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一群读书人决定不要命了

那场行动的目的,犹如千年前的衣冠南渡,保留中华文明的火种,拯救民族血脉于生死一线。甚至可以说,那场行动成功与否,决定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不是唐诗宋词,四书五经里的那个中国;决定了我们现代中国人的记忆,还有多少来自唐宗宋祖,古圣先贤。

那些年,一群读书人决定不要命了

文 | 白居伊

来源 | 8字路口(ID:crosseight)

01

1937年7月29日大半夜,天津人民还在梦里酣睡。

日本历史最悠久的陆军重型轰炸机部队,第七联队,轰鸣着在天津上空兜圈,然后集中火力,对准了南开。

一百斤一枚的炸弹,足足扔了快四个小时。教学楼跟师生宿舍被基本炸平,周总理当年上过课的教学楼也不例外,唯独留下了著名教育家卢靖先生捐资兴建的南开木斋图书馆。

木斋图书馆

为什么?

可能因为馆里有日本人觊觎已久的中国古籍,足足十几万册。

就在狂轰滥炸的空档,日本人开着坦克汽车碾进学校,连夜搬空了剩下的书籍,然后洒上煤油一把大火烧了图书馆。

被摧毁的木斋图书馆

日本人为什么重点“关照”南开大学?

这恐怕要追到南开老校长张伯苓先生身上。

六年前,“九·一八”一声炮响,有些军人都撒丫子跑得飞快,“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可是张伯苓一个读书人,却组织成立了一个东北研究会,没事就出没在东三省,转头拿着调查材料,就给南开编了本教科书《东北地理教本》。日本人能放过他吗?

再版的《东北地理教本》

当天轰炸天津的日本空军,在部队战史里明明白白地写道:其中一部分完全摧毁距天津城南方四公里的抗日据点南开大学。

日本人的毒辣手段,中国的读书人是知道的。

“九·一八”事变后没几个月,日本人就把矛头指向上海。积贫积弱的中国,只能勉力反抗。“金兵有狼牙棒,咱们有天灵盖”。

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当头迎来六枚上百公斤的炸弹。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也被日本特务纵火烧毁。这座号称“远东第一、世界第三”的图书馆,在大火中损失了46万册善本孤本。包括3700多种古籍和2600多种中国最齐备的各地方志。

“一·二八”事件中,右端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已被炸毁,左端的东方图书馆正在焚烧

住在东方图书馆10来公里处的老上海回忆战时惨状,说:当年图书馆的烟灰飘在家里阳台上,整整一个礼拜!

苦心经营了半辈子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看着满天飞灰,满地残纸,呜咽着说:工厂的机器设施,毁了都可以重建,惟有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图书,失而不可复得,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被摧毁的东方图书馆

淞沪会战失利后,苏州也很快沦陷了。

苏州是什么地方?

是中国千年文气最盛的地方,出过风靡全日本的那首唐诗。江枫渔火,寒山名刹,听不够的月落乌啼,客船钟声。清代国学大师俞樾曾这样写道: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庐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者。

但日本人对这座文化之都,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中国第一批公共图书馆之一——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被日本人糟蹋得一片狼藉。馆藏木刻书板漂满了馆内小西湖的池塘,图书报刊直接被撕烂擦刺刀。

02

随着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全国的读书人都明白了,日本人不止是要夺取中国的国土,更要消灭中国的文化,他们不约而同,展开了一场自救,一场赛跑,他们要抢在时间前面,救出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的珍宝。

这些珍宝说穿了很简单,就是一个字:书。

最早展开行动,将珍贵古籍后撤保护的学校之一,要数清华大学。

1935年,日本的侵略步伐日渐猖獗,从东北伸到华北。眼看平津城外战云密布,中国军队加紧秣马厉兵,“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11月19日凌晨,清华园图书馆内却是灯火通明。图书馆委员会主任朱自清再无心赏荷塘月色,他带着馆员们连夜打包馆藏的贵重古籍,转移南方。

清华大学图书馆装箱场景(出自纪录片《炮火下的国宝》)

空旷的馆内不时传来叮叮当当的钉锤声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方针,在这个特殊时期被贯彻得很彻底。一位名叫马文珍的图书馆员,钉锤成诗一首,名叫《装箱歌》 :

这是前辈人智慧的遗产,
我们应当郑重的保藏;
把它们寄到幸福的遥远,
把它们寄到安全的地方。
“快点装” “慢点装” “又是一箱”。

他的另一首诗,写得更加直白:

你该说这年头难怪呢,
就连书籍文章都遭了殃。
排好号码就上架子呀,
挺直腰板站着,别悲伤!
这箱里放着杜甫和陆游,

他们又陪着我们逃一次荒。

叮当了快十个晚上,417个大箱陆续在清华火车站踏上南下的列车。

1935年,清华大学要求,除了教学和研究生论文必需的图书馆设备以外,即刻开始一周内完成秘密装箱

拿到车票的这批书里,有很多值得特等座,比如囊括了从康熙到光绪所修的《大清会典》,这部法律汇编,被梁启超下过四个字的定语——“重中之重”。

因为怕被日本特务发现,古籍装车都在暗夜秘密进行,而来送车的是一位堪称“当代中国达芬奇”的大神,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先生。

顾毓琇先生

顾先生是第一个在麻省理工拿到博士的中国人,更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一生写了七千多首诗词,还亲自翻译了德文版的贝多芬《欢乐颂》。钱钟书对他的旧诗予以高度评价,巴金年轻时是他的读者。光抗战期间就有他写的四出话剧上演:《国殇》《岳飞》《荆轲》《苏武》……

这次,他亲自前来护书,带着人承担了一项重要使命:弄个发电机在一旁照明。

03

等到“七七事变”,全国的读书人都开始逃难,他们首先牵挂的,自然是书。

首当其冲的是浙江图书馆,因为他们的馆藏里有一套国宝:文澜阁《四库全书》。

文澜阁《四库全书》

当年乾隆金口一开,要搞盛世修典。说白了,就是要把历朝历代重要的古典编修成一部超超超大型丛书,显示盛世天朝的文化软实力。作为主编,纪晓岚带着3800多位儒生,开始了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宏大工程。既然是超超超大型,自然是越全越好,最终这套书编纂出了360000册,收录了3460多种书籍,总字数超过8亿。

在一套严格的KPI鞭策下,项目足足搞了13年才结项。因为体量太大,有精力抄也没精力找,纪晓岚又带人编了套《四库全书总目》,也就是目录,光这个目录就达到200卷。

也正因为字数过多,无法制版印刷——800000000多字(不用数了,8个0),只能靠人工手抄,这套书里的每个字都带着读书人的体温。

因为这套书实在太珍贵,怕出意外。修完后,乾隆一句话,又叫人抄了7部,800000000x7,分头藏进7座皇家藏书阁里,其中一部就在杭州文澜阁。

近百年后,它被太平军的炮火毁伤,一代代江南文人补抄了足足几十年。基本恢复原貌的《四库全书》,这才被收藏进浙江图书馆。

当年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浙图孤山分馆红楼二楼

在杭州沦陷前几个月,图书馆就提前着手,为这批馆藏找藏身之处。教育部虽然是名义上搬书的总指挥,但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排。

搬到哪?只能图书馆自己琢磨,你想搬到哪再打报告。

运输的车呢?钱呢?各个单位都在加紧往后方转移,哪来的车,更甭提钱。

浙大校长竺可桢向教育部建议,这套书太珍贵了,应该转移到大后方。还在浙大迁校的搬迁车里抽了一辆卡车,支援《四库全书》。

教育部向浙江省政府加急连发两电,请求支援,可是政府连人都顾不过来,管你什么书呢。军人出身的省主席就一句话:土地人民危险,何靳靳于一书!

政府指望不上,浙江图书馆只能自己协调转运。馆长陈训慈,一个文弱的江南书生,自己找人,找钱,找车。奇迹般带着这套宝典翻山过河,辗转五省,跋涉2500公里,抵达贵州。

陈训慈先生

在杭州临上路之前,发现运费还差200块大洋,而日军的铁蹄就要踏到。陈训慈匆忙赶回老家,低价卖了家里的谷子,凑了200块,填补运输费用。随后,他就跟着满载古书的卡车上了路,给妻子儿女抛下一句话。

这句话,让中国的读书人可以世世代代昂着头,挺着胸;这句话,让那一笔一笔写下来的8亿个字,没有白写;这句话,让他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非常无情无义。

“你们自己逃难去吧!”

04

随着战争进程,全国大半国土相继沦陷。

广州,武汉,桂林,南宁……

大学和图书馆所藏的珍贵书籍,该撤的撤,该藏的藏。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为了保护这批国宝,读书人们演出了一幕可歌可泣的壮举。

在抗战中,桂林一度成为云集进步人士的抗日大后方。文化事业空前繁盛,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抗战文化城。先后活动在桂林的名人,随便一个都能撑起行业半边天:茅盾、巴金、田汉、徐悲鸿、陶行知、李四光……

在文化抗战大潮的影响下,民众学习热情高涨到上头。桂林图书馆日开放时间延长到13个小时,全年无休,才能满足市民看书借书的需求。各类曲艺演出、美术展览、文学活动百花齐放,书馆收藏的各类抗战报纸、杂志数不胜数。

抗战在桂林的出版物

1944年6月,湘桂战役打响。广西省政府第一次下发疏散令后,桂林图书馆整理出大部分藏书,塞满7艘运书船,顺漓江、桂江撤退南下。最终,船只从桂林漂到200里开外的昭平县,先后辗转多处藏身。

不料刚逃到昭平不久,馆方就跟同样撤退的政府失去了联系,一下子断了经费来源。大家每天食不果腹,靠芋头红薯充饥。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时刻,他们也没有放弃视为生命的书。这群平常读圣贤书的文人,靠着打柴、摆摊维持生活。他们还当上了屠夫——馆长黄远智组织大伙儿动手杀牛,挑着肉去附近卖。他还无奈卖了家里的座钟,跟村里老乡换粮食。

据村民回忆,此钟为黄远智交换粮食的座钟

日子实在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一位叫做杨均荣的图书馆员,甚至含泪卖了一个女儿给当地农民做媳妇,自己挑担子走街串巷搞修补,赚点零碎钱。

桂林图书馆转移地图

书和读书人的到来,也给昭平这个边陲小镇带来了新的气象。他们和农民交朋友,打成一片;他们教村里的孩子唱歌,读诗,讲爱国故事,一直捱到抗战胜利。

我想,他们当时一定教过这样的一些诗: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05

在这场全国范围内的古籍保护抢救行动中,无数平民百姓以民族大义为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可能一辈子读不懂这些书,甚至大字都不识几个,但他们知道,这里面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火种,护住了它们就是守住了文化中国。

比如前面提到的,惨遭毒手的苏州图书馆。

所幸,日军进苏州城前的三个月,馆藏善本已在馆长蒋吟秋的带领下,被秘密护送到隐蔽的东西山。

时任苏州图书馆馆长蒋吟秋先生

抗战八年期间,日本人多次挨家挨户扫荡,搜查这批古籍。一次查到东山,一位小学校长连夜组织村民们把文献分箱装到各种运杨梅、枇杷、柑橘的竹编箩筐里分散转移。

八百年前,陆游就在诗中写过江浙采摘杨梅的盛景:

未爱满盘堆火齐,
先惊探颌得骊珠。
醉里自矜豪气在,
欲乘风露摘千株。

放翁先生不会想到,他留下来的文字,有朝一日,正是在杨梅掩护下幸免于难。

西山寺庙的一位住持专门砌造了一面藏古籍的夹墙,掩敌人耳目。任凭日本人如何威逼利诱,没有人透露只言片语。一直到抗战胜利,馆藏的近两万册珍贵图书,完好无损。

江西一位叫吴炼云的中医辗转受托,接下了金陵大学的藏书任务。吴炼云是真的惜书爱书之人。一百多箱古籍直到1947年运回,在他的婺源老家,一藏就是十年。

十年间,他尽职尽责,为防潮防火防虫蛀,特地制作了书架。逢合适天气,就开箱上架晾晒。在吴炼云和金陵大学的109封通信里,内容永远离不开整理、翻晒书籍。

为了专心照应这批书,他拒绝了一份薪水十倍的工作。书信中可见品行 :

然生之对于保管职务,请可放心,切无他就兼职之愿望。负信不祥,背人不义,此等不忠不信之品行,非生之所敢为也。

吴先生如此忠实,除了受人所托,忠人之事。想必还有另一层原因:古话说“秀才学医,笼中捉鸡”,蕴藏在古籍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是中医文化的基础。

金陵大学旧影

像吴先生一样护书十年的普通人中,还有位大字不识的山东大汉,尤为令人感佩。

1937年,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和历代文物18000册(件),迁到四川乐山大佛寺。7000里的路上,只有三人随行,分别是馆长王献唐,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和一个名叫李义贵的工友。

左起:王献唐、屈万里、李义贵

王献唐学过土木,修过德语,当过记者,做过主编,文字、古韵、考古、哲学、书画等等无所不通,一生的著作有1000万字以上。叶圣陶称他是“山东省近几百年来罕见的学者”。

而那位工友李义贵只是一个忠厚老实的黄包车夫,因为经常在省图附近拉活,结识了每日搭车的王献唐,之后就帮着在馆内做些体力活。

李义贵临危受命,抛家舍业护书南下,走的时候,他刚出生的儿子还不到一岁。他能这么决绝,很大程度上也受了王献唐的影响。

山东省立图书馆南迁的国宝古籍——宋代赣州州学刻本《文选》

大后方的日子一样不太平,日本飞机常来轰炸。防空警报一响,人们都拔腿跑向防空洞,只有王献唐在原地守着古籍,一步不动。事后别人都问他,你不要命的啊?!他就淡然一笑说:这些东西是我的生命,一个人不能舍了自己的生命。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躲到乐山后的两年里,屈万里和王献唐先后前往重庆就职,补贴经费,直接护书任务就全数压到李义贵一人身上。这个一米八多的山东大汉,就从此蜷在乐山大佛旁一个黑漆漆的小山洞里,吃不惯四川的辣,也听不懂乐山的话,又经常跟馆长联系不上,领不到薪水,只好加入棒棒大军在江边挑货摆摊,赚点口粮。

李义贵屈身十年的山洞

那批文物里有2659册古籍珍善本,734件价值连城的金石器物。但哪怕吃不上饭,山东人李义贵都没动过变卖一件文物的歪心思。他守着5箱国宝,整整过了13年。等新中国成立,返回济南时,他才知道,结发妻子早就带着幼子改了嫁。

1976年,王献堂儿媳去济南看望李义贵

06

2020年11月,一部让人肃然起敬的纪录片《炮火下的国宝》在央视上映。说的正是这次古籍抢救保护的故事。

无数人看后热泪盈眶,有人被普通人守护古籍的故事感动得落泪;有人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拳拳爱国心震撼;有人为熬过战火岁月的国宝终于看到曙光,胜利回归而欣慰。

是啊,胜利了!读书人带着国宝古籍,在烽火硝烟里东躲西藏的日子,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告一段落。流落多年的古籍陆续踏上回乡之旅。

剑外忽传收蓟北,忽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炮火下的国宝》的总导演杜兴,也姓杜,他家家谱写得很明确,祖籍河南,不知道跟河南人杜甫什么关系。

整整十二年前,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提到了这批国宝的逃难。这些年来,他终于找到契机,用两年时间拍了这部片子,结了心愿。

杜兴说,在拍摄的过程中,这些读书人身上的责任感经常令我震惊,现在还对我有很大影响。我感到,一定得为文化做些事情,否则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读书人。

带着摄制组,杜兴还寻访了一些当年那批读书人的后人。从他们的口中,还原了那段艰苦岁月里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顾毓琇先生的次子顾慰庆提到,他父亲为了保护清华南迁的古籍,跟两个弟弟把家都搬到了藏书的重庆北碚,租了农田,盖了草屋。

抗战期间,大批珍贵古籍在全国读书人和老百姓的保护下幸免于难,但也有2166所图书馆,4300万册以上的图书被日军彻底损毁。清华的那批古籍也有不少毁于1940年的日军轰炸,顾氏兄弟带头拼死抢救下部分焚余书,但仍有近万册淹没火海。

抗战胜利后,运回清华的焚余书大多已经焦脆、霉烂、支离破碎。但为了使古籍继续发挥教学科研的价值,图书馆自2000年起对这批焚余古籍进行了修复,特制作了绛红色函套存放,喻示国宝的惨痛经历。

清华焚余书

桂林图书馆一回到桂林,馆员们就在这批书上盖上了 “劫后存书” 印章,以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转移史和灾难史。

桂林图书馆劫后存书

陈训慈护送2500公里的《四库全书》,历经风吹日晒,安全迁回杭州。如今,它们被封藏进温度常年维持在20摄氏度,相对湿度55%-60%的特殊书库里。库里每个书箱都是天然樟木所制,保证最佳防虫效果。整整70年后,陈训慈的女儿谈起父亲,还有那句无情无义的话“你们自己逃难去吧”,仍然泪流满面。

1950年四川解放,李义贵保护的古籍重归齐鲁大地。他的外孙女刘蕾,后来跟记者走访了外祖父藏身的山洞。一想到他白天在外面扛活,晚上回到没一丝光亮的黑山洞,一个人熬了13年,她就对着镜头泣不成声。如今,刘蕾就在山东图书馆当讲解员,专门负责讲解当年外祖父忠诚守护的那些国宝,特殊的身份让她和这些千年古物更加亲近。

那是中国人精神的延续与传承。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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