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大咖朱迪斯·伯顿 | 中国艺术院校的教学往往采用灌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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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教育的艺术性？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美国最早成立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教育研究生院，在国际教育界享有盛誉。作为该院艺术与人文学部的创始主任，朱迪斯·伯顿教授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多年努力，使得该学部迅速发展成全美最重要的艺术教育研究和教学基地，艺术教育作为专门的学科也日益得到各界的重视。近年来，伯顿教授一直非常关注中国艺术教育和艺术体制的发展，曾多次到访中国，与中国的艺术教育同行进行交流探讨。今年时值毕业季之时，伯顿教授带着哥大的10位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分别在上海、西安及北京3座城市对中国的艺术教育做了深入的田野考察。借此机会，美术文化周刊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伯顿教授介绍了当下美国美术教育的新趋势，即多学科跨界的美育新思维，并分享了开展对话式指导教学的经验和思路，可以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带来新的启发与思考。

朱迪斯·伯顿

美术文化周刊：近年来，中国美术馆的数量不断增加，格局进一步完善。美术馆履行专业职能和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当然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种种问题，对此您有何直观感受？

朱迪斯·伯顿：当下，中国的美术馆无论在收藏、展示，还是在教育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美术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有的美术馆由于资源缺乏等原因，发展往往无法保证一定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中国的美术馆在实施艺术教育时，虽然开展了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但在藏品和展览的传播方面，还是没有充分地和大众进行很好的互动。

美术文化周刊：您认为美术馆应该在艺术教育中扮演什么角色？美术馆和艺术院校如何主动实施艺术教育？

朱迪斯·伯顿：美术馆在艺术教育中的作用非常巨大，在相当程度上已开始取代学校艺术教育的某些功能，因为它可以让所有人在美术馆接受艺术教育。中国的美术馆经常会对公教内容提出要求，例如一定要介绍某一件具体展品、某一段具体历史、某一场具体事件，美术馆公共教育的课程内容需要与展品紧密联系，但其实施过程需要更具弹性和开放性。艺术教育者应该通过对话交流来倾听观众根据自身认知对于艺术的回应，并在与观众的互动中反思我们对于艺术的认识，而不是把我们已有的艺术认知强加给观众。

同样，中国艺术院校的教学工作往往采用灌输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有基本的素质和技能，但要让学生看到艺术并不是现成的，而是多维度的范围，交织着人类各种经历和体验，我们要尝试换一种教学方式。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我们现在教授学生的方式，在我看来是“对话式指导过程”，换言之，我们会指导学生对自己特别关注的领域提出问题，然后通过追问的方式来引发授课的老师调用自己现有的艺术储备，和学生进行对话，以推动学生的思维和实践，朝着有创意的方向进行发展。当然，这对艺术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调度自己知识储备之外的很多体验，并且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思考。

美术文化周刊：您如何看待数字化时代下的艺术教育？

朱迪斯·伯顿：很显然，数字媒体在艺术教育中的作用非常大，新的数字材料的多样性，把艺术教育的边界打开了，年轻的学生可以探索艺术的边界。数字媒介还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学校中学到的数字媒体知识也许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接触到，从这个角度说，艺术走进生活，也拓展了艺术的边界。

数字媒体虽然给孩子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但也带来了问题，比如如何从审美的角度去看新媒体艺术，如何批判地去接受新媒体所带来的爆炸式的信息。孩子们很容易依赖数字媒介提供给他们的形象，并借用这些形象表达他们的感想。这对孩子们来说很有趣，但同时也导致他们逐渐丧失独立创造的能力。另一方面，如何引导孩子们批判性地对待新媒体，从而避免被误导，更好地辨别真相。这些问题都是学校艺术教育中应该思考和解决的。

此外，数字媒体与科学技术的问题也令人担忧。由于技术的力量，你可以用电脑很容易地制作符号，但你无法很轻易地制作意义，而且你也丧失了手工制作那种微妙的运动、肌理和感觉，而这些恰恰是艺术中最重要的东西，不应该把这些从学校艺术教育中消除掉。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产生并传达意义，如何通过数字媒材使我们的心智介入意义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