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封信 关于精神分析的结束：弗洛伊德与斯宾诺莎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对我上两封信的慷慨评价。现在，你就是那个充当我的对话者的人。我很高兴有一个像你这样细心的读者 - 所以我现在正在为你而写作。
你在我对超我的概念的认识是如此正确，后者扩展了弗洛伊德后期作品中所提出的概念，对我对爱若思的坚持做出的反思，还有我对斯宾诺莎的欣赏以及斯宾诺沙对精神分析行为的反思和对精神分析的伦理的反思，你的理解也非常到位。
关于我们的实践所依据的伦理规范。我会尽力回应你的要求，并描述这两种观点如何为我的思想做出贡献。正如我之前所说，我很高兴你让我来解释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关系，我很乐意，但这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希望尽可能地详尽无遗，不要用太多语录来压向你。我想简单地说，但又不简单化，即简洁而不失清晰。简而言之，接下来的内容则是试图调和所有这些要求的结果。我将从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开始。是的，弗洛伊德当然熟悉斯宾诺莎的著作。他非常了解它。
然而，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只有三次明确地提及它，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作者Yovel所引用的.弗洛伊德经常通过提及海涅，他是斯宾诺沙学者，这样间接地提到斯宾诺莎。 ;此外，毫无疑问，他有机会与娄安德烈亚斯 - 萨洛米（Lou Andreas-Salomé）谈论他，后者对斯宾诺莎的思想非常钦佩。但弗洛伊德谈到斯诺伊萨的三个例子，由Yovel所找到的，显示了斯宾诺莎在阐述弗洛伊德思想方面的工作的根本重要性。其中的第一个出现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童年的记忆》中（1910年）：“由于他对知识的无法满足和不知疲倦的渴望，莱昂纳多被称为意大利的浮士德。但是......莱昂纳多的发展接近斯宾诺莎的思维方式，这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突兀。“第二个参考文献可以在一封信中找到，其中弗洛伊德拒绝了邀请他为纪念斯宾诺莎诞生三百周年的书（1932年）而撰写一篇文章的请求。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胆怯地）对这个人以及伟大的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思想结果抱有非常高的尊重。”
第三个参考文献出现在致斯宾诺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洛萨尔比克尔的一封信中，他曾要求弗洛伊德指出他对斯宾诺莎的债务并解释为何他很少引用后者。这是弗洛伊德在1931年6月28日的一封信中给出的答案：“我很乐意承认我对斯宾诺莎学说的依赖。我并没有理由要明确地提到他的名字，因为我从他创造的氛围中构思出了我的假设，而不是从他的工作研究中得出的。而且，我没有要寻求哲学上的合法性。“4这种”氛围“与弗洛伊德是一个属于犹太人有关。当时，尤其是犹太知识分子，这意味着熟悉圣经和迈蒙尼德的着作，以及斯宾诺莎对圣经文本和迈蒙尼德文本的阐释。弗洛伊德和斯宾诺莎也是生活中的“情况”非常相似的两个男人：都是无神论的犹太人;两人都领先于他们的时代，每个人都开启了一个关于人类状况的广阔的新领域;两者完全孤独，有时是完全地被孤立。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精神分析的第一个倡导者是犹太人，也许这并不完全是偶然。
自称相信这一新理论需要一定程度的准备并且接受孤立和被人反对的情况 - 这种情况没有人比犹太人更为熟悉了。“5当斯宾诺莎将神圣的身份与自然等同起来时，他杀死了上帝，如尼采在三个世纪后宣称的那样。 随后，弗洛伊德将展示最伟大的人类成就与婴儿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对文化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至于弗洛伊德作为一个非宗教犹太人的孤立，必须说他继承了斯宾诺莎来之不易的斗争的好处。 作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不信教的人，斯宾诺莎会被开除教会，被他同时代的同一信徒所拒绝和排斥，并被其他同时代人、非犹太人报以极度的不信任。
就学说而言，很容易想象为什么弗洛伊德会对斯宾诺莎感兴趣。 像后者一样，弗洛伊德拒绝了与人类状况相关的所有超越。 人的存在不是神圣的创造。即一开始，有人，有世界。所以，每个特定的人必须制定他生命的独特理由，必须了解自己并确定他希望与他之前和他周围世界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此外，像斯宾诺莎一样，弗洛伊德在科学方面也有一定的期望。 例如，他希望生物学能证实他的一些假设。 （另一方面，他的系统发育作为传递基本精神事件的代理者的概念是一种简单的出路，或者是一种中间的解决方案，直到理论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为止 - 这是在拉康对符号性的讨论之后才发生的。）
说到这一点，精神分析所能获得的知识类型与斯宾诺莎作品中有时发现的近乎宗教的提升是无关的。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知识的快乐首先是人们对自己的喜悦，是一种将爱与工作结合在一起的快乐。欢乐源于性与思想的融合，它体现了快乐，思想过程的快乐，在精神分析之后，诚实的反思可以认识到性生活的中心地位是所有欲望的起源。换句话说，乍一看弗洛伊德的目标似乎比斯宾诺莎的目标更局限，也更温和。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种照料这个人的方法，而斯宾诺莎则有兴趣去拯救他。这种救赎依赖于对世界的一种新概念，一种被认为以科学为基础的斯宾诺莎的概念。另一方面，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精神分析并不是对世界的看法，他警告说，不要让科学去占据宗教的异化之地。这种很明显的弗洛伊德的谦虚涉及到治疗的过程，与精神分析本身是不同的。治疗过程既涉及主体基于其症状性痛苦而进行分析的要求，也涉及弗洛伊德认识到与某些患者相关的精神分析治疗的能力的极限。
他建议年轻的精神分析家不要对他们的病人有很大的期望;在他看来，试图解决患者的问题与分析家对患者的预期结果相吻合，这是治疗师虐待狂的表现。简而言之，弗洛伊德认为有必要承认某些主体不能超越他们冲突的不稳定，找到这种不稳定的精神解决方案 - 如果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进行的工作使得主体能够到达，那么治疗师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了。症状性的妥协比以前的那种更为舒服就行。对精神分析疗法的终止，缺乏价值判断，但这并不排除对精神分析中可以实现的最佳结果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的概念。弗洛伊德首先在一个众所周知的短语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个观点，这个短语提到要把神经症的痛苦转化为普通人类的不幸。至少，我们可以说，正常的观念与普通的生活的不幸是不可分割的。几年后，在“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现实性丧失”中，弗洛伊德对正常性给出了更精确，更雄心勃勃的定义。简而言之，正常性包括同时具有足够地神经症性以便识别现实，并且具有足够地精神病性来进行改造和重塑它。这种概念不包括任何形式的顺从，这使弗洛伊德悖论地更接近斯宾诺莎了。（我说“悖论”，因为情绪健康的定义是基于双重“否定”的组合。【译者注：即弗洛伊德以神经症和精神病一起来定义正常】）
换句话说，接受这种思想总是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焦虑，并且在疯狂的边界出现新的世界的表象，这是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所表达的，是为了使（斯皮诺沙式的）快乐出现的代价。这种“常态”的概念涉及不断和非常苛刻的精神工作。我们可以补充说，毫无乐趣 - 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主体没有将他的快乐和喜悦与这种需求联系起来的话 - 超我所施加的约束将等同于最高度的强迫性组织的特征。因此，许多因素在分析过程中起作用，以确定主体是否将达到最佳的心理功能，或仅实现比先前的应对系统更不稳定但更舒适的症状之缓解。在斯宾诺沙用语中，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经验只能产生第二种知识，它在分析过程中获得，或者可以在主体与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中产生出根本性的变化。
弗洛伊德派的分析家相当于把涉及分析本身等同于第三种知识，即不仅适用于症状的工作而且是适用于处在无意识的产物与主体对自己和世界的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处在无意识的欲望和扩大可能领域所需的条件之间的关系下的那种工作。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精神装置的这两个层次的运作，分析过程和分析的阐述，只是转移组织的两个阶段而已。 因此，它们是可互换的，并且不需要将它们置于分层的关系中。 但是，在这个过程的最后，如果像Loup Verlet所说的那样，范式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么精神工作就完全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工作。
在这个领域，进行分析的不是分析师; 后者通过分析中的主体的欲望维持它自身 - 通过痛苦和快乐 - 向自身中的未知前进，使分析家成为他的见证者，给予他这个只有朋友可以填补的地方.关于教义， 这两个人同意的重要一点是身心、心灵和躯体的统一。 斯宾诺莎是内在的支持者，他确信身体状态与思想、思维过程和与身体有关的所有事物之间均存在着某种关系; 7弗洛伊德同意：欲望 - 一种卓越的心灵现象 - 植根于身体， 对另一个人的爱，是饥饿满足的一种延伸。 另一个重点，在斯宾诺莎的学说里面，是心理学在伦理学领域中所占据的主要地位。
相比之下，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弗洛伊德的喜悦与斯宾诺莎所描述的快乐是不同的：“犹太人是为犹太人欢乐和喜悦而制造的”，他在1882年给他的未婚妻玛莎写了一封信。 弗洛伊德的名字在德语中实际上意味着“快乐”，与他的祖先不同，它并没有提到对快乐体验所带来的影响和激情的苦行态度。 弗洛伊德的快乐包括焦虑 - 基本的情感 - 以及对死亡的接受（我将回到这一点）.8这种差异使得很难将斯宾诺斯式的同情与弗洛伊德的欲望等同起来。但是，着名的斯宾诺莎学者提出的将conatus翻译为欲望的术语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传达了斯宾诺莎的力量，这种力量归功于思想过程、精神制作的代理者。
这两位思想家都认为，这种能够诠释世界，远离存在主义情境，在真理方面建立严谨立场的力量，与任何超越都无关;它植根于人类生活的有限性，不会超越文化以外的任何东西。但是，对于斯宾诺莎来说，coniotus与努力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并且意味着倾向于禁欲主义，而弗洛伊德的欲望是性的，它无法独立于其满足的乐趣 - 无论是延迟满足，还是严格保持与不纯洁，肮脏的黑暗面的关系。我觉得令人惊讶和难以理解的是，没有人认识到斯宾诺莎所谓的第三种知识与主体与在精神分析后的无意识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对等关系。我想说，在斯宾诺莎看来，对于一个主体的第三种知识在于他意识到什么构成了他在世界上的独特性和他与上帝的关系。
这种意识不仅仅是理性的，即使必须先要获得知识。 因为对于斯宾诺莎而言，上帝不是人类的起源，他的本质只能被特定的东西抓住，比如这个特殊的人，知道自己意味着认识了上帝。因此，这种意识是一种直觉，包括并内化整个经历的行程以便达到它。 这种直觉与特定性质的影响是有关的：即快乐。 斯宾诺莎描述的这种精神体验与弗洛伊德的突发观念（Einfall）完全相同。 突发观念是转移解释工作的挪用，是一种挪用，允许主体将与他的关系中的情感所涉及的情感转换为与他自己的关系; 抓住他的无意识采取的形式是与另一个自我的相遇 - 这是一个通往无限世界的大门。
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两个过程不能被认为是等价的。斯宾诺沙的主体无法诉诸于另一个人来认识这种与他自己和世界有关的新模式。等价仅仅存在于两种经验的精神质量的水平上。【由于认识论、本体论的差异，所有的（不论中西方）哲学甚至宗教的实践和精神分析经验的对比均在这点上立足。——译者注】在这两种情况下，主体都会达到一种相遇的模式，如果没有斯宾诺莎术语中的第二种知识的要求，并且没有用弗洛伊德语中的移情进行细化的话，那么这种相遇的模式就是不可能的了.9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一个个体的原因。行动只是有意识处理的一个阶段，即意识干预与自身以外的事物相关的那个阶段。当精神分析家告诉病人时：“你对你的妻子性无能，因为你将她当成了你的母亲”，这无法治愈阳痿，但却为病人开辟了一个探究的领域。当他在分析中进行的工作允许同一位患者重新发现他对母亲所感受到的强烈的加载的性情感时，伴随这种压抑材料而回归的强烈情绪很可能会了结他与他所爱的女人在性关系中的无能。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经历将改变他与无意识的关系：无意识的“外在性”将会消失，从此，知道他自己将意味着知道他的无意识。
这解释了弗洛伊德的陈述，斯宾诺莎将其作为第三种知识进行验证，并描述了自身（self）和世界的这种扩张：“[无意识的]在哪里，自我应该去。”让我提出来另一个视角吧，即两种学说之间不可减少的对立：斯宾诺兹的一元论和弗洛伊德的二元论。弗洛伊德关于本能的二元性的概念，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的概念，爱神和塔拉托斯Thanatos，假设死亡驱动从生命的开始就存在着了：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对他而言的死亡驱动。这个想法在“超越快乐原则”中以激进的术语表达了出来：“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因内部的原因而死亡......所有生命的目标都是死亡。”这与斯宾诺莎的观点完全相反，后者指出“每种事物，均可以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努力地坚持下去“，而且”除了通过外部原因外，任何事物都是无法被摧毁的“（伦理学，III，命题6和4）.11再次，我们如何才能够调和弗洛伊德的立场，而带着以下的斯宾诺莎的基本陈述：“一个自由的人所思考的只不过是死亡，他的智慧是对生命的冥想，而非死亡。”呢？12然而，在精神分析关系的背景下，这两个立场似乎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从分析的结束的角度来看，它们也并非是不相容的。
让我们从临床实践开始吧。弗洛伊德明白父母对孩子的爱实际只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爱的延伸。看到婴儿时的奇妙感觉只是父母自恋的延伸版本。根据死亡本能，法国拉康派精神分析学家塞尔日.勒克莱尔Serge Leclaire假定谋杀这个奇妙的孩子是必要的条件，使得有可能作为一个主体来承担起一个人的位置。【见Serge Leclaire《被杀的孩子》-译者注】事实证明，在某些精神分析中，工作主要涉及难以使欲望的全能特征适应世界的现实和他人的差别。然而，理所当然地说，这一观察结果并不与明显的事实相矛盾，即儿童被父母所爱而并不是反过来。重要的是欲望与现实之间的联系的强度、质量。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根据Serge Leclaire的说法，过度的自恋是病态的，具有消极的品质，而且从这种过剩中解脱出来才能使生活更真实，更有活力。【分析即是瓦解和缩减继发自恋。-译者注】
相反，如果孩子不被父母所爱，或者那些经受过持续创伤性暴力的孩子，临床工作包括为生活创造一个地方，以便想象生命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和创伤神经症（拉康的实在）的工作模式与经典的移情神经症有所差异。-译者注】这意味着，几乎总是要为病人发明出他应该得到的奇妙的孩子;要做到这一点，分析家必须继续关注爱若思的坚持。我们的实践和一般的生活经验表明，那些经历过谋杀经验的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通灵的方式，并且能够把它放回到过去，都不会想到的是死，而只能想到生。事实上，这个主观性的立场，是斯宾诺莎在“一个自由的人只想到死亡，而他的智慧是对生命的冥思，而不是对死亡的”所说的那个主观的立场与那完成精神分析之后一个主体所看到的事物是一样的。精神分析迫使主体承担起非常艰苦的情感任务：认识到他的欲望的要求;承认仇恨;面对两性之间差异的基本现实;——这对应着黑格尔所认为的，面对死亡的思想 - 这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但是，如果这项工作得以实施，如果主体承认“灵魂的生命是......忍受[死亡]并在其中维持它处在生命之中的话”，为什么这个主体转变他所有的兴趣和能量，完全为了生活投入生活的成就，他所有的想法都转向了庆祝生命活力的快乐，是不可思议的呢？为什么我们应该假设这种立场是天真的和病态的– 是基于拒绝，分裂或是否定的防御机制？我们是否要去相信在精神分析中所做的工作以及分析的结束，没有对在治疗之前，主体与焦虑，痛苦，失落和快乐之间的关系带来任何变化呢？而且从什么时候开始热爱生活，为生活而高兴，是意味着不再意识到生活的沧桑呢？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那些过着现实生活的人是最有能力面对和思考实在-现实的那些最为重要的要求的人。 （我相信你并不感到惊讶，这种观点排除了任何将精神分析伦理视为悲剧性伦理的企图。）从斯宾诺萨的观点来看，这种发展将精神分析与第二种知识联系在了一起，而这取决于时间。第三种知识将道德中的命题与弗洛伊德的目标结合了起来。
这种功能是一种与自己和世界相关的模式，而不是一劳永逸的状态。因此，主体通过分析的制作仍然可以“处理”新的生命体验，也就是说，根据第二种类型的斯宾诺兹的知识，与直觉和洞察力相反，它涉及到的是需要时间的思维过程。换句话说，根植于这种简单生活和热爱生活的新快乐的精神功能不排除任何的影响，即使它包含所有其他情绪和情感。这种新快乐的品质与以前对自己的一种爱的缺乏密切相关着：自我的扩张伴随着对世界和他人的宁静的在场的扩张下的一种非凡的感觉。扩张是欲望力量产生出的自我肯定。这种欲望源于无意识知识所产生出的强大的喜悦。而这种快乐的力量建立在了解无意识的欲望之上。【正是因此，在弗洛伊德和拉康这里，训练分析和个人分析的过程完全是同样的，即便最终的目的（是否以分析家工作）是不同的。——译者注】
欲望的快乐的力量。与斯宾诺莎一起享受第三种快乐的知识，或者包含无意识之存在的欲望，与时间产生出了不同的关系。如果我们记住，在这种精神功能的水平上，成就发生在限制范围之外，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思考的乐趣和与之相关的生活经验本身就是成就。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历时的时间之外，主体生活在另一个时间之中。对斯宾诺萨的观点进行讽刺的反应是很容易的，因为它预示着与实在的关系，以及由斯宾诺莎和弗洛伊德等少数人才实现的那种精神功能的质量。但你会同意我不是在提出世界观，也不是让精神分析理想化。当然，我们说的是一种理想，但却是一种完全具象的理想，实践性的，就像真正的爱那样。此外，概念的实践或任何实践，如何又可以在没有它的最终目标的表象，没有指出它所产生的超越自身极限的东西，没有假设它的最高功能、它的伦理情况下，而能存在呢？
致以最好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