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案例 | 学术译著影响力评价研究——以“东方编译所译丛”为例
品牌案例
作者 | 徐安晴1),肖超2),宋晓灿3)
DOI |10.19619/j.issn.1007-1938.2020.00.074
摘要 | 为丰富学术译著评价方法,文章以“东方编译所译丛”为研究对象,采用CRITIC-TOPSIS模型,综合考虑反映其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的因素,构建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CRITIC赋值法获取各指标权重,采用加权TOPSIS法计算各译著的综合得分。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译著间影响力差距较大,再版次数、学术书评、论文引用是评价其影响力的关键参照,新媒体环境下的在线评论数据同样值得关注。通过对高影响力译著的特征分析,指出:注重专业化、品牌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学术共同体关系,是提高学术译著影响力的关键。
关键词 | 学术译著;“东方编译所译丛”;影响力评价;CRITIC-TOPSIS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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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安晴, 肖超, 宋晓灿. 学术译著影响力评价研究——以“东方编译所译丛”为例[J]. 出版与印刷, 2020(4): 72-81.
学术图书是指内容涉及某学科或某专业领域,具有一定创新性,对专业学习、研究具有价值的图书,包括学术著作、学术专著、学术论文集、会议录等类型。[1]译著在《宣传舆论学大辞典》中被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书籍、文章”[2]。学术译著作为学术图书的一种类型,在本文语境下,专指将英、法、日等语言翻译成汉语后形成的学术图书。[3]与其他类型的学术图书相比,学术译著具有“学术”和“译著”的双重属性:其一,学术译著具备一定的创新性、学术性,或在实践中有新发现,或在理论上有独特见解;其二,不可割裂的“翻译”环节以及“译者”身份的介入,承载着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信息传递、流通的动态过程。[4]1
学术译著是传播学术知识的重要载体。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学术经典著作和前沿研究著作的引进数量井喷式增长,品种也日益丰富。但近些年学术译著出版质量鱼龙混杂,在选题、版权、翻译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学术规范有待统一。因此,开展学术译著的评价工作显得必要且有意义。
综观学术图书现有的评价方法,存在评价指标单一、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5]同行评议作为最早的图书评价手段为出版社广泛使用,但该定性评价手段常受限于专家个人学识、喜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引文分析法最初应用于期刊论文的评价,后引入图书评价领域,过度依靠引文分析会出现“重量轻质”等偏离评价目标的现象。[6]为了综合评价学术译著的影响力,本文引入了CRITIC赋值法和加权TOPSIS法。客观赋值法CRITIC基于指标相关性的指标权重确定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避免评价的主观色彩;加权TOPSIS法是有限方案多指标决策分析中常用的一种科学方法,真实反映各研究对象的实际利用情况。[7]因此,CRITIC-TOPSIS法可综合考量并赋权评价指标,相比于同行评议法、引文评价法评价结果更为客观。本研究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东方编译所译丛”(简称“译丛”)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基于CRITIC-TOPSIS模型的学术译著影响力评价方法流程图(见图 1),开展对“译丛”译著影响力的研究。
图1 基于CRITIC-TOPSIS 法的学术译著影响力评价流程图
一、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对象
20 世纪80 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10 年,也是知识分子思想解放、渴望与外部世界交流的10 年。[8]这10年间,各种关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翻译工作逐步展开,出版界也迎来了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代表的大规模翻译出版西方学术典籍的高潮。在此时代背景下,东方编译所于1988年成立,由汪道涵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并聘请了一批海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学术委员。东方编译所设立的目的是推荐国外的经典或前沿著作,以开阔国人眼界。当时,东方编译所不仅负责遴选书目,还组织人员翻译,将翻译的著作集结冠以“译丛”之名。
笔者利用读秀学术搜索、上海人民出版社官网、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馆藏书目检索系统以及豆瓣网等平台,搜集“译丛”书目。经整理发现,“译丛”在1995—2018年期间共出版了113种译著,来源国别为美、英、加拿大等9个国家,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地理等10个学科。
(二)评价指标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综合考虑反映“译丛”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两方面的因素,并结合“译丛”自身特点,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学术译著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译著的影响力体现在引用、利用、评介等过程中,因此选取的评价指标也应当覆盖译著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的扩散过程[9]。基于此,笔者选取了被引量、利用情况、在线评价、书评数量等4个作为译著影响力评价的一级指标,论文引用、再版次数等8个作为二级指标(见表 1)。各指标收集的数据截至2020年4月4日。
表1 “译丛”影响力评价指标框架
1. 被引量
引文分析法作为传统的图书评价方法,通过引用和被引数据,揭示评价对象的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笔者借助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统计了译著的论文引用次数,以此描述学术共同体对译著学术价值的认可程度。
2. 利用情况
译著利用情况可通过再版、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次数以及馆藏数量等,来分析译著的学术影响力。由于“译丛”涵盖113种译著,其中34种再版,再版次数占译著总量30.09%,故要考虑译著受再版因素的影响;此外,还选取了读秀馆藏数据和WorldCat馆藏数据两个指标,分别收集译著在国内和世界范围内有馆藏的图书馆数量。
3. 在线评价
豆瓣网是国内以分享书影音作品为主的社交媒体,知名度和活跃度高,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有丰富的图书数据和海量的读者评论。其中“译丛”书目收录较全,有大量图书评价信息,这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将豆瓣网作为在线评价数据的来源。
豆瓣网在线评价数据囊括豆瓣评分、豆瓣热度、豆瓣评论3个指标,其数据分别源于豆瓣网上的评分、评分人数、读过人数、在读人数、想读人数、短评数、书评数等。[10]根据豆瓣热度的计算方法,将读过人数、在读人数、想读人数之和记为豆瓣热度;以短评与书评数量之和作为豆瓣评论数量,将定性的评论信息转化为可量化指标,以实现定量评价。[11]此外,考虑到“译丛”再版率较高,为避免再版因素对在线评价指标数据的影响,多版本译著的豆瓣评分值取评价人数最多的版本的分数,豆瓣热度和豆瓣评论两项指标数据均取各版本的最高值。
4. 书评数量
书评作为一种重要的图书评价文本,具备对图书的评价功能,其中学术书评侧重于对图书内容和学术价值的评价,因此可以作为衡量学术影响力的有效参照。笔者借助CNKI数据库统计了各种译著的书评数量。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对研究对象的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检索,得到以下原始数据(见表 2)。
表2 译著各评价指标原始数据(部分)
二、研究方法和思路
(一)指标预处理
假设对m 个评价对象选择n 个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设第i 个评价对象的第j 个指标为xij,由原始数据构成矩阵Xini:
由于评价指标中有些是高优指标(数值越大影响力越大),有些是低优指标(数值越小影响力越大),运用CRITIC-TOPSIS模型评价时要求所有指标方向一致,使各评价指标具有横向可比性,因此需先将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本文采取极差变换法。
其中:
得到归一化后的数据矩阵Xstd:
由于“译丛”选取的8个研究指标均属于极大型指标,即呈现出评价单位指标值越大,影响力就越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选择适用于正向指标的极差变换法以规范指标数据。
(二)CRITIC 赋值法
CRITIC赋值法通过单位指标间的对比强度和冲突性,计算各指标的客观权重。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 计算对比强度
对比强度指评价对象单位指标数据间的差距程度,一般用标准差描述,标准差和数据间的差距呈现正相关关系。由于本研究数据间标准差差异较大,此处用变异系数表示。变异系数是指标内数据的标准差和平均数的比值,同样可以反映数据间的对比强度。
2. 计算指标冲突性
指标冲突性是以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为基础,若两个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说明这两个指标的冲突性较低。[12]
设Cj 表示n 个指标中第j 个指标和其他指标的冲突性,rjk 表示指标j 和指标k 之间的相关系数,是用以反映指标间相关关系密切程度的统计指标。相关系数描述如下:
进而,冲突性系数描述如下:
3. 计算信息量
指标权重由对比强度和指标冲突性计算而得。一般而言,Ij 越大,第j 个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大,则该指标的相对重要性也就越大。[13]
Ij 表示第j 个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则:
为了去除量纲影响,对Ij 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后各个指标权重之和为单位1。设Wj 是第j 个指标的客观权重,则:
为了更精确地获取“译丛”的各指标权重, 笔者先采用了3σ 法检测奇异点,奇异点是指某个体的某项指标值远远超过(大于或小于) 同类个体的同项指标值。[14] 经排查,“译丛”中有24种译著具有奇异点,而高奇异点往往是译著高影响力的表现,因此在计算指标权重时暂被剔除。结合CRITIC赋值法,借助MATLAB2018数学软件计算各指标权重,权重结果降序排列后的结果见表 3。
表3 指标权重一览表
(三)加权TOPSIS 法
加权TOPSIS法直译为“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方法”,也称理想解法。其基本思想是在归一化后的数据矩阵中,找出有效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再分别计算各评价单位指标值与两种方案间的距离,获得其相对贴近度并作为评价依据。[15]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 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为了消除不同指标量纲的影响,需要对归一化矩阵Xstd 进行标准化处理,即无量纲化, 从而得到标准化数据矩阵Y,则:
结合上述CRITIC 法计算出的各指标权重Wj,构造加权矩阵Z,则:
2. 确定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理想解指单位指标内的最大值,此处以Z + 表示;而负理想解是指各个指标中的最小值,以Z -表示,则:
3. 计算到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
设各评价单位指标值到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分别是Di+ 和Di -,则:
4. 计算相对贴近度
用相对贴近度的大小衡量各个方案的优劣,相对贴近度在0至1之间,越接近1,评价对象得分越高,效果越理想。设各评价单位指标值与理想解、负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为Si,则:
依据TOPSIS法的计算步骤,得到了“译丛”中各译著指标值到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Di+ 和Di -;并借助相对贴近度Si来计算各译著的综合得分,评价对象的得分越高,说明该种译著的影响力越高,反之则越低。译著的影响力降序排列结果及相关数据如下(见表 4)。
表4 评价对象影响力排名(部分)
三、“译丛”影响力结果分析
(一)影响力的综合排名分析
根据加权TOPSIS 法计算得到的各译著影响力得分,绘制出译著影响力综合排名直方图(见图2)。“译丛”中译著的相对贴近度值处于[0.000 565,0.048 068]区间内,最高分与最低分相差近85倍,这表明译著间影响力相差较为悬殊。
图2 译著影响力综合排名直方图
其中,1998年初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位居榜首,豆瓣评论数量最多,达到825次;学术书评数量合计11篇,该单项指标数据排名第4。该书作者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博士曾经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提出了很多具有参考价值或引起争议的看法,如为了维系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将欧亚大陆视为地缘战略大棋盘,目的是使美国居于战无不胜的地位。[16]影响力居第二的译著是《大国政治的悲剧》,各项指标数据都很高,如再版3次,有21篇学术书评。该书是一部严肃的国际关系理论专著,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它被认为是自1979年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后现实主义又一里程碑式的著作。[17] 2008年初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影响力排名第三,虽然读秀馆藏量、豆瓣评论数量均为0,但论文引用和豆瓣热度都是指标内的最高值,分别是4937次和11 298人次。该书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见解颇为深刻,使作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跻身同代人中最杰出的政治学家之列。通过将CRITIC-TOPSIS模型计算得到的译著影响力排名结果与学术圈对前三种高影响力译著的定性评价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将这一模型应用于学术评价领域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二)译著综合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表 3可以看出指标权重值排序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再版次数,权重为23.23%;学术书评,权重为20.32%;论文引用,权重为20.12%。三大指标的权重之和达63.67%,说明再版次数、学术书评、论文引用是评价该“译丛”影响力的关键参照。豆瓣评论、豆瓣热度、豆瓣评分三者的权重值分别是11.93%、10.19%和4.12%,将三者相加,在线评价的权重占比达26.24%,说明在新媒体环境下,绝不可忽视学术译著在社交平台上的影响力。而WorldCat馆藏数据、读秀馆藏数据的权重值较低,这是因为指标相对应的数据间波动较小,对比强度较弱,故对译著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不显著。
1. 再版次数
出版物的再版次数,是反映其被利用程度的重要指标,可以说明出版物的流通状况以及受众认可程度。一般而言,再版次数越多,译著受认可程度越高。“译丛”的再版译著多达34种,其中,《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在2002年初版后,再版4次;《大国政治的悲剧》《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均再版3次。“译丛”的高再版率,利于“译丛”迭代更新、改善质量、提升使用价值,从而有助于“译丛”构建学术品牌,发挥学术价值。
2. 学术书评
学术书评侧重在译著内容和学术价值的评价,专家学者或行业人员通过学术书评的形式评论、推介译著,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译著影响力的扩散。“译丛”中有书评的译著共计50种,占比44.25%,且书评总量达到185篇。其中,《公众舆论》书评数量最多,有24篇;其次《大国政治的悲剧》有21篇,《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18篇。从书评内容上看,褒贬皆有。批判性书评的批判内容涉及原著观点、译著翻译等。譬如,书评《基于中国视角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解读》一文批判原著中的“中国威胁论”,并呼吁学界破解这一错误推断;关于《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一书的2篇书评,则指出了该译著存在的诸多翻译问题。
3. 论文引用
学术译著在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学术文献中被引用的情况,能够说明译著的学术价值。一般情况下,译著被引用频次越高,反映译著受学术共同体关注的程度越高。[18]“译丛”中译著的论文引用量普遍较高,如《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被引次数高达4937,位居榜首,《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被引3979次,《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被引3350次。而2005年后初版的译著,其论文引用次数不逊于之前出版的译著,如200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2006年出版的《参与和民主理论》被引次数分别达4937和1749,说明“译丛”已经形成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在学术界的认可度高、传播速度快。
4. 在线评价
新媒体环境下,以微信公众号、当当网、豆瓣网等为代表的在线图书评论形式应运而生。豆瓣网作为国内最大的读书社区网站,在知名度、用户活跃度、学术图书覆盖率等方面表现良好,其在线评论数据由浅到深大致分为想读、读过、评论评分三个等级,平台用户对译著的提及和关注,可即时反馈译著在社交平台上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引文指标的滞后性,可以作为译著影响力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译丛”中,《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的豆瓣评分最高,达9.7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豆瓣热度最高,达11 298人次;《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的豆瓣评论最多,共有825条。
(三)高影响力译著成因分析
为了有效区分“译丛”中的高影响力译著,笔者借助“二八定律”,选取“译丛”中综合排名前20%(即23种)的译著进行特征分析,以探寻高影响力译著的成因。“二八定律”又称关键少数法则,该定律认为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最重要的20%因子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或发挥着主导作用。
1. 注重专业化、品牌化发展
在高影响力译著的学科特征层面,政治、法律类译著有17种,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和经济类译著分别有2种,历史、地理类和社会科学总论类译著分别有1种。高影响力译著中,政治、法律类译著占有绝对数量优势,这与“译丛”对该学科领域的关注是紧密相关的。2005年改版后,“译丛”由开放式选题结构收缩到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两个领域,这说明选题的细分和聚焦有助于“译丛”的专业化发展。
在符号学视角下,译著的视觉符号(出版物品牌名称、标识以及装帧设计等)是制约图书品牌构建的核心要素。[4]38“译丛”下设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两个子系列品牌,在装帧设计方面采用了国际学术图书出版中较流行的小16开开本,分别以墨绿和深蓝作为封面主色调,被读者亲切地称为“绿皮书”和“蓝皮书”。[19]简洁的封面设计,提高了丛书的辨识度,有效地强化了视觉效果,加深了读者对丛书的品牌印象。
2. 营造良好的学术共同体关系
学术译著兼具学术和译著双重性,著者、出版社、译者围绕学术译著出版产品构建学术共同体并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著者、出版社、译者的学术能力优秀,译著才能具备较高的影响力。[20]从高影响力译著的著者、译者情况上看,著者基本上是学界、政界领域的专家,如建构主义大师温特(Alexander Wendt)、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基欧汉(Robert Keohane)、曾任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的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等;译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交部直属专业研究机构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人员,一类是任职于高校的相关学科领域带头人,如原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等。
而出版社作为引进学术译著的主体,在著者与译者之间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能促进著者、出版社、译者三者之间实现良性的多向互动。如《国家与社会革命》《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等高影响力译著的著者或译者在前言或译者序、译后记中表达了对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陈昕、副总编范蔚文、责任编辑徐晓明与潘丹榕等人为引进和出版译著所付出努力的感谢;再如《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一书的译者序和中文版前言中都谈及著者和译者关于术语翻译的交流,《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的著者根据译者书评在译著中增加了中译本前言等,可以看出著者和译者以学术译著作为连接,相互间保持着良好关系。
四、结语
作为学术图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译著也是传播学术研究成果和传承学术的重要阵地,是推进学科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21]影响力评价工作的开展有利于规范学术译著的出版行为,提高学术译著出版质量。本文以“译丛”为例,综合考量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两方面,构建了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CRITIC-TOPSIS模型,对学术译著的影响力进行评价。
在“译丛”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再版次数、学术书评和论文引用3个指标的权重较高,是评价“译丛”影响力的关键参照,同时也考虑到了学术译著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出版机构的影响因素。权重分布既没有过度地夸大某一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作用,又重视指标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并促使各指标间具有清晰层次和明显区分度。这提醒学术译著出版机构要注重维护与信息服务平台、图书馆机构间的关系;在新媒体环境下,学术评价活动要加强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关注,善于利用豆瓣网等在线评论数据。
通过对高影响力译著出版特征的归纳,发现政治、法律学科的译著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这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专业化打造最优秀”的办社宗旨是紧密相关的,也提醒出版社在策划译著选题时切忌人云亦云,应聚焦长尾市场,进行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此外,学术译著出版工作还要注意以学术译著作为连接,构建和维护好著者、译者、出版社三者的学术共同体关系,实现三者间及时有效的互动,促进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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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继元.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学术专著概念辨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6, 42(1):21-29.
[2] 刘建明, 王泰玄, 谷长岭, 等.宣传舆论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3] 肖超.知识生产视角下出版学译著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编辑之友, 2018(9):62-67.
[4] 肖蔚.中国大陆地区编辑出版学译著出版研究(1949—2018)[D].南昌: 南昌大学, 2019: 1.
[5] 张艳丽.学术图书质量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研究评述[J].出版发行研究, 2015(12):18-21.
[6] 谢寿光.中国学术出版:现状、问题与机遇[J].出版发行研究, 2013(5):27-30.
[7] 周艳, 蒲筱哥.熵权TOPSIS模型在数据库绩效评价中的应用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 2014, 58(8):36-41.
[8]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改革与发展:上海出版界学术论文集2005—2007[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8:146.
[9] 王伟, 杨建林.人文社会科学外译图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 2019, 63(4):61-69.
[10] 李明, 李江, 陈铭, 等.中文学术图书引文量与Altmetrics指标探索性分析及其启示[J].情报学报, 2019, 38(6):557-567.
[11] 张玉, 潘云涛, 袁军鹏, 等.论多维视角下中文科技图书学术影响力评价体系的构建[J].图书情报工作, 2015, 59(7):69-76.
[12] DIAKOULAKI D, MAVROTAS G, PAPAYANNAKIS L. Determining objective weights in multiple criteria problems: The critic method[J]. Computers & Operations Research, 1995, 22(7): 763-770.
[13] 孙振球.医学统计学(第二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156-167.
[14] 夏帅.客观权重赋值法Critic赋值法的实例应用[EB/OL].(2014-06-11)[2020-04-30].http://www.doc88.com/p-4082292004105.html.
[15] 齐春泽.基于熵权TOPSIS法的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绩效评价[J].现代情报, 2014(4):54-57.
[16]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17]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 唐小松, 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
[18] 叶继元.《中文图书引文索引·人文社会科学》示范数据库研制过程、意义及其启示[J].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3, 31(1):48-53.
[19] 潘丹榕. "东方编译所译丛"卅载变化中不改初衷[N].中华读书报, 2015-08-05(14).
[20] 肖超.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中的著译编读交流:一种副文本的研究视角[J].出版科学, 2016, 24(3):113-117.
[21] 王兰敬, 叶继元.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图书评价的瓶颈因素及对策研究[J].图书与情报, 2014(6):82-87.
(作者单位:1)3)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2)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