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对圆明园的日常管理

乾隆帝希望大臣们将圆明园当作紫禁城一般，保持着大内森严的纪律。虽然皇帝本人在圆明园可以稍微疏于礼节，不必那么正式，但他决不允许臣子如他一样随意。

在日常安全保障方面，内务府任命的总管太监保留一份园内所有人员的个人档案资料，包括每个人的外貌特征，以防止可疑人员潜入园内。当各地贡品送进圆明园时，总管太监负责检查。乾隆帝曾三令五申严禁非圆明园内部人员在园中停留，保证宫禁安全。

1744年，一名太监在值班时候偷睡，乾隆帝认为他偷懒，命人打他四十大板。同年，在长春园工作的一个满族男孩擅自离开圆明园，被主管狠狠鞭打一顿。两天后，男孩再次从圆明园逃走，其主管在京城所有出口设防追捕，终于把他找了回来。后来这名男孩又第三次欲爬长春园宫墙逃出，被巡逻兵丁抓获，送往内务府。内务府审理此案之后，将之禀报给乾隆帝，建议根据大清律例惩罚这位屡次翻越宫墙的男孩。乾隆帝批准先将这个男孩打一百大板，然后流放到千里之外戍守边疆。这年，乾隆帝在圆明园游玩时，还无意间发现一名太监坐在栏杆上，这种无礼行为在紫禁城里是不可能出现的。乾隆帝非常生气，让总管太监打了违例太监四十大板。内务府要求圆明园管理人员工作一丝不苟，经常惩罚失职人员。1733年，大宫门失去零头布和栅栏，内务府认为负责此地工作的苑丞明德、庆德巡查时粗心大意，罚没他们六个月的工资。

1749年的一天，乾隆帝弃舟上岸时，发现了圆明园的安全漏洞。他看到一名管理圆明园的官员带着自己的亲属在园中闲逛，顿时大为光火，第二天就下旨整顿闲杂人员，规定除了少数极有威望的亲王、大臣外，任何人都不许携带随从入园。圆明园管理者还对来园中做工的百姓进行细致的检查。入园之前，百姓在门口集合，接受点名。

1756年2月，“春宇舒和”两度发生火灾。内务府调查后认为火宅由太监杨明在打扫时吸烟所致，遂将杨明发配到黑龙江附近的满洲边陲为奴。与他一同值班的太监因未阻止杨明吸烟也被流放；他们的主管被鞭打一百下，戴两个月枷锁，然后去做苦工；总管太监李玉和陈进忠每人缴纳一年工资作为罚款。

1764年农历五月初五日，“奉三无私”殿楼房突然起火，大火被扑灭后，一名协助救火的太监挖开灰烬时发现一百多两白银。同事指认他偷窃，内务府便把他发配到黑龙江为奴。1769年，圆明园园务主管因在“鱼跃鸢飞”彩绘工程的估价过程中浮报将近一成，内务府将该主管打五十大板并罢免。1770年春，员外郎五保及其随员在圆明园营建工程中侵吞1330英尺的珍贵楠木，内务府将五保革职并打入监狱。

1771年，乾隆发现“上下天光”工程有瑕疵，从桥上连接到六角形亭子的部分栏杆不够垂直，对相关人员进行惩罚。结果，负责监督工程的官员每人被打四十大板，并交纳半年工资作为罚金，总管则交纳三月工资作为罚金。1771年，内务府总管大臣三和因工作马虎，用柏木代替松木作为双鹤斋的建材，被罚三个月的工资。

1776年，文源阁前门墙壁因为偷工减料而出现裂痕，负责这项工程的副都统及其他三名高层园务主管均被降级。

1779年夏，圆明园池塘里的莲花非常稀疏，内务府认为负责此处的苑臣白白浪费国库白银，罚他们三个月至六个月的工资不等。

1787年，福长安和金简因点亮灯墩的时间落后于预定程序，遭到严厉惩戒。同年，圆明园农田里的麦子长势不好，内务府罚苑丞长福及其助手一年的工资，罚员外郎祥瑞半年工资。

1796年，太上皇乾隆说烟火平淡无奇，且好几年没有翻新花样，责令负责采购烟火的官员归还烟火费用，并停止给他们发放三到十二个月的俸银。

1797年，一艘龙舟载着贝子、格格们横渡福海，前往“广育宫”参拜，期间忽遇暴风，大浪差点掀翻龙舟，乾隆帝下令让两名主管太监、龙舟船长和水手们交纳两年工资作为罚金，并鞭打三名负责领航龙舟的太监。这年，圆明园内所种小麦歉收，内务府令负责麦田的三个主管每人交纳三个月俸银，并重打麦田村的头目三十大板。

圆明园内因工程瑕疵而受罚的人员也不在少数。1770年，乾隆帝发现10年前在“方壶胜境”花费巨资装饰的彩画褪色极快，责罚了负责这项工程的官员，让他们各自缴纳半年工资作为罚金。内务府总管大臣三和也为此缴纳三个月工资作为罚金。

可以看出，自1752年起，由乾隆帝启动一项户口清理计划，由圆明园开始定期执行彻查工作。到1757年，圆明园的人员管理制度更趋于完备，所有住在圆明园内的人都要随身携带标示身份的腰牌，每个人不管是进入或离开圆明园，都要接受太监的彻底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