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历兵变之后的段元关系——元代云南民族关系硏究
天历兵变之后的段元关系——元代云南民族关系硏究
方慧
本文认为，元朝中叶以后，大理总管段氏乘国势渐趋衰乱之机与行省分庭抗礼，最终以兵戎相见，形成段元“分域构隙”的新局面。段元双方由于关系恶化而导致战争，不过是矛盾的总爆发，真正的转折点是天历兵变。因此，段元分域构隙，’段氏势力坐大时期，应定为至顺元年天历兵变到至正二十六年段功见害于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之间。
至元十一年云南行省建立后，元政权和大理总管段氏的关系进入了行省、宗王、段氏并立时期。元朝中叶以后，云南虽然仍有行省、宗王、段氏并存，但国势渐趋衰乱，段氏乘机坐大一方，与行省分庭抗礼，终成尾大不掉之势，乃至以兵戎相见，形成所谓段元“分域构隙”的新局面，时间是至顺元年至至正二十六年(1330——1366)。至于段元“分域构隙”从什么时候开始，各书所记不一，但有一相同之点，即段元交兵乃在段光主国事时。据考，段光并未做辻总管，但主持过军事，时间应在至正十二年段功任总管之前。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认为，段元双方由于关系恶化而导致战争，不过是矛盾的总爆发，其分域构隙的契机，视此为早。有迹象表明，天历兵变乃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因此段元分域构隙，段氏势力坐大时期，应定为至顺元年至至正二十六年，亦即由天历兵变迄于段功见害于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之年。
在这段时期，段元关系的演化方面有以下几条信息颇为重要。
第一、在元代，通常是云南王驻大理，而梁王驻中庆。但天历兵变后的两个云南王阿鲁和季罗，驻地却都在中庆，并不在大理，这显然表明，大理此时已不容云南王插足。昆明筇竹寺回鹘式蒙古文《云南王藏经碑》是阿鲁于后至元六年立的，碑里说：“俺云南王阿鲁的言语：俺来到此地无一件善举，怎地这里耆宿百姓给俺树碑了呢？这里耆宿百姓说，'伯忽、阿禾、秃坚诸王叛后，俺的百姓非常困乏，死者被弃下，残存者缺乏食物，寻食物去了。俺的逃亡者很多啊。如今俺的死者如同复活了一般，俺的逃亡者全都归来了。太师来后，俺的田禾好起来了，俺的百姓做生意也如从前一般了。树碑的缘故如是’。这些耆宿百姓这般说着树碑。”按筇竹寺在今昆明西郊玉案山，据碑文，显然是云南王阿鲁长驻昆明的口气。在近年来凤仪北汤天所发现的经卷中，很大一部分是明朝初年由昆明搜集、运载而去的。其中有的钤有“阿禄云南王国补觉照寺藏经”的印章，阿禄即阿鲁，译字偶异。检《新纂云南通志》引雍正志及光绪志：觉照寺在云南城南土桥，俗名大东寺，清咸丰七年兵燹焚毁。这也可见阿鲁是长驻中庆的。其次关于孛罗，据邓麟《至正桥记》云：“……三公协心废举弊除，越明年（按至正十一年），政通人和，乃亦有秋。冬十月因经桥所，见横波植柱，栈木布土，往来者动摇惊惧，如临履渊冰然。“……岳（柱）公曰：'古人云，桥梁不修，刺史过也。矧兹桥西抵通衢，东犍驿路，而控制方面，雄伟尤称，苛改作，徒劳民力，事有似缓而实急者，正谓此欤？’二公及僚属等闻而是之，谋不再集，各割俸金，以□厥事。云南王孛罗暨本道宪副也先、明德等嘉是役便也，竞以资俸先界。”此亦是孛罗驻昆明之证。阿鲁和孛罗以云南王之位本应驻守大理，却长驻昆明，从中透露出天历兵变后段元关系新变化的信息。
第二、自把匝剌瓦尔密至正十六年以梁王镇守云南，直至二十六年，除十六年有识里木为云南行省左丞的一条史料外，其余平章参丞都无一人可考。至正二十三年封段功为平章，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此时梁王实际上已取代行省而揽大权于一身，所谓段元关系已具体化为段梁关系了。
第三、这期间，段元关系还是有张有驰，有所松动，不是从始到终都是水火不容的。梁王的政令也并非完全不能行于大理。支渭兴所撰的《中庆路增置学田记》说：“至正十六年秋七月，诏以正议天夫、西蜀四川道肃政廉访副使汉中蒲机为云南诸路肃政廉访使。……公谓学校风化之原，人才自出，宪政所当先也。于其劝诱之方，经理之道尤尽心焉。迺与副使秃鲁，佥事阿鲁温察、王钦，幕宾经历张怀义，知事崔有恒，照磨干赤共议，差官偏诣州县，考正，阅其地凡归侵疆以双计者若干，得逋租以石计者若干，备书田之所在，界之所在，与其双数于籍，有司、学官、宪府各藏其一，且识于碑阴，以备他日取证。又总新故租，度岁用外□其余以济贫民，得中统宝钞五百八十余锭，移文中庆总府转达行省，情于梁王，以市大理路赵州没官田二百一十九双三角。王曰：'善事也’。乐允所请，行省诸公亦赞成之，岁增租一百三十八石六斗，于是仓廩充，财用足，师勤士励，教化大行”。此梁王当即把匝剌瓦尔密，《新纂云南通志》族姓考以之属云南王孛罗，并据平显《建立华严寺碑记》称周王，说：“此周王即孛罗，《元史》称云南王孛罗，以所在地称之”，误甚，同书金石考已考定华严寺碑为伪作，不足据。从此碑可以看出，在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位时，还可以到大理路所属的赵州去买没宫田以为中庆路学田，可见大理总管段功犹奉元朝命，所以梁王后来得以借助段功的兵力镇压红巾军，而复省治。可是另一方面，也从而可知，此时大理早已拥有重兵，与粱王分庭抗礼，非如从前可以随意调遣了。
既然在这段时间内段元关系的变化是以天历兵变为转折点，研究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从天历兵变入手。
天历兵变发生于天历三年即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乃是反映了整个元朝政局大动荡的两都争位的余波。事情大致是这样：泰定五年（亦即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泰定帝也孙帖木儿病死于上都，留守大都的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等人乘机发动政变，迎立武宗的儿子和世㻋。和世㻋远在西北不能遽回，由他的弟弟图贴睦尔先行即位，改元天历，是为文宗。上都以曾经以梁王镇守过云南的王禅为首的群臣得讯，也拥立了泰定帝的儿子阿剌吉八即位，改元天顺。双方兵连祸结，最后以上都的失败告终。和世㻋即位不到一年，是为明宗，旋为燕帖木儿害死，文宗复位。在两都争位中，西南方面先有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依附上都，举起叛旗，后失败被杀。而云南以诸王秃坚为首的乱事继起。秃坚原在上都参与王禅跟大都的作战，兵败后逃回云南，至顺元年，与万户伯忽、阿禾等抗命起事，攻陷中庆，拘杀行省官吏，秃坚自署云南王，伯忽为丞相。乱事逐步扩大，元政府调集了四川、陕西、湖广、江浙、河南、江西等数省十余万大军进讨，而时约两年，乱事始平，这就是天历镇兵之变。
天历兵变是云南，乃至全国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是在元朝日趋衰乱的形势下，云南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元朝在云南的统治趋向没落，出现动乱不稳的转折点。当时有人慨叹“天历建元以来，云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闻。”后来的史家也说：“云南安静将五十载，变起仓卒，人心危惧。”其影响至深且远。直到顺帝元统二年，中书省臣还上言说：“云南大理、中庆诸路，囊因脱肩（秃坚）、败狐（伯忽）反叛，民多失业，加以灾伤民饥，请发钞十万锭，差官赈恤。”前引《云南王藏经碑》对此记的就更为具体了。
历史记载表明：在兵变中，各少数民族上层，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分别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卷入了这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旋涡。由于叛军声势颇大，行省无力抵抗，只有“檄各州举兵，即以土人督师”，向土官求援。姚安路总管髙氏的宗子阿海“率邦人御贼于险，俘馘甚多”。至顺元年十一月，仁德府（在今寻甸县东）权达鲁花赤曲术纠集义兵以讨云南，首败伯忽兵于马龙州。按曲术族属待考，必非土著，但他所纠集的兵众应多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又芒部路九村夷人阿斡、阿里“愿备粮四百石，民丁千人，助大军进征”。此外，顺元土军，朵甘思，朵思麻及巩昌等处吐藩军也参与了对秃坚的征讨。这些，显然都是支持行省平叛的。相反，站在秃坚一方的少数民族上层也不少。史载：“天历初，镇兵扇诸蛮作乱”，知诸蛮附于秃坚者不一。乌撒土官禄余降于秃坚后，罗罗斯诸蛮俱叛，其土官撒加伯合乌蒙蛮兵万人攻建昌县，致使“云南秃坚、伯忽等势愈猖獗，乌撒禄余亦乘势连约乌蒙、东川、茫部诸蛮，欲令伯忽弟拜廷顺等兵攻顺元”。看来在这次兵变中，很多民族上层都怀着不同的目的加入了对立的双方，使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又加入了民族矛盾的成份，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错综复杂，头绪纷繁的局面。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云南最大土官的大理总管段氏，在这次兵变中态度如何，充当了什么角色？遍査史料，竟无一字的明确记载。笔者经过多方考证（因篇幅所限，考证内容将作为单篇文章另行发表，在此兹不赘叙），认为段氏在天历兵变中既没有参加兵变，又没有参与平叛，而是拥兵自重，忙于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一点，其实早有史家察觉到了。屠寄就说过，“至顺初，秃坚不花之变，大理不附逆，亦不助王师。”夹注：“颇疑当时大理独立，不受王府、行省节制。”平心而论，此时“独立”还说不上，但“不受王府、行省节制，确已发其端了。
天历兵变虽被敉平，但云南的局势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领兵平叛的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就认为，“蒙古军及哈剌章、罗罗斯诸种人叛者，或诛或降，虽已略定，其余党逃窜山谷，不能必其不反侧。今请留荆王也速也不干及诸王锁南等各领所部屯驻一、二岁，以示威重”。果然，不出两个月，“乌撒、罗罗蛮复杀戍军黄海潮等，撒加伯又杀掠良民为乱。命云南行省及行枢密院：凡境上诸关戍兵，未可轻撤，宜视缓急以制其变。”加上连年交兵，灾伤饥馑相仍，民多失业，至顺三年，元朝政府接连下令“免云南行省田租三年”，“赈钞十万锭”。直到顺帝元统二年，还在“差官赈恤”施。局势的动荡不安，自然是在所难免的。
前已指出，天历兵变后，云南王已长驻中庆，不临大理。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位，行省更如同虚设，政令一出王府，集大权于一身。这就事实上在云南出现了壁垒分明的两个政权：中庆的梁王和大理的段氏，分域构隙的局面形成了。《蒙兀儿史记》说，“梁王国中庆，而段氏世守大理，一恃宗亲，一恃故物，两不相下。王府陪臣多骄恣，凌轹段氏，渐构瑕隙。”按此语实本《续弘简录·大理传》。传云：“时梁王围善阐，而段氏世守大理，一恃宗亲，一恃故物，两不相下。王府诸人多骄恣，凌虐段氏，渐构成隙。”但《续弘简录》云云又似乎出于《滇史》。《滇史》说，“梁王出封，专居都阐，而段氏总管世守大理，一恃贵族，一恃故物，两不相下。王府诸人多骄恣凌虐，段氏渐不堪。于是猜疑日甚，遂相构隙。信苴潜戢兵以防宗王，滇东西遂成敌国。”这说得明明白白，其“潜戢兵以防宗王”一语，更可为大理段氏暗中扩充实力，不出兵助平天历兵变的注脚。《滇史》的作者诸葛元声是明朝中叶人，所说应当有据。
各书皆说梁段的正面冲突是在段光的时候。段光虽然没有做过总管，初时官位不甚髙，但善能将兵。关于段梁之争的年代以及段光的对手，则各书各记有所不同。《滇载记》说，八代总管信苴段光，“时元大德中，中原板荡，梁王以元宗室镇善阐，与段氏分域构隙。至大二年，梁王大破光兵。”《南诏源流纪要》所记同。《滇略》说：“武宗至大元年，以诸王老的袭封梁王。梁王伐大理，破总管段光兵，杀其将高蓬。”《滇史》，“至大二年（已酉）三月，梁王在云南有风疾，以诸王老的袭封梁王代镇云南。至滇之日，即信臣下挟谋，举众向大理，大破段光兵。”《滇考》亦将此事系于至大二年。《滇黔志略》又说，“成宗大德中，梁王帖木不花以宗室镇善阐，与段氏分域构隙，武宗至大二年，梁王攻总管段光，兵败光死，子功继之。”师范《滇系》记为：“武宗至大元年，以诸王老的袭封梁王。梁王伐大理，破总管段光兵，杀其将高蓬。”各本《南诏野史》于此事所记年代和段光的对手又与上举各书不同。淡生堂本《南诏野史》说，“至顺乙丑，光主国事，番兵化耗，孟州判官李生等守白崖，适高蓬卖国，番兵乘胜长驱，破河尾，我兵败之，河赤不流。……“二年，段光遣张希矫、杨生、张连与梁王报仇，光兵大败，止存三人。次年（三年）梁王复侵大理，段兵大胜。”按至顺无乙丑，观下文有二年、次年（三年）的记事，则此处或为“元年”之误。“番兵”当指蒙古兵。王本《南诏野史》所载时间稍后，说：“顺帝至元元年乙亥，光主国事，番兵作乱，孟州判官李生等守白崖。适高蓬卖国，番兵乘胜长驱，破河尾，我兵败之，河赤不流。……三年，光遣张希矫、李生、杨连与梁王报仇，光兵大败，止存三人。次年（四年）梁王复侵大理，段兵大胜。”《增订南诏野史》于此所述又异。说：“段光，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癸酉元统元年袭，朝命止授为承务郎、蒙化州知州。番兵作乱，孟州判官李生等守白崖，值高蓬新败，番兵乘胜长驱，破河尾关，光率兵大败之，斩馘无算，河水尽赤，为之不流。元统二年，光以先与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孛罗因分域构隙，至是遣张希矫、杨生、张连等发兵攻梁王，不胜，士卒多死，希矫等遁归。顺帝至元元年，梁王侵大理，光自督兵，与战于昆弥山，梁王大败，凯还。……（至正二年）梁王刺杀段氏臣高蓬。先是光令蓬督兵罗那关，梁王使人暗招之，蓬不从，答之诗云：'寄语下番梁王翁，檄书何苦招高蓬。’……梁王忌之，乃重赂蓬庖人刺杀之。”
综上各书所记，则梁段交兵的年代，有至大元年、二年、至顺元年、二年、三年、后至元元年至四年，元统元年，二年诸说。与段光交兵的对手有梁王帖木不花、梁王老的、云南王阿鲁、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孛罗（按以为一人）等人，众说纷纭，必须加以考辩。
首先，以《滇载记》为代表，把段梁战事系于至大年间这种迄今仍为广泛引用的传统说法，是大有疑问的，因为此时在任的是第三任总管段正，与至正年间主持军事的段光相差三十多年，而且至大年间任云南王的老的罕未任梁王，时间、对手均对不上，査其间并无段梁兵争之事，证以段正的继任总管段隆，泰定二年还曾立石，请行省参政李源道撰文，以寄其“先人臣属天朝，勤劳王家，建崇圣佛刹思报国恩”之心，此意甚明，所以此事发生于至 大年间之说可排除。
再看至顺元年至三年说，此时正值天历兵变，云南无宗王，惟秃坚自立为云南王，后兵败不知所终，至顺元年的大理总管为段隆，二至三年的大理总管为段俊，如前所说，天历兵变是元朝统治者的内讧，而段氏在这段时期内是忙于发展自己的势力，所以段梁无从交兵。
《增订南诏野史》把作战之年系为元统元年、二年，至元元年，对手则定为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孛罗。按把匝剌瓦尔密为宰罗之子，此处似当作一人，恐不可信。问题还在于，元统元年云南无宗王镇守，元统二年至至元元年乃是云南王阿鲁在任，且阿鲁并未封梁王，所以元统元年、二年、至元元年之说也不能成立。
从至大二年到至正年间，在云南的梁王先后有李罗和把匝剌瓦尔密。孛罗哪一年代阿鲁镇守云南无考，至迟似不会晚于至正六年，他后来在至正十五年晋封为梁王，所以也可以称为梁王。核以段功至正十二年继为大理总管，而其时他跟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的关系尚可相安，段光主持军事工作在至正十二年之前，所以颇疑孛罗与段光的兵争发生在至正六年至十二年之间，无可取证，录以备考。
段梁关系过此曾一度趋向缓和，可证之以合力征讨思可法及剿灭红巾军二事。自然，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段梁皆属统治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虽然交织着民族矛盾的成份，但总的说来，仍属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当他们的利益一致，休戚相关的时候，是可以暂时化除前嫌，联成一气的。元朝末年，今德宏地区的麓川政权兴起，其土官思可法“数侵扰各路”，这是一个野心很大的新兴封建领主，“不仅把元朝廷在这一带地区建置的百夷土司大部份兼并了，还跨过怒江，侵扰内陆”。此举不仅给元朝在云南的统治造成威胁，也直接影响段氏的势力范围，在这个共同点上，使得段梁又联合起来，对付思可法。元政府一面“命河南参政贾敦熙督师，会云南路兵讨之”，同时以段功为前锋，“屡战克捷”，叙功升段功为大理总管，寻升参政。段功参加了讨伐思可伐的战事，是不能排除此种可能的，至于说他“屡战克捷”，未免有些夸大，事实上思可法此时并没有被制服，而是“乘胜并吞诸路而有之，乃罢土官，以各甸赏有功者”。胡蔚系此事于至正六年，及说段功本年因征思可法有功而为总管，在年代上有点靠不住。《滇云历年传》以段功至正四年袭蒙化知州，而以十二年袭大理总管，并加按语说:“至是八年而始奉朝命，以与梁王争构而罪之也”。隐隐透露出段梁关系多少有些松动的消息，所说较为得实。行省买大理路赵州没官田以为中庆路学田，正在这个时期。
接着有段功助梁王剿灭红巾起义军之事。元朝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日甚，政治、军事、财政混乱不堪，极端腐败。人民在层层重压和剥削下，无以为生，起来反抗的增多了。一些蒙古大臣对汉人、南人也愈加恐惧和猜忌，采取了更加残暴的手段进行镇压，有人竟然提出“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毒辣建议，连元顺帝也不敢釆纳。加上这时水、旱天灾不断发生，给人民造成很大的祸害，饥民流离载道，出现了“沟中人哭尸，道上母拋儿”的惨状。因此，趁着贾鲁集中十七万军、民工挖黄河，使复故道之机，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一口号的鼓动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大起义，其主力就是韩山童（后牺牲）和刘福通领导的汝、颖一带的红巾军。
另外有：湖广、江西徐寿辉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是红巾军的一支。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徐寿辉为部将陈友谅所杀，自立为汉，先期入川的另一部将明玉珍遂也于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在重庆称帝，国号夏。次年，派部分红巾军攻云南。分兵三路：万胜由界首入、邹兴由建昌入、芝麻李由八番入。胜兵不满一万。皆以一当十，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初临乌撒（今威宁），蛮酋纳款以供输，继次马隆（今马龙），敌望风而奔溃，遂由驿路踏入滇池。士民冒雨以争降，官吏叩头而请罪，一毫不染，万室皆安”。大军胜利进驻中庆，此际“梁王及宪司皆奔威楚，诸部悉乱”，无已，只好“征各处兵救援”特别“乞援于（段）功”。段功并没有立即应召赴命，而是在面临红巾军追击梁王，兵迫大理的情况下，谋于员外杨渊海，对形势做出估计，谋求对策，最后“渊海卦之吉”，为求自保，才决定出兵，又和梁王在镇压农民起义军这一共同点上联合起来，一致对付红巾军。《滇载记》记载作战经过说：“（段功）乃进兵至吕阁，败红巾军于关滩江，杀获千计。红巾收合余衄，再战复胜，杀段功骁酋铁万户。红巾屯古田寺，段氏夕潜火其寺，红巾军乱，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蹬关，大败之。红巾大呼之曰：'待明年来复仇！’……遂急收军，功追之至七星关，又胜之而还。”于是“万胜以孤军不可深入，士多战伤，乃留建北元帅聂千户守之，遂引还重庆”。入滇的红巾军，就这样回师了。
从这一战争过程可以看出：经过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段功此时已拥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连梁王也不敢正眼看他，要仰仗他来救难。因而曲意奉之，不惜以自己的女儿阿衤盖下嫁，奏授之为云南平章，段功从此威镇西南。但是段梁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梁王对段功依然存有戒心，所谓“虽阳德之，心实忌之”。次年，段功因思念阿衤盖，不听劝阻，又从大理回到中庆。有人私下向梁王进谗言说，“平章此来，有吞金碧之心”，这正中梁王的大忌，因而谋于阿衤盖，以孔雀胆害之。阿衤盖不肯，把这话对段功说了，段功不信。至正二十六年，梁王以请段功到东寺演梵为名，设伏于通济桥杀之。从此，段梁关系急转直下，完全破裂而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