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建筑·南郭寺

南郭寺始建于北朝年间（西元386-581年），具体年份不详。寺院内外树木葱茏，风景优美，鸟语花香，为历代诗人墨客览胜之地。

唐肃宗乾元二年（西元759年），大诗人杜甫避“安史之乱”而流寓秦州（今天水秦州区）时，针对南郭寺写下百余首诗，至今寺内东侧设有“杜少陵祠”，以志纪念。

南郭寺虽号称陇右第一名剎，但相对而言，从山门至天王殿、从天王殿至大雄宝殿，都是比较小巧的。因此，南郭寺并不以宏大壮丽取胜，反而寺内之树木，足以令人流连忘返。

山门外，左右各有一棵树龄约1300年之国槐，郁郁苍苍。寺内，两棵树龄约2500年之春秋古侧柏，分躺在一棵树龄约200年之小叶朴树前后。因侧柏倾斜已久，靠近大雄宝殿的那一棵已经与一块支撑起身体之石碑融为一体，而靠近天王殿的那一棵也不得不依靠一个砖头柱子以稳住身形。

在这方寸之间，天王殿以对联

律己何妨真面目，待人总要大肚皮

引出大肚弥勒，弥勒背后是将降魔杵扛于肩上之韦陀菩萨，表示该寺为开放性寺院，可以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三天。

从后门出天王殿数米，便是古侧柏与小叶朴树，再数米后就是大雄宝殿。宝殿基座不高，殿门西侧坐着一名老僧，笑容可掬，无欲无求，对当地旅游局在寺门口征收门票表示不满。我说我想给他拍张照，他很大方地说：“大雄宝殿内最好不拍，拍我没关系。”

大雄宝殿内，供奉着空间横三世佛，释迦牟尼佛左右侍立迦叶、阿难二弟子。整个佛之中央空间并不大，跟其他名气相若之寺院相比，甚至可以说是空间狭小。但就在这狭小之空间内，所承载之时间长度与文艺气息却令人惊叹不已。大雄宝殿与三世佛祖由于处于中心地位——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在心理上，其所包含的前认知信息更为丰富；这从而可以说明，为什么大雄宝殿与三世佛祖前烧香跪拜之民众十分壮观之原因。这一烧香拜佛现象，将高层次之心理意象带进了更深层次之分析过程。

但是，寺院或者塑像——特别是大雄宝殿中的三世佛像，通常都硕大无比，这使得处身于其中之人其实无法聚焦，至少在目光上是如此。这就必然使得信众进入纯粹心理之想象。佛祖之慈悲、慧眼、佛光普照、法力无边、涅槃而得大自在等，纷至沓来，无不在心中泛起涟漪。人们所看到的、所观察到的，以及对其理解之方式，都取决于人们在参访那一特定时刻希望解决之问题。想象如来佛祖救危济困，想象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想象韦陀天尊降妖除魔等。但凡稍微具备想象能力之人，无不在心里勾画出种种图像。

荣格认为：

“积极想象”作为分析心理学的技术之一，是产生无意识内容最重要的辅助方法，而无意识就在意识的阈限之下，当它被加强时，很容易自发地闯入意识心智。因此，这种方法有其危险性；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在专业指导下使用。较小的危险是它没有导致任何正面的结果，因为它很容易变成所谓的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于是病人会在自身的情结中作无谓的循环并无法逃脱。更大的危险是，虽然这种方法本身没有害处，但病人可能会对其产生的真实内容表现出美学的兴趣，最终被笼罩在千变万化的幻景中而无法自拔，再一次一无所获。只有通过把幻想整合到人格中作为一个整体时，才能揭露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一个人不仅要面对它们的意义，同时还要面对它们的精神需求。最后，第三个危险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会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潜意识内容早已拥有强大的能量，当通过积极想象得到一个出口时，它们可能会压倒意识心智而占据人格。这至少可能会暂时导致一种类似于精神分裂的状况，甚至可能导致达到真正的“精神病”程度。

因此，荣格告诫人们，积极想象不是儿童之游戏，对无意识之普遍低估，将大大增加该方法之危险性。

荣格对积极想象之概括，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人乃至全球华人烧香拜佛时所形成之混乱场面。大雄宝殿内外，通常都聚集着各种身份、地位、学历或层次之烧香拜佛者，其中或许有少数人能掌握真正的积极想象技术，从而能在烧拜之过程中将自己融入佛教空间与时间，能在某种程度下、某种层面上与佛祖菩萨对话，进而净化一己之心灵；而那些不能真正掌握积极想象技术之烧香拜佛者，将不慎进入自由联想之状态，“会在自身的情结中作无谓的循环并无法逃脱”。

因此——若对其追踪——不难发现，一些烧香拜佛者会不断地更换寺院、更换其所跪拜之佛祖菩萨乃至道教神仙魔妖，这些人可能心怀着“万一佛祖听到我的诉求”或者“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之念头，针对小概率事件不断地做无法检验之假设。此外，更有甚者，当他们诉求多次而不能如愿时，可能因异常纠结而导致行为反常，很可能“会暂时导致一种类似于精神分裂的状况”，做出毁僧谤佛之行为。

荣格认为，意识之态度是片面的，其被排斥或压抑之内容处于无意识之中（包括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因而无意识对意识具有补充或补偿作用；意识与无意识之统合才构成完整、健全之心灵，故消除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离便成为治愈心灵之道。通过积极想象，无意识内容显现、赋形，创造性意象便会在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之中涌现，并被整合到意识领域，意识因而得以扩展、丰富，心灵便获得整合。

在南郭寺，我试着在一个小空间内积极想象如此长跨度之时间：从春秋时期至秦朝创立之前，从秦朝至隋朝创立之前，从隋朝至元朝创立之前，从元朝至民国创立之前，历史规律不断地重复：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统一中华大地，但因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而在短时间内被另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取代，繁荣太平数百年后再次天下大乱，期间有妇人乱政，有少数民族入侵，有都城南迁……

在这永恒的时间内，大雄宝殿等建筑也历经劫难。无需做任何铺垫，人们马上便能体会到唐诗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之真意。在这并不大的几何空间内，时间正在以心理意象模式与数学拓扑模式被体验。这时，“共时性”（synchronicity）这个词整个地占据着我的脑海，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隋唐时期……直至今天，明月依旧，柏树依旧。

人们所展示出来针对建筑、佛像、古树、老僧之意向，都会深深地影响着自己当时之心智。若读者跟我一样，曾在炎炎夏日与学生从山脚盘山路步行而上，立于山门外远眺天水城与藉河，与老僧低语细谈，那你就很可能也会感受到：南郭寺不但是一座物质层面之建筑，更是一个精神、心理层面之空间。清风绿树，鸟语花香，这都尚在其次，不外乎令人感到心旷神怡；但建筑与古树所承载之历史，以及与历史相辅相成、不离不弃之态度，共时性与佛教之建筑意象，确实具有心理治愈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