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森学余叔岩：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现在我要说一个人，他对发扬余派艺术也是功劳显著的。不过，说了出来以后会有人不同意。不管它，我要说的这个人就是杨宝森。
杨宝森不是已经自成一家，称为“杨派”了吗，怎么也把他算在余派传人里面了？这道理也很简单：“杨派”是从“余派”衍化而成的。
就其演唱的整体风格来说，还是余派的神韵，而且相当地道，一点也不掺假，杨宝森也是四大须生之一。他是杨宝忠的堂兄弟，初从陈秀华学戏。(这位陈老先生门徒甚众，谭富英也跟他学过，是京剧界颇有资望的教师爷。后定居上海，仍以教戏为生，五十年代受聘于上海戏曲学校，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去世，不清楚了。)后入斌庆社科班，从小就一心以余叔岩为毕生学艺的最高理想。所以曾经获得过“小余叔岩”的称号。
杨宝森、赵栖云之《打渔杀家》
杨宝森并没有拜过余叔岩，可能连当面请余叔岩指点一下的机会也没有。但他对余叔岩是那样仰慕，直到已成名，他的唱腔也为不少人所研习的时候，他逢人谈起自己的造就，还是以“没有学好余先生”为憾为恨。
“没有学好余先生”，这话是自谦之辞，但也是事实。这不是说杨宝森学得不用功，而是天赋所限。他倒过嗓，到逐渐恢复以后，嗓音的宽度、厚度反比以前更好了，所缺的就是高度，高音上不去，余派唱腔一些需要拔高的地方，只能绕道走开，昂扬的气韵就大为减弱。
余叔岩本人晚年的嗓子更不好，听他这时灌的唱片纯以枯涩之味取胜。但余叔岩可以这样唱，杨宝森却不可以，因为他还年轻，还要登台面对广大观听众，还要给他们听到一点亮度与力度。高既不能，低也不行，只有在中音区做文章，把余叔岩原来唱腔上的高峰与低谷，略加变化，使声波的起伏差距不要太大。
我们不妨先听听余叔岩唱的《战樊城》两段西皮原板转二六“兄长说话欠思论”和“一封书信到樊城”，再听听杨宝森全本《伍子胥》的录音，也有这两段唱，规格大体相同，又有所不同，其奥妙之处，就在于杨宝森把中音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你又很难说出哪一句不是余叔岩的腔。
杨宝森之《战樊城》
画家学画，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说法，并认为这才真正达到了得其神髓的造诣，杨宝森学余叔岩，我认为也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我看杨宝森的戏，次数虽不算多，也不算少。第一次看他的戏，我才十四五岁，在黄金大戏院(后改大众剧场，现在拆去)，他演《定军山》。不知怎的，一听就着了迷，觉得他的嗓音好像是过滤了的，那么清纯，那么滋润，又那么厚实，如磁石一般地富有吸引力。同时也找到了一种唱法，即有的唱句通过鼻腔再在脑门里盘旋一下将音发出，更富有韵味。
此后，杨宝森有时同别人合作，用内行的话来说，即为梅兰芳、程砚秋“跨刀”(挂二牌)，有时自己“挑梁(组班挂头牌)，我都争取机会去观赏。有时候碰到他的嗓子好，固然听得很过瘾；有时候他嗓子不好，则尽量辨味。但台下有的观众不都像我那样迷他，逢到这种情况，就不免啧有烦言。
大概是五十年代初期，杨宝森有一次受中国大戏院之聘，又到上海来了。还未正式公演，有天下午，我就在中国大戏院前台三楼的一个房间(他的临时宿舍)内访问了他。我已经记不清那天谈了些什么，但总的印象，杨宝森很儒雅，又很谦和，话不多，回答我的问题只三言两语，非但一点没有自我标榜的感觉，相反地，还令人觉得是不是有点木讷。
杨宝森之《定军山》
想想我那时真浅薄，又很害羞，在仰慕已久，终于识荆的艺术家面前，反而丝毫不敢透露自己也会唱两句京戏的真相，只吞吞吐吐地表达了这样意思：我很爱听您的演唱，如此而已。如今真是不胜懊悔，见过一次杨宝森本人以后，其实完全可以凭藉我的新闻记者身份去经常地接近他。因为听说杨宝森只有跟你混得很熟了以后，一高兴起来，也会妙语如珠，讲出他在演唱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
杨宝森的艺术成就，是明摆在那里地具有不可轻视的地位。有些同行唱须生的即使有太好的自我感觉，对杨宝森也算四大须生不服气，但也无法否认他的影响，学他唱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正宗“余派”，嗓子又不是最好的人，满心喜悦地发现杨宝森为他们开创了一条新路，于是纷纷趋从，“杨派”便逐渐形成了。
不少内行认为：奠定“杨派”风格的一出戏，是杨宝森和程派票友高华合作灌制的那套《桑园会》唱片。高华唱得如何，先不谈，要谈的是杨宝森，每一句唱都像是平平常常地说话一般，而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意味不尽的声韵。你以为很好学，可是一上口，便又立刻觉得从你嘴里吐出来的字音是那样干巴巴，再听听杨宝森，汁水是那样浓郁，又是那样清甜。看似容易却艰辛，学他的人固然要深刻领会要达到这种境界须付出多大的努力，不服帖他的人则请你也来这样唱一句试试看，我看你即使唱下来也唱不出杨宝森那种从容、舒徐的风致。
杨宝森、高华之《桑园会》
可惜，杨宝森生前的际遇却不怎么顺心。五十年代中，几次来上海，卖座一次比一次差。是1954年还是1955年，他率领剧团在红都大戏院这样的小场子里演出，已经够惨的了，即使这样，场子里仍旧坐不满。有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唱了拿手戏全本《伍子胥》，但观众寥若晨星，凑在一块，也不过三四排的光景。但这天晚上的观众中据说有周信芳，也有盖叫天。我们也不难揣摩杨宝森当时在台上是种什么心情，可能那晚唱得格外投入，伍子胥的落魄遭遇，使杨宝森也自怜身世起来了。
1956年，杨宝森加人了天津市京剧团，与武生厉慧良挂双头牌到上海人民大舞台演出，不想又被厉慧良夺走了声势。在观众来说，因厉慧良来得比较少，比较新鲜，不免天平多倾斜了一些；而在剧团内部方面，则又发生使别人听了也觉得稍为过份的不愉快事情，不用说杨宝森本人是更加受不了的，此后就很少听到杨宝森演出的消息。1958年，他与程砚秋先生合作在电台播唱了《武家坡》，也是他与程先生的最后绝响。过了一年，杨先生五十岁还不足，就去世了。又不久，程先生也去世了。
近年我终于弄到了这出戏的录音，一有空，总要听上一两遍。学杨的人固然能于此缅怀不尽，不学杨的人也说，杨宝森在这出戏里的唱，简直找不到一丝缺憾。有一位曾经与杨先生生前有过交情的票友讲：《武家坡》唱得如此完美，天上人间，难怪他要离开尘世了。
我拥有的杨宝森的录音还不很完全，但他的几出名剧如《伍子胥》、《洪羊洞》、《打鼓骂曹》、《失空斩》等都收集到了。这是我的业余生活的一大享受。我特别喜欢听杨宝森在这些戏里唱的散板、摇板，什么人在当时什么场合，什么形势下所产生的复杂心情，曲曲传出，层层展开，一波三折，荡气回肠，不信，你只要听听《伍子胥·鱼藏剑》中伍员在街头路遇姬光，自叹身世时唱的那段反西皮中的那一句“伍子胥呀，伍明辅啊……”，你马上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心酸起来。
杨宝森死了，但他的余音缭绕，日益流传，因此，杨宝森又没有死。
（《戏迷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