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史话 | 抗战时期重庆出版业发展状况及特点
作者 | 付冬生
作者单位 |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1.00.019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编号 16ZDA191）；重庆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抗战大后方重庆旧体诗词整理与研究”（编号 21XWB002）。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付冬生. 近现代画报印刷技术变迁[J]. 出版与印刷, 2021(2): 78-83.
摘要 | 文章研究抗战时期重庆全国出版中心地位的确立及其重要意义。通过梳理抗战时期重庆出版机构的状况，如报纸、期刊、图书等出版情况，分析抗战时期重庆出版业的特点：政治性读物多、学术性读物多、文艺性读物多和“丛书热”；突出“时代主题”与“爱国己任”；寻求“夹缝生存”与“民众需要”的契合等。可以说，重庆战时全国出版中心地位的确立，在20 世纪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抗战时期；渝版书刊；陪都重庆；出版业；特点
1937 年 11 月 19 日，蒋介石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明定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为政府驻地。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1]12 月1 日，《国民政府公报》以“渝字”在重庆刊行。
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和战区的转移，我国出版格局也发生了“全国性中心西移和区域性中心陆续出现等重大演变历程”[2]。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南京、武汉、桂林、香港等地的出版工作者陆续来渝，重庆出版业有了全新的发展，大量渝版书刊纷纷出版。根据《抗战时期图书出版联合目录》及有关省市期刊出版情况调查统计，“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图书 22 552 种，期刊 2000 余种”[3]。渝版书刊的大量出版对大后方及全国出版业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促进了抗战时期出版业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可以肯定地说，重庆战时全国出版中心地位的确立，在 20 世纪中国出版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重庆战时全国出版中心地位的确立
抗战爆发前，重庆是西南重镇、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和经济中心，还是西南地区唯一的一个有近代工商业的都市，在西部内陆地区的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此，美国学者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曾说：“在 19 世纪 90 年代，重庆已经成为地区内外贸易的主要中心。”[4] 经济的发展为重庆的出版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永久陪都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新闻机构、文艺团体、书店书局、图书馆、电影制片厂、广播电台等迁往重庆，上海、南京、武汉及全国各地的主要出版机构、报刊社等纷纷在渝汇合或设立分馆。全国主要的作家、科学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工作者等相继云集重庆，推进了重庆编辑出版工作的社会化、印刷技术的现代化、发行方式的商业化。于是，全国的出版中心也由上海，经武汉，迁移至重庆。
抗战时期，尤其是 1942 年和 1943 年，重庆出版业空前发展，盛极一时。据统计，1942 年，重庆有印刷厂 131 家，占全国总数1311 家的 10.0%；1943 年，重庆有印刷厂 225家，占全国总数 709 家的 31.7%。1942 年，重庆有书店 145 家，占全国总数 1286 家的11.3%；1943 年，重庆有书店 149 家，占全国总数 629 家的 23.7%。1942 年，重庆出版图书1292 种，占全国总数 3879 种的 33.3%；1943年，出版图书 1642 种，占全国总数 4408 种的 37.3%。1942 年，重庆出版期刊 220 种，占全国总数 776 种的 28.4%；1943 年，出版期刊 250 种，占全国总数 786 种的 31.8%。这些数据表明：1942 年以来，重庆的印刷厂、书店、图书和期刊出版的数量增长迅速，普遍位居全国前列。此后，渝版图书和期刊大量出版，并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了全国书刊市场的相当大份额，重庆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基本确立。
二、抗战时期重庆出版业的状况
重庆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国内众多的出版社、书店、报社、社团和文化机构随之而来。据统计，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报社、通讯社达 200 家以上，约占全国的一半；经审查、注册的出版、发行机构达四百多家”[5]。其中，“重庆所发行的 900 多种刊物中，在重庆出版的数量超过了一半”[6]。这一方面促进了重庆战时全国出版中心地位的确立，另一方面为重庆的文化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1. 抗战时期重庆的书局及出版机构
抗战爆发前，重庆有《新蜀报》《南鸿周刊》以及“新文化社”和“新文化报刊书社”等多家出版机构。“据 1935 年统计，重庆有较大的印刷局 17 家，大小书店 40 余家”[7]，居西南内陆省市前列。抗战爆发后，不少书局和出版社迁往重庆。其中，国民党官办书局和书社有：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中华文化服务社、青年书店、国民出版社、军学编译社、国立编译馆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书店和出版机构有：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新华日报图书课、中国出版社、国讯书店、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峨眉出版社、文林出版社等。外地迁渝的出版机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上海龙门联合书局、上海杂志公司、上海印刷有限公司、教育书店等。外地在渝创办的出版机构有：文通书局、华中图书公司、通俗读物编刊社、东方书社、现代图书公司、作家书屋、群益出版社、文事出版社、亚美图书社、京华印书馆、文华堂书局、中外出版社、未林出版社、史学书局、国际文化服务社、中外文艺联络社、五十年代出版社、文化编译社、文光书店等。此时，重庆的书局和出版社的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1943 年 4 月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简称“七联处”）成立。七家出版机构分别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文通书局。“七联处”的联合范围局限于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排印、运销和发行任务，其成立为国民政府的官方行为，是教育部为推行国定本教科书而采取的一项新举措，目的是保证战时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内容和质量。
1943 年 12 月 19 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上海杂志公司、作家书屋、五十年代出版社、华中图书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群益出版社、国讯书店、峨眉出版社、教育书店等 13 家出版单位联合发起成立“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的成立是典型的民间行动，其联合范围更加宽泛。这种书业间的联合与协作现象战前是没有的，这对出版业的统一协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体现了书业的进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成立后，每半月公布一次新书书讯，总数常在三四十种，与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此外，不少作家还在陪都重庆掀起自办书社的热潮，数量达 120 家之多。如 1942 年，刘尊棋和孙伏园创办中外出版社；沈镛、袁水拍、冯亦代等人创办美学出版社；徐悲鸿出开办费，陈汝言创办正风出版社；郭沫若创办群益出版社。1943 年，姚蓬子和老舍在渝创办作家书屋；陈望道创办文事出版社；沈钧儒在重庆创办峨眉出版社；等等。这些学者名流有着极高的社会声望，其自办的书社或出版社对重庆出版业的影响甚为深远，自办书社或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系列文学丛书，不仅有利于陪都优秀文学作品的社会传播，还繁荣了重庆文化出版业的发展。
2. 抗战时期重庆的报纸出版
据《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附录《近代重庆报纸名录（1897−1949）》统计，清末到抗战爆发前，重庆约有 150 余种报纸出版。[8] 其中，绝大多数属地方性报纸，如《商务日报》《新蜀报》《崇实报》《佛化新闻》《济川公报》《大江日报》《四川晚报》等，但由于经济、政治等原因，大多数报纸在 1939 年前后便停刊，仅有《国民公报》《新蜀报》《商务日报》等坚持出版并在全国具有影响力。
石印属于平版印刷，其印版为多孔的石灰石，印版的空白区域与图文区域几乎处于同一平面，利用油水不相溶原理将图文区域和空白区域分开。《点石斋画报》使用转写落石的方式制版，首先征集画家用转写墨在转写纸上正向作画，并将其署名或钤印置于画中，再编辑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然后将带有图文信息的转写纸粘贴在厚纸基上，润湿后覆于石板表面并施加压力，在压力的作用下将图文信息转移到石板表面。印刷时先上水，再上墨。彩色石印每一种颜色需要制一块版，以多色套印的方式印制成彩色图像，是清末最为先进的印刷方式之一。
“到抗战后期，重庆新创办报纸的数量达到了 110 家，其中，抗战前期为 44 家，抗战后期有 66 家。”[9]83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时事新报》《新民报》《国民公报》《大公报》《扫荡报》《救亡日报》《西南日报》《南京晚报》等为代表。1938 年 1 月，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部在陪都重庆举办全国报纸期刊展，总共展出 20 省市的报纸 100 余种。就展出的报纸来看，在重庆出版的报纸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上都占据绝对的优势。可以说，报纸的出版为重庆成为战时出版中心奠定了基础。
3. 抗战时期重庆的期刊出版
抗战爆发前，重庆本土出版的文艺刊物有《春云》《山城》《沙龙》等十余家。其中，以《春云》文学月刊最为著名。抗战爆发后，许多有社会影响的刊物在渝复刊出版。其中，“抗日读物、学术性科技性综合刊物和各类文化艺术杂志，高峰时多达 200 余种上下”[10]。这些期刊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军事史地等各个方面，反映了重庆战时文化的繁荣。根据这些期刊出版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性杂志。如《中苏文化》《战时文化》《文化先锋》《全民抗战》《抗到底》《战时青年》《妇女生活》《全民抗敌》《中央周刊》《战时教育》《战时民众》《中国青年》等。另一类为文艺性杂志。如《文学月刊》《抗战文艺》《弹花》《七月》《民族诗坛》《文艺阵地》《文艺先锋》《戏剧月报》《中原》《戏剧时代》《文哨》《文艺战线》《文艺月刊》《文学月报》《时与潮文艺》。其中，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艺战线》《文学月刊》等较为著名。
进入抗战后期以来，陪都重庆涌现出一大批新创刊的文学期刊，仅仅根据重庆图书馆编印的内部资料《抗战期间重庆版文艺期刊篇名索引》之中的相关期刊索引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出版的文学期刊，就达到 50 种之多，其中抗战前期出版 17 种，而抗战后期出版了 33 种。”[11] 这些文艺期刊不但在数量上今非昔比，而且在艺术门类上也不可同日而语，期刊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出版业中占据着主要地位。
4. 抗战时期重庆的图书出版
重庆图书出版业在抗战期时期发展繁荣，“出版书刊的单位共有 644 家，出书 8000 余种，出期刊近 2000 种。其中，出版哲学、宗教、医学、文学、艺术等种类书籍 6524 种，占大后方图书出版总数的 34.5%”。[12] 上述这些数据，可以窥探战时重庆图书出版业的大致状况。
抗战进入相持和反攻阶段后，重庆图书出版业发展空前兴盛。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调查统计：“1942 年，全年出书 3879 种，1943 年出书 4408 种，是 1941 年的两倍多。”[13]以图书为例，“1942 年重庆出版 1292 种，占全国总数 3879 种的 33.3%，1943 年重庆出版1642 种，占全国总数 4408 种的 37.3%。”[14]1943 年 10 月，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的负责人即自豪地称：“1943 年 3−8 月，重庆出版的图书和杂志数，约占全国出版物的三分之一。”[15] 上述数据亦表明：1942 年和 1943 年重庆的图书出版量远超抗战时期全国平均出书种数。
三、抗战时期重庆出版业的特点
1. “三多”与“丛书热”
抗战给国内的出版业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这并未妨碍重庆作为出版中心地位的形成。在战时物质匮乏和纸张紧缺的艰难情况下，重庆的出版业形成了政治性读物多、学术性读物多、文艺性读物多的“三多”特点。政治性读物如中国文化服务社的《中国国民党丛书》、独立出版社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丛书》、正中书局的《县政丛书》、青年书店的《三民主义丛书通俗读物》等。另外，政治性读物从战时国民党的审查制度反馈的数据中可见一斑。据统计，“抗战期间在重庆被查禁的图书达 2000 余种。期刊 200 余种，占出版的书、刊 20% 左右”。[16]
文艺性读物多，我们以文学类作品为例，1937 年到 1945 年间，重庆总计出版“小说367 部，艺术类书籍 99 部”[17]，数量之多，令人称赞。可见，重庆的出版业并未因战争爆发而萎缩，相反地还有所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业绩。
此外，抗战时期重庆出版业还出现“丛书热”的现象。以图书为例，有文化生活出版社渝处的《现代长篇小说丛书》《翻译小文库》，群益出版社的《群益现代剧丛》《诗家丛刊》等。从图书的形式来看，采用丛书、套书的形式和采用易于结合实际又富有文艺性、娱乐性的剧本形式较多。因此，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及全国文学书籍的出版中心是“建立在厚重而坚实的文学文本基础之上的”[9]83。
2. 突出“时代主题”与“爱国己任”
抗战时期，特殊的社会现实给国内的出版业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出版业内迁重庆，抗日救亡不仅成为时代主题，也成为出版业的主流。抗战大后方重庆的出版业坚持积极宣传抗战，将抗日救亡当作爱国己任，许多出版物则紧密结合抗战救亡的时代主题，力图唤起最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其中，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社出版的宣扬爱国抗日、倡导民主进步的各类丛书最为典型，这些丛书不仅是坚持团结抗战的号角，而且也成为指引国统区人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武器，深受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抗战时期，重庆出版业通过期刊书籍的出版在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普及教育、积累文化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3. 寻求“夹缝生存”与“民众需要”
抗战爆发后，“出版成本一再飞涨，土纸售价上涨七八倍，印刷工价更见惊人，一月之内，数度调整，一书所费，动辄百万，名轶巨著，更非三四百万莫办”。[18] 由此看出，受物价飞涨及种种困难限制，大后方重庆的出版业已陷入无法维持之绝境。因此，内迁重庆的出版机构必须降低各项成本，开源节流，注重从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来主动适应抗战现实环境中的多重限制，融入重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力图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为此，重庆的不少报刊还不断总结战时出版中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如《新华日报》《抗战文艺》《民族论坛》《抗战艺术》《中国电影》等通过突出办刊特色、改版和明确读者群等举措，寻求夹缝中生存与民众需要二者的契合点，并以此为首要宗旨，不仅满足了人们战时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还促进了文化相对落后的西南大后方出版业，因此，“夹缝生存”与“民众需要”的契合也成为这一时期重庆出版业发展的新特点。
抗战“一方面毁灭了一个有多年历史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则建立了无数新兴的文化堡垒”。[19] 随着重庆全国出版中心的确立，大量渝版书籍杂志纷纷出版，有一些书刊还传输到敌后游击区、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其结合抗战及积极宣传抗战的特征，不仅唤醒民众抗日救亡的激情，还有力支持了抗战，为大后方及全国出版业的发展繁荣带来新的机遇，重庆也成为“抗战文化的中心文坛”[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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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ongqing Publishing Indust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uthor : FU Dongsheng
Author Affiliation : College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and History Research Base
Abstract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Chongqing as the national publishing center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By untangling the situation of Chongqing's publishing organizations, newspapers, periodicals and books publishe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ongqing publishing indust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ncluding more political books, more academic books, more literary books and "series book craze", the highlighting of the "Theme of the Times" and "patriotism and self-responsibility", the balance seeking between "survival in the crevice" and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so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ongqing as the national publishing center during the wa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publishing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hongqing editions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Chongqing as the alternate cap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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