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美的历程》读书札记——魏晋风度（五）
李泽厚《美的历程》读书札记——魏晋风度（五）
一、人的主题
魏晋大变动。
经济上，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
政治上，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住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定性魏晋玄学。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与深度，是空前的。
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
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这个历程始于东汉末年，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佛经翻译等，从各方面看，都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想。
对比：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文化思想领域自由开放，言论争辩风气盛行。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的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
代表：哲学上，何晏，王弼；文艺上，三曹、嵇、阮；书法上，钟、卫、二王等。
特征：人的觉醒（新的世界观人生观）。
例证一，《古诗十九首》，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突出“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钟嵘认为这些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结合揉杂在一起，使这种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愈显其沉郁和悲凉：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曹氏父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人生一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陆机有“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王羲之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悲夫”！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
他们唱出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这种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表面看似乎是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深藏着的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七贤荣启期》
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抓紧生活，尽情享受。“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说得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
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不怎么可信可靠，磊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出出来了。
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于是，这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
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这些积极内容，使所谓的“人的觉醒”没有游玩颓废消沉并且具有美学尝试。
《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尝试的积极感情。
人在此时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
当然，哲学文艺还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他们是门阀士族。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评价一个人的标准由东汉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变为以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为重点。
由人的外在行为节操变为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
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风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
有自给自足不必求人的庄园经济，有世代沿袭不会变更的社会地位、政治特权，门阀士族们的心思、眼界、兴趣由环境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自然，由经常转身艺术，由客观外物转身主体存在。
反映在哲学-美学领域。不是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内在的虚无本体，不是自然观（元气论）而是本体论，成了哲学的首要课题。代表人物是王弼的“以无为本”，“崇本息末”“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
两汉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动的行为）让位于魏晋的五彩缤纷的人格（静的玄想）。抒情诗、人物画开始成熟，取代冗长、铺陈和拙笨的汉赋和汉画像石。
美学理论“以形写神”和艺术原则 “气韵生动”在这一时期被提出。
“气韵生动”就是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而不在外在环境、事件、形状、姿态的如何 铺张描述。谢赫《古画品录》评为第一品第一人的陆探微便是“穷理尽性，事绝言象”。“以形写神”也是这个意思。顾恺之说”传神要靠人的眼睛，而并不靠人的形体或在干什么；眼睛才是灵魂的窗子。
这种追求人的“气韵”和“风神”的美学趣味和标准，与《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评完全一致，也魏晋玄学对思辨智慧的要求完全一致，共同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魏晋风度。
语言艺术中体现着“言不尽意”，就是必须表达出不是概念性的言词所能穷尽传达的东西。
言词和形象都是可穷尽的传达工具，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工具去把握 领悟那不可穷尽的无限 本体、玄理、深意，这就是“穷理尽性，事绝言象”。
“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是当时确立而影响久远的中国艺术、美学原则。它们的出现离不开人的觉醒这个主题。
二、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人的主题与文的自觉密切适应与结合，形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的准则。
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他依然感动“年寿有时而心说，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配、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弛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不太信任。体现着人的不朽，是人的主题的具体体现。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在不同于两汉。在汉代，文学实际只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的弄臣。绘画、书法等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没有独立地位。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贾谊、司马迁、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作为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与名声的。所以，文的自觉（形式）和人的主题（内容）同是魏晋的产物。
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存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
有陆机《文赋》对文体的区划和对文思的描述；有钟嵘《诗品》以近代诗人作艺术品评；有刘勰《文心雕龙》专题研究象风骨、神思、隐秀、情采、时序等创作规律和审美特征，把诗文的源起联系到周孔六经，抬到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
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则是在创作题材上反映了这种自觉。当然，由于自然在这里只是门阀贵族们外在游玩的对象，或者只是他们追求玄远即所谓“神超理得”的手段，并不与他们的生活、心境、意绪发生亲密的关系（这作为时代思潮要到宋元以后），自然界并没能真正构成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
通过对自然的概念性的描述，文学形式自身却积累了、创造了格律、语汇、修辞、音韵上的种种财富，给后世提供了资料和借鉴。比如五言诗体，从建安、正始通由玄言诗、山水诗而确立和成熟 。比“四言”表达的容量和能量完全不一样。
文的自觉也体现在绘画与书法上。康德说，线条比色彩更具审美性质。
书法是把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有。由魏晋开始自觉，严正整肃、气势雄浑的汉隶变而为真、行、草、楷，中下能否粗不知名地位的行当，变而为门阀名士的高妙意兴和专业所在。笔意、体势、结构、章法更为多样、丰富、错综而变化 。如陆机平复帖，二王的姨母、丧乱、奉橘、鸭头丸等。
三、阮籍和陶潜
艺术与经济、政治经常不平衡。如此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却产生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和时代。因此，相当多的情况是，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忧。
频仍的改朝换代，门阀士族被卷进上层政治漩涡。名士们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刑场。何晏、嵇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斐頠......等第一流的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都是被害死的。
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从而大大加重了分量。
外表尽管装饰得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
阮籍是典型之一
“阮旨遥深”（刘勰），“虽然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 是隐而不显的”（鲁迅）。阮籍82首咏怀诗隐晦之至，但也很明白，从诗的意境情绪中反映出来的，正是这种与当时残酷政治斗争迫害相密切联系的人生慨叹和人生哀伤。正是从这一角度了解，才能更多地发现魏晋风度的积极意义和美学力量之所在。
陶潜是典型之二
魏晋风度扩至晋宋。从而陶潜可算作它的另一人格化的理想代表。陶潜也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他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他的特点是十分自觉地从这里退了出来。陶潜的感叹不可能有阮籍那么尖锐沉重，但它仍是使陶潜逃避“诚足贵”的荣华，宁肯回到田园去的根本原因。
他没有那种后期封建社会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然有很高的兴致。他也没有像后期封建士大夫信仰禅宗，希图某种透彻了悟。他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着、关心。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
这是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看来，如此客观地描绘自然，却只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可能达到。
陶潜和阮籍在魏晋时代分别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一超然事外，平淡冲和；一忧愤无端，慷慨任气。它们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
（以上文字主要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P88-109）
读书心得
这一篇很长，读得心痛。一痛时人之命运，二痛积累之艰难。想把文章写好一点。才明白，一本书，要把问题围绕主题写明白，不是那么容易。至少要作者对所叙述的人、事、物有基本的梳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李泽厚先生，是阅读了大量当时魏晋名人的作品之后，比较得出的一些结论。让人信服，非但如此，也要阅读当时的文艺评论著作，如钟嵘《诗品》等。
跳开这些基本功不谈。再来谈谈李先生论证的方法，印象最深的两个方法，一是辩证法，二是阶级分析法。
先说辩证法，文艺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艺术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越动荡的年代，其文艺相对越发达。
再说阶级分析法，这些魏晋名人，不是一般人，是门阀士族，是处在文化传承与垄断位置上的。但他们在王朝更迭频仍的年代，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由此我们可以尝试想象一下当时一般民众的生活境遇，就能够明白，此时佛教在中国大地盛行的原因。而这也是下一章《佛陀世容》所要叙述的。
我们再来看看作者的价值取向，对陶潜的推崇溢于言表，主动回避政治，又能寄情山水，积极态度对待自然、人生。这就把握了人生的主动权。
通过本章学习，我对曹氏父子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曹丕以九品中正品评人才优劣，文章比事功更能不朽等。曹植的诗品开始自觉，人为，为艺术而艺术。等等。
最后，谈谈此时那些人对生命、宇宙、人生的认识及对我的启发。
“人生若朝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等等，在时间中，个体生命是短暂的。这是古往今来，所有人的通感。所以，在时空定位中，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所以也是一个能够勾通古今的命题。但能够把生命短暂，如何化为不朽说得这么深刻的，也只有在这个时代了。所以魏晋风度的人格魅力才能穿越时空，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我的体会是，要在时间中成就生命的意义。
它体现的人性的光辉，具有永恒的感召力，尤其是现在的商业社会，更需要让人性之光，普照寰宇，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