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话语体系下的“快消”城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原文标题：《“快消”城市之痛：在打卡中消亡的网红建筑》
4月2日，以效率著称的深圳似乎突然不那么忙了。
这一天，一年前在广州造成“万人空巷”的文和友在深圳开张。据《南方日报》报道，前往消费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布吉河对岸。深圳人的朋友圈被文和友刷屏，“6万号”刷新了人们对排队等待的认知。
同样被“文和友风潮”席卷的，还有建筑圈。
从广州到深圳，文和友的选址和外观均独特而一脉相承。在现代商业区的一侧，文和友通常以传统建筑形态出现，为达到新旧对比的效果，甚至会专门 “做旧”。进入文和友内部，由联合创始人翁东华等人收集的数万个老物件，堆砌出一个全新的“时空”——一系列布置恰好击中了时下年轻人“怀旧”与“猎奇”的需求，建筑本身变成流量载体。
“如果你到环球影城的仓库，基本上与此如出一辙。”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翔宁指出，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和友比起建筑，更像是一种“布景”。但这却恰好迎合了一种风潮：越来越多的建筑在流量带动下获得新生，类似文和友的“网红建筑”操作模式，也开始改变建筑行业的传统思维。
深圳文和友 图片来源：长沙发布
争议亦一触即发：在“网红城市”时代，“网红建筑”究竟是随市场而动的下一个风口，还是建筑对城市生活的又一次深度破坏？
网红经济
“网红建筑”并非新鲜事物。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一场试验在西班牙小城毕尔巴鄂展开。过去赖以发展的钢铁、造船业衰退带来的衰败场面，因一座博物馆的进驻而彻底改观——1997年，闻名世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开门迎客，不仅带来数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还让小镇重获生机。媒体称其为“毕尔巴鄂效应”，古根海姆博物馆也成为最早“网红建筑”之一。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图片来源：城市观察者
在网络尚不发达的年代，一股跟风的“网红打造”潮流逐渐席卷欧洲城市。新一轮博物馆建设大幕拉开，每个城市均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20年后，历史的大船再次起航。这一次，互联网成为“网红建筑”再次席卷城市的新风帆。
李翔宁对近几年在中国“爆红”的几个网红建筑进行了简单对比。从“百度指数”来看，阿那亚、南头古城、文和友和徐汇滨江4个项目均是不同时期互联网的流量“霸主”。而与古根海姆博物馆类似，在互联网“赋能”下，不同的网红建筑也带动了影响城市建筑发展趋势的“变革”。
2008年，央视新大楼方案出炉，因形似“大裤衩”而被迫“出圈”。独特形象和高昂费用引起质疑，但也发起对传统高层建筑形象的挑战。虽然难以从建筑的成功对其进行定义，但从影响力上，它确实为央视赢得了极大的全球传播效应。
互联网也为建筑“走红”带来更多形式。李翔宁特别提及颇受业内热议的电视节目“梦想改造家”。他指出，与过去建筑只关心结果不同，“梦想改造家”将建筑和故事加以结合，在建筑背后增添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叙述也成为网红建筑新的组成要件。
更大的变化是，网红建筑不再与是否符合大众、建筑师审美相关，而仅与流量有关。
在李翔宁看来，阿那亚对流量的吸引力，部分源于其符合人们对现代的想象和消费风景的想象。在“打卡”和“拍照”成为建筑使用的一种方式后，网红建筑也开始寻找“流量密码”——要有一个大的平台便于拍照，要有能够容纳风景的窗户或开孔适合观景、能打入光线，还要有一个相对较大的空间让人产生与日常生活的抽离感，诸如此类。
社交平台上的阿那亚热度 图片来源：小红书截图
建筑本身的使用价值甚至被其网上符号的使用价值所超越。
李翔宁注意到，人们开始不再需要亲临建筑，只需在网上“打卡”，便可以达到与实地观看类似的效果。建筑从一个实体剥离出网上的“再生体”和“替代体”，建筑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的点赞数成为衡量其成功的标志。
由此，建筑学中“形式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正在被一种异化的“形式随社媒”（form follows Instagram）所瓦解。
“快消”城市
在网红话语体系影响下，建筑的变化同样推动了城市的变化。
古根海姆博物馆“珠玉”在前，新诞生的网红建筑也先后担负起带动城市整体发展的使命。成功如洪崖洞之于重庆，不仅让重庆旅游焕发新的生机，在接待游客数量上登顶全国，更使其成为西部三大“网红城市”的一员。
但似乎没有谁能真正成为第二个“古根海姆”。
2019年，纽约哈德逊广场上，由几何点阵排列的楼梯组成的一个特别建筑艺术品Vessel正式对外开放。在评论家笔下，Vessel自带地标特质，足以与巴黎埃菲尔铁塔进行对比。更重要的是，除了斩获社交媒体上的标记，Vessel希望能进一步与游人互动——它还作为一个观光景点供人们进入使用。
也出于同样的原因，Vessel从揭幕之初就伴随着人们对其关停甚至拆除的担忧。在外界看来，Vessel开放式的艺术设计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甚至成为自杀的“温床”。事实上，去年，Vessel已经发生三起自杀。
Vessel的网红特质并未因为“悬在头顶”的关停危机而大打折扣——一个原因是，在新的网红逻辑下，建筑的持久性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
李翔宁分析，与以前建造房子“要求100年不落后”相比，现在的建筑可能只需要存在2~3年。文和友，今天是一个被热议的网红经典，不久后就可能被重新塑造。“不需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变成网红时代下建筑的一个新的特征。
一个普遍现实是，产品的使用权和拥有权正在被重新塑造。据李翔宁列举，共享单车让自行车只需分享和使用，酒店也开始提供分时度假服务，甚至连“名媛”都开始“团购”……原来的阶层关系、划分的固定模式被彻底改变，碎片化成为网红社会的代名词。
在城市有关即时和永恒的博弈中，前者开始占据上风。
如果在更高视角和更长历史下看，这实质上与中国城市的发展进程紧密相关。有人指出，过去40年经济成长的总量，相当于过去历史上一千多年的变化，无论城市还是微观建筑，均经历了时间的急剧压缩。建筑在短短的数十年间更新换代，数年内疯狂生长的新式建筑，取代了数百上千年缓慢累积的旧建筑。
李翔宁所提出的“快消”城市概念，恰与此相应。
而互联网“打卡”，进一步让建筑与城市走向“虚无”。李翔宁提到杭州moments摄影基地，造景不再需要模拟现实存在的事物，而是通过抽象随意打造。一种基于“虚构”的“打卡”，正在衍生出一个新的产业。
权宜建筑
纵观近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讨论，对本土文化缺失的反思从未停止。一方面，人们发问中国城市应该如何体现“中国性”，挖掘出每座城市的不同和特质；另一方面，在无可避免的城市绅士化进程和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下，高速发展的城市仍然难以真正沉下心来、叩问自身。
面对网红经济，城市应当如何作出应对？从建筑领域出发，李翔宁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
20世纪初，当讨论什么样的建筑是真正的建筑时，古典柱式建筑通常被认为是合乎标准的答案。但在同一时期，著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提出了“新建筑五点”。尽管在当时仅被当成新的潮流和时尚，但如今，“新建筑五点”已成为建筑学界的重要理论之一。
“我们今天学习柯布西耶，应该看到他如何应对新事物、并发掘出新语言，而不是执着于当初的建筑语言。作为划时代的建筑师，能够从时尚、流行、媒体看到未来。”李翔宁指出。
类似的探索正在中国展开。此前，在总结中国的第五代建筑师时，李翔宁曾提出一种“权宜建筑”的策略。在他看来，正在走向成熟的中国青年建筑师熟悉西方建筑的特点和潮流，同时又能够深刻地理解中国的现状与局限，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下，他们发展出一套“权宜”的建筑策略。
在讨论“权宜”的原因时，他更发问，“在中国这个极速变革的国度里，我们又如何要求建筑具有永恒的价值？”
基于这样的理解，他对“权宜建筑”有过一段论述——
“权宜建筑”不是对现实的妥协，而是一种机智的策略，是在建筑的终极目标与现实状态间的巧妙平衡；“权宜建筑”不是对西方建筑评判标准的生搬硬套，而是对自身力量和局限的正确评价，更重视能够实现的操作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着城市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建筑同样将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回头看”和“向前看”的徘徊中，顺应时代规律、并作出超前规划，不失为建筑发展的思考方式。
而在网红城市的发展下，“权宜”之策能否同样运用至城市发展上来？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