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典》十周年纪念文集：阿文《典外之诗》

典外之诗

阿文

2006年秋，收拾完地里的庄稼，封存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屋，携妻女一路南下，到了天津静海，孩子十二岁，还算顺利地办了入学，妻子换了几份工作，而我在一家汽车同步器公司，一干就是八年。八年的日夜煎熬，逼迫出内心那份极欲言说的欲望，一份厂报唤醒了心底曾经的诗意，我最初也是最后的稿酬就是在那里得到的，似乎没有太多的惊喜，直到现在也没有留下一份报纸，不少工友拿着报纸，让我解读，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这就是后来总是写写丢丢、丢丢写写，这种不好的习惯，让我留下太少的诗歌。

后来，组装了一台电脑，无意中浏览到新世纪诗典，试着投了两次，然后就忘了，想起来时又投了一次，半个月后收到一邮件“来个照片、简介”，我还以为是谁闹着玩，找了两个人确认了一下，才知是真的，接着每天跟读新诗典。一天下班打开电脑，点开诗典一看，懵了，看到自己的诗和照片，出现在眼前，禁不住的泪水唰一下掉下来，还好家中只有自己，放声痛哭了一场，而后又哈哈大笑起来。从年轻时的梦想，到搁置了近二十年，压抑在内心的情绪喷涌而出，无法控制。

第一首发在诗典的诗《工厂卫生间》，就这样诞生了。从此以打工者的标签，走上了一条不回头的路。当时静海唯一的诗人朋友李向钊感叹并直言：“你先前的诗写得很好”，言外之意，我懂，诗也以类聚，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

一直都很自卑。知道新诗典天津诗人都那么优秀，仗着胆子和他（她）们聚了几次，一次是在咖啡厅；一次是图雅老师提供的师范学院，还有在校记者现场采访；最后一次是南人的诗歌研讨会。荣幸地认识了天津诗人徐江、李伟、康蚂、图雅、君儿、庞琼珍、闫永敏、王立君等，更荣幸地成为葵同仁，第一次成了有组织的人。

最难忘的是新诗典700人之夜，磨铁的北京之行。没带身份证就独闯了北京的大门，费了好大周折，才找了一家小旅馆，然后又费了好大劲，找到磨铁，赶到时大家已在咖啡厅，伊沙赶来时，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让坐在门旁的我如闻惊雷，惊讶不已，如此的开阔之胸第一次领略见识，大半生中未见有第二者。没有想到的是第一轮下来，我居然定货了。中场休息去卫生间，诗人沈浩波边走边勉励：“要多写，一定要多写”，徐江老师像个童年玩伴：“好玩吧，这样的诗会”，更没有想到的是西娃的女儿，样子与我的女儿年龄相仿，对我的诗直观的认同，给我莫大的安慰。临走时沈浩波让大家拿些书走，我装作矜持的样子，只拿了一本诗典，其实心里恨不得把箱子里书，全都端走。

2015年，回到东北老家，几欲动身去看望诗歌的启蒙老师，他就住在中学旁，可最终还是没去成。这个曾在九十年代就在诗刊等大型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老师，是个地道口语化的朦胧诗者，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是个诗人，还是个口语诗人。如果见面，问我作品发在哪家刊物上，我会无语的；加入了什么协会，我也会无语的。要是看了我的诗作，他会不会也无语的。通过寻找认识了小县城里的几位诗人，我把诗作发给他们，他们竟也无语了，看了他们的作品，才知道自己的口语诗，像是诗的叛逆者，被排斥在门外，让人难以接受。

从最初妻子强烈的反对，到最后女儿全力的支持，她把我所有的诗，借用公家的纸和墨，打印出来，整理成册，算作我这辈子出的唯一一本诗集。我曾在一首给女儿的诗中写道：“倘有那么一天/幸福而去/留下的几千首诗/将会一文不值/甚至换不来/一个馒头/就请你买个信封/贴张邮票/邮给我的朋友/选出最后一首/代表作/代表我/继续活在/任我怎么活/也没活明白的/世界”。

一直在底层生活，也使三观有了局限，同样自己在诗的路上跌跌撞撞、走走停停，但一直没有放弃，在追随新诗典的道路上，一心向前，视诗典为自己心中最神圣的殿堂，不敢有一丝亵渎。

感谢的话说了无数遍，但在新诗典十周年之际，还得再说一遍：感恩伊沙老师，没有诗人伊沙，没有新诗典平台，就没有一个一直活在生活底层的诗人阿文；感谢天津近十年的苦难生活及津门诗人的相扶与鼓励； 感谢诗歌，给了我二次的生命。

2020-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