李宓将军的士卒对自己统帅的追忆，对故土的思念是李宓将军从洱海居民的敌人变为洱海居民的神灵的重要原因；而华夏文化在洱海地区的深远影响是李宓将军被崇奉的根本原因。对李宓将军的崇奉实质是流落洱海区域唐朝将士的集体记忆和对汉文化的认同。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与唐使臣在点苍山神祠盟誓。异牟寻率南诏所辖诸赕首领，发誓归附汉朝(唐朝)。唐赐于异牟寻“南诏印”，册封为“云南王”；并设“云南安抚使司”以统领南诏疆域，设“云南安抚使”为其政区长官，节制南诏，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此职。

贞元十年以后，华夏文化得到南诏当权派大力提倡，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数十成百的南诏学生每年被派到长安和成都学习汉文化，甚至每个南诏的首领也深入习诵汉文经典。王室成员与各级官员“不读非圣之书”，南诏统治者主动学习汉文化，大力提倡和推广中原汉文化，使汉文化成为唐代云南文化的主流。汉文化在白族的形成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贞元十年，南诏归附唐朝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进步飞速，洱海区域经济进入封建领主社会。那时的洱海地区逐渐成为南诏首府，建立了大厘城(今大理市)，以此为中心形成十睑(赕)地区。“十赕地区成为了南诏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中心。共同生活于这里的云南蛮、昆明蛮、西洱河蛮、哀牢蛮、僰、汉姓等族群，通过长时段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他们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原诸部间的差别渐渐消失，融合成为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政治体制，原来的云南、昆明、弄栋、哀牢、河蛮、青岭等蛮部名逐渐消失，于是唐初的'白蛮’、'乌蛮’的界限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专用名称”[32]。

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南诏首领法(隆瞬)继位，自号为'大封人’(又作'大封民国’)。'封’的古音为'邦’，意同，因此'封’与'僰’音同。'封人’也就是'僰人’。洱海的十睑(赕)被南诏称为'大封民国”，即'大僰国’，其和历史上的'僰子国’关系密切。'僰’又作'白’。由此'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近一百年的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的民族——白族”[33]。

综上所述，白族来源是多源的。有洱海人、昆明、哀牢、西洱河蛮(河蛮)、僰、汉姓等等。这些在唐代初期见于记录的族类，自从“大封民国”出现后，他们就成为已经逝去的历史“大封民国”不属于哀牢，不属于昆明，也不属于西洱河蛮(洱海人)，更不属于汉姓；即便“大封民国”的“封”字就是“僰”字，“封人”就是“僰人”，这个“僰”也与唐代初期的“僰”有本质的差异。唐代初期的“僰”是单纯的一个族类，是原来居住在滇东地区的“僰”。到“大封民国”时代的“僰”，就是由僰、昆明、哀牢、洱海人西洱河蛮、汉姓等融合而成的一个族类。僰、哀牢、昆明、汉姓、西洱河蛮逐渐变成历史记忆。“僰”成了洱海区域的居民一致认可的共同称谓。他们以此有别于中夏，也以此有别于南诏其他族类。他们“本唐风化”，但完全自立于汉人(唐人)之外。他们有以唐代初期“白蛮”语音为基础形成的共同的语言——白语；他们借用汉字创造自己的文字——白文；他们信奉的神灵尽管与中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有明显的个性和特点：在中夏佛教庄严的诸神前面，赫然出现高于一切的女阴—“阿央白”，并受到虔诚的顶礼膜拜。他们的经济结构有别于中夏，他们的政治、军事体制不是中原王朝的翻版。尽管他们与中原王朝、与中原的经济文化有割舍不断的密切联系，尽管他们接受唐王朝的封号，承认唐王朝的宗主权威，但他们毕竟是与中夏不同的“南诏”。

在南诏灭亡后36年，大理国建立，之后28年(公元965年)，在宋灭蜀后。宋朝北有“大敌”，无暇顾及西南地区。而且由于宋朝错误地认为，使强大的唐王朝灭亡的是南诏，甚至编造“宋挥玉斧”的故事，采取防范大理，避免与大理密切交往的政策。宋朝虽然限制和大理政权的往来，然而大理政权始终和宋朝保持文化、经济等联系。段氏多次上书说:“累年以来，遣使乞修朝贡”。宋王朝也曾册封过段氏为“云南八国都王’，“云南节度”等。大理国始终使用宋朝历法、奉宋朝正朔；大理国士人多习汉文、使用汉字。

南诏时，南诏统治者早就开始向洱海区域外移民。白族是大理国的统治民族，大理国长期独立，于是白族统治者在大理国时期，向各地移民，把势力扩张至云南各处。成为了白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大理国前后期在统治范围内，所有设立的行政长官，担任者几乎都是白族大姓。由于派出的白族大姓在其统治区划内渐成为世袭领执“导致云南'白族化’倾向的出现”[34]。

三、统一政权是民族形成的前提

白族形成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1885年拉考伯利提出“南诏是傣族建立的国家”[35]。这个论点得到西方学者和泰国学者的赞同。在20世纪上半期广为传播。1926年W.A.R. Wood(伍德)出版了《暹罗史》。伍德的《暹罗史》成为了南诏傣(泰)族建立论的代表性学术著作，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学者对此给予反击，方国瑜教授从1936年开始两次发表文章，提出:“南诏是白族建立的政权，以历史事实论证了傣族与南诏、大理的建立无关”[36]。其后，许云樵、江应樑、陈吕范发、陈健民等等中国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回击。否定拉考伯利“南诏是傣族建立的国家”的论说，几代人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中外学者都不再主张“南诏是傣(泰)族建立的国家”一说。就是在泰国，在严肃谨慎，实事求是的学术著作中已经很少看到“南诏是泰(傣)族建立”的这种论说。

为了回应西方学者或对历史的无知，或对历史的有意歪曲，编造谎言制造的“傣(泰)族建立南诏”论，中国学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成功地批驳了“南诏是傣(泰)族建立”的谬说。但是，国内学者又陷入南诏究竟是彝族建立的，还是白族建立的，还是彝族白族共同建立的无体止的论争之中。

白族形成的研究，应该跳出西方学者一开始就设定的“圈套”：“傣(泰)族建立了南诏国”。事实是，南诏国建立以后，傣(泰)族的先民只不过是居住在南诏国西南的族类：金齿(或称黑齿、黑嘴、乌嘴)。阁罗凤在《南诏德化碑》中说;“建都镇塞，银生于黑嘴之乡”[37]。可见，傣(泰)族的先民是南诏统治者的部属，而不是建国的领导。

南诏原来不过是唐代初期洱海区域的“六诏”之一，蒙舍诏。因为位于诸诏之南，被称为南诏。南诏(蒙舍诏)的居民是哀牢之后。

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取代了“白子国”[38]。接着并灭其余五诏，统一洱海区域。进而在吐蕃的支持下于天宝年间多次打败唐朝大军。唐朝势力退出云南。南诏迅速拓展，其统治范围从洱海地区扩大为“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39]的广阔领域。在南诏建立了包有今云南全部，四川南部、贵州东部、越南北部、缅甸北部的王国之后，历史纪录就不再有哀牢蛮、昆明蛮、西洱河蛮、松外蛮、云南蛮、弄栋蛮、青岭蛮以及汉姓等纪录。而是称为“南诏”“鹤拓’“大礼国”“大封民国”等“这时，哀牢蛮、昆明蛮、西洱河蛮、云南蛮、弄栋蛮、青岭蛮、松外蛮等族类也随着大礼国、大封民国的建立融合成一个族类——'封民(人)’。封民(人)就是'僰人’。'大封民国’就是族名为国号，故称“大封民国”[40]。

“蒙舍诏兼并蒙嶲诏后，成为洱海南部强大的酋邦，在唐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南诏征服了僰建立的'白子国’，赶走了越析诏。取得了经济水平较高的洱海平原及其东南地区，将昆明逼到狭窄的洱海以北地区。最后又在唐朝的支持下，于贞元十年最终征服了昆明建立的施浪、邆赕、浪穹'三浪诏’。蒙舍诏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征服者，但是最后还是被经济、文化比他们高得多的僰、西洱河蛮、汉姓所征服。被称为“白蛮”的文化成为南诏的主流文化。正是这个主流文化推动南诏不断走向强大，也促进了“白族”的形成”[41]。

历史事实说明，建立南诏国的蒙舍起于巍山，当时他们不过是洱海区域众多酋邦(诏)中的一个。当蒙舍诏兼并洱海区域之酋邦，接着拓东、开南、镇西、攻北，建立强大的南诏国后，各个酋邦都成为南诏国的领地，各酋邦的居民也融合成为一个族类。与其说是哪一个族类建立了南诏国，不如说是南诏国的建立，为各个族类融合成封民(僰人、白人)创造了政治条件。尽管南诏(蒙舍)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但是，到了南诏成为一个强大的王国时，他们的祖先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他们是“哀牢之后”[42]。这里的“哀牢之后”颇值得细细玩味。正如洱海地区的汉姓，他们自言其先本汉人一样。他们已经不再认为自己还是汉人，只不过是汉人的后裔。他们自己早已经与汉人脱离关系成为洱海区域的土著居民。如果他们还是汉人何必强调自己的祖先本是汉人？同样，当南诏建立起一个超迈前人的强大王国时，他们说自己是“哀牢之后”就是对自己是哀牢的否定。他们早已挣断了祖先哀牢的脐带，独立成一个与母体截然不同的族类。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哀牢之后，而是与昆明、僰、西洱河蛮、汉姓等族类融为一体的白(封、僰)；他们已不是小小哀牢的酋邦，而是称雄西南的巍巍大封民国。这时无论是王室、还是高官，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大家都是大封民国臣的居民，都是同一个族类——白。

在白族形成问题的研究中，应该注意避免只关注哪个族群建立了南诏，局限于狭隘的泥沼中死抠历史文献中的只言片语，况且对这些只言片语的误解又导致对南诏社会历史发展理解的偏差。应该持续深入探讨南诏是怎么把酋邦林立的洱海地区在唐代前期统一起来，之后以洱海地区为中心而建立大封民国，促进了白(僰人、封人)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白族形成的研究应该站以大历史的视野，综观社会发展的趋势，对白族形成与发展的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