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潺潺流动的文脉<br><b

一条潺潺流动的文脉

黑马

国外的劳伦斯专家向我求证最早的劳伦斯作品中译文发表于何时，我无法肯定，就请教芙蓉国的廖杰锋教授，他对民国时期的劳伦斯中译文和报刊评论很有研究。他告诉我徐志摩翻译的劳伦斯一篇散文《说“是一个男子”》发表于1925年，目前看是最早的劳伦斯中译文了。在那之后徐志摩又发表了二篇劳伦斯随笔。徐志摩的译文发表竟然是在劳伦斯在世的时候，这可不易。

英国同仁高兴地回信告诉我这个译文的出现在全世界都算早的。原文是1924年在美国和英国杂志上发表的，一年后就翻译出了中文，估计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外文本。这让我想起徐志摩在英国追求林徽因未成，林回国后徐志摩拜访英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一段佳话，仅仅交谈二十多分钟，徐志摩就为曼斯菲尔德仙女般的神韵所倾倒，表示要翻译她的小说，果然回国后他翻译出版了不少曼氏小说。那段时间里他还与曼的丈夫、评论家莫里有过长谈。这对夫妇其实是劳伦斯的亲密朋友，三人交往甚密，合作办过杂志，一起到康沃尔荒地上比邻为居，他们之间也发生过口角和感情纠葛，可以说是吵吵闹闹又密不可分的情人般的朋友。真正理解劳伦斯的也正是这对夫妇。我相信他们对徐志摩详尽地谈起过劳伦斯，这才是促使徐志摩翻译劳伦斯作品的主要原因吧。

民国期间劳伦斯作品的出版情况确实要仰仗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背景的人们去挖掘了。现在看来最早的译文和评论都出自那些谙通英文的中国现代作家和诗人，如徐志摩、林语堂、郁达夫、邵洵美和赵景深等自由主义文人，另一派的作家就是读到了劳伦斯也不会译介，劳伦斯这样的边缘人从内部写英国人和不列颠民族的心理其实更振聋发聩。当然因为时代的局限，那个年代劳伦斯到别的国家，首先被看作是殖民主义者遭到白眼。如他在澳洲，至今被一些人看作是代表英国殖民主义价值的作家遭到斥责。在中国，直到1980年代初，我们还把他当成是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作者。这些都是历史的阴差阳错。

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廖教授发现茅盾先生在劳伦斯在世时就用别的笔名发文肯定劳伦斯，而且是把劳伦斯当作无产阶级作家来肯定的。这就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畅想还有哪些大文人用不为人知的笔名写过文章评论劳伦斯。

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也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侧面，看中国现代文豪们对当初外国文学的喜好和译介，也能从中看出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性情。还有我又想起巴金先生收藏过劳伦斯死后出版的第一版书信集，扉页上盖了他的藏书大印。这本1932年出版的书信集巴金先生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偶然被我借到了。这似乎也说明了年轻巴金对阅读之物的取舍嗜好。我甚至猜想巴金是否用其他笔名评论过劳伦斯作品呢？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劳伦斯研究和翻译中断了近半个世纪后于1981年写出第一篇劳伦斯研究论文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少伟先生，他竟然是赵景深先生的堂弟，少伟先生早年的实名是赵毅深，西南联大的高才生。他在文艺方面受到了赵景深的影响，估计在闲谈中也听到过赵景深对劳伦斯的议论（或读到过赵景深二十年代写过的劳伦斯评论）。赵少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撰写的劳伦斯词条也是充分肯定劳伦斯的艺术价值的，为劳伦斯在1980年代重新进入华文世界铺平了道路，可谓功德无量。这与早年赵景深的影响应该说是不无关系的。

而朱光潜先生回国后在北大讲授劳伦斯作品更是一段佳话。有学者甚至通过研究朱先生的回国途径并通过大数据分析朱先生的词汇，推断朱先生很可能是翻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译者饶述一，因为他们之间存在巨大的重合之处。

从这些零零散散的故纸中我感受到了现代文学一些名家对劳伦斯的共识性关注，他们的阅读嗜好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值得借鉴的文化财富。因为之后的战争灾难，现代文学研究不幸止步一段时间。之后大陆一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重新研究这些人，顺带发现了些他们与劳伦斯文学的关联，因此也让我感到有一股涓涓文化血脉苍白地从1920年代流到1980年代并延续到如今，这汩潺潺细水让我们接住了，是因为我们做劳伦斯研究时的意外收获，委实有趣，同时深为感动。因为多年的中断而忽然发现，反倒让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同时代人似的，有这样的感觉是一个学者的幸运。（本文收入拙作《书房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