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如何“不算偷”？
清代《晚笑堂画传》班固像
（明）唐寅《落霞孤鹜图》
缂丝乾隆御制诗花卉册，清乾隆。清宫旧藏
历史趣谈
“山中宰相”陶弘景抄了《四十二章经》近七成；李白偷了《春江花月夜》的月色；一首诗56字，苏东坡隐括了52个字；乾隆作诗涉嫌抄了3万首……在古人的抄袭黑名单上，星光熠熠。
“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这是顾炎武在《日知录·窃书》中写下的话，意思是：汉代人喜欢把自己写的书说成是古人写的；晋代以后，学者开始把别人的书窃为己有；到了明代，著作多剽窃自他人。
如果顾炎武能活到清末，可能会修正看法：清人抄袭力，更胜明人。
在抄袭者的不光彩名单上，不乏杜甫、王维、王勃、刘禹锡、晏殊、王安石、黄庭坚、林逋、秦观、宋祁、沈周、洪亮吉等名家，到后来，甚至还抄出“技术含量”，形成了点化、隐括、用典等“修辞手段”。
古人对抄袭深恶痛绝。上古文献虽意近，文皆不同。《礼记》明确提出：“毋剿说，毋雷同。”韩愈也说：“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
遗憾的是，受文化制度制约，反抄袭未成主流。
抄得兴起 忘改署名
抄袭大行，始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
比如屈原《九歌》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被《艳歌何尝行》抄作“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而《艳歌何尝行》中的“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又被《孔雀东南飞》抄作“五里一徘徊”。
再如《文子》，托名老子的弟子辛氏（号计然，与孔子同时）著，大量抄袭《淮南子》，但删去故事、案例等，只用议论，每章开头加“老子曰”，且“洗稿”：《淮南子》的“横四维而含阴阳，紘宇宙而章三光”，《文子》改成“含阴吐阳，而章三光”；“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改成“布德不慨，用之不勤”……改篡后，《文子》在唐朝时，一度列入道家四大经典。
汉人著述，常不署名，抄袭者获益不多。但署名著作亦存抄袭之嫌，比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天人感应说来自纬书、三统说来自邹衍的五德说、三纲说来自《韩非子》……
没想到，《春秋繁露》后又遭各种纬书抄袭，以致《四库提要》称：“核其文本，即是纬书……不能托诸孔子。”被踢出儒学著作之列。
三国时，魏人邯郸淳在《笑林》中记了一个笑话：
汉桓帝时，有人被征召为公府掾（太守的属官），可他不会写上行公文，别人说：“名臣葛龚善写这种文章，直抄即可。”太守收到公文后，大惊，因上面还有葛龚二字。时人笑道：上奏工整，应删葛龚。
嘴上冲淡 下手却黑
汉代抄袭案中，班固的《汉书》争议最大。
班彪（班固的父亲）的学生王充最早指出《汉书》是两本书拼接而成，一是《史记》，二是扬雄的《续太史公书》。晋初傅玄则认为，《汉书》乃班彪著。葛洪则称，刘歆本有祖传《汉书》一百卷，想写成《汉书》，不行早逝，班固“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未用的2万多字，编成《西京杂记》。
唐代刘知几认为，《汉书》既抄袭《史记》，又抄袭刘歆。此说一度成主流意见，所以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说：“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但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反驳说，史书应言之有据，《史记》也引用了《尚书》《左传》《战国策》等，难道也算抄袭？
魏晋时，抄袭更普及。比较恶劣的是郭象抄袭向秀案。向秀是竹林七贤之一，曾注《庄子》，仅差《秋水》《至乐》两篇未完。向秀去世后，儿子太小，无法接手，郭象乘虚而入，“以（向）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
此外，陶弘景的《真诰》也大量抄袭《四十二章经》。陶弘景是道教茅山宗创造者，南齐高皇帝萧道成要他出山，调侃说，山中有啥好的？拿来给咱看看。陶弘景写诗回答：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陶弘景因此被称为“山中宰相”，没想到他下手毫不客气。《真诰》所抄部分，占《四十二章经》的62.8%，除将佛教术语改成道教术语外，几乎原文照录。
偷句三种 技术升级
到了唐代，抄袭开始技术化。
皎然在《诗式》中，把“偷句”分为三种：偷语、偷意、偷势。偷语是直接抄，“最为钝贼”；偷意是偷创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偷势”是在原作上有创造，“才巧意精，若无朕迹”。
唐代兴科举，诗是必考内容，写作有了现实利益，不只是千古留名，抄袭技术得以精进。
如李白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偷意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杜甫的“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偷语于沈佺期“云白山青千万里（《全唐诗》作“两地江山万余里”）》，几时重谒圣明君”；“湛湛长江去，溟溟细雨来”偷语于阮籍的“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
李杜抄得巧妙，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则全抄李嘉佑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后代评家却称漠漠、阴阴“精彩数倍”，反成“点化”（让原作水平提升）。
传说王勃对《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极为得意，古滕王阁下，常有鬼夜诵二句，客船大受惊扰，一文人路过，骂道：这种抄袭文字，且与和共是废字，还敢吹嘘？鬼从此消失。二句偷语于庾信《马射赋》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
红杏为诗 三次出墙
唐代科举逐年进行，失败后，考生应回籍乡试，通过后才有资格再科举，但高官可荐人免乡试。许多落第考生滞留长安，将作品誊为行卷，请高官评定，此即干谒。李白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即行卷中的肉麻语言。
干谒作为捷径，后来不限于长安高官。唐人李播在蕲州任官时，有李生献行卷，李播大惊，说这都是我的旧稿啊，李生惭愧地说：是我20年前买的，已在江南编骗多年，现在请您把这些诗送给我。
宋代偷句更普及。一是“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二是宋代重科举出身，为了科举成功，读书人从小便学写诗，黄庭坚说：“二十年来学士大夫，有功于翰墨者不少，求其卓然名家者则未多……病在速成耳。”
为科举而写诗，多属速成，即治诗如治经，熟读前人作品，先模仿，后创作。汉代诗歌分途，宋代重求统一，始有隐括，即将诗改写成词。隐括本是校正竹木的工具，后引申为规范、修正。苏东坡是隐括的开创者。比如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前四句是：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苏轼改成：
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
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
全诗56字，苏轼抄走52字。虽标明隐括，却开明抄之习。比如“一枝红杏出墙头”，出自唐代吴融的《途中遇杏花》，先被陆游抄走：
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
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
后被叶绍翁抄走：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叩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因抄得巧妙，偷语反成正宗，吴融、陆游之作被遗忘。
一边讥讽 一边偷诗
对于抄袭，唐宋文人态度微妙，一边用“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讽刺，一边又对抄得巧妙的作品大加赞赏。比如王安石的《招叶致远》：
山桃野杏两三栽，嫩蕊商量细细开。
最是一年春好处，明朝有意抱琴来。
偷句于雍陶、杜甫、韩愈、李白，却因“用其语不用其意”，被视为佳作。这种双标让唐人魏周辅深感委屈：“文章大都相抄袭，我被人说是偷诗。”
宋代名臣宋祁曾骂：“今人但务新奇剽窃，全无由衷真的之见。”可他也曾“创作”过这样一首词：
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
明代时，抄袭已成常态。顾炎武认为，明以前科举考策论，举子需有一定见识，明则“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因背范文的恶习，学生从小便学会了抄，致“八股行而古学废，《大全》（指《四书大全》）出而经学亡”。
清代科举严苛，士风更趋功利化。
著名学者洪亮吉被视为近代人口学先驱，他的代表作《春秋左传诂》，被吕思勉赞为“采取杜（牧）以前诸家治《左传》之学说而集其大成者也”。但学者吕东超发现，该书竟大量抄袭陈树华的《春秋经传集解考正》，且刻意掩盖原作痕迹。明代胡应麟、方以智提出“引书必注出处”等规范，视抄袭为“大不德”，洪亮吉如此操作，竟有脸在《咏史》中写道：
著书空费万黄金，剽窃根源尚可寻。
吕览淮南尽如此，两家宾客太欺心。
别人在跑 我们在跳
清人抄袭范围更广，经学、史学、诗歌之外，曲论、词论、诗论、小说等皆抄袭。
比如收入中学课本的、林嗣环的小品文《口技》，亦见于金圣叹《水浒传》第65回总评，两文极相似，是金抄林，还是林抄金，至今争论未定，但金文似更早出。
清朝乾隆皇帝平生写诗四万余首，其中三万多首涉嫌抄袭。清人常将抄袭当成尊古，辩解道：只要抄得好、有新意，就属于创作，不算抄袭。戴名世曾说：“见其词采工丽可爱也，议论激越可爱也，才气驰骤可爱也，皆可爱也，则皆可割也。”名臣李光地说得更露骨：“意之所至，岂必词自己出？”梁启超也认为：“善抄书可以成著作。”
章学诚比喻说，前人佳作犹大鹏鸟的翅膀，小鸟抄走，反而坠地，只有同是大鹏鸟，抄走才有用。把抄袭者绕着弯地赞美了一番。
美国学者米德在《上帝与黄金》中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在古代中国，一个人发明了一种新式老鼠夹，人们立刻赞美他，给他“鼠夹王”之类美名，10年后，所有人都在使用他的发明，他却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也没人再去改进。可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一个人做出同样的发明，可以立刻申请专利，10年后，他当初的发明已升级好几代，每代研究者都赚到了钱。
米德的意思是，尊重版权，社会才能进步，有创意的抄袭依然是抄袭，这种低水平重复会将一个民族带入“别人在跑，我们在跳”的陷阱中。
“抄袭就是偷。”在今天，这应视为现代社会不可让渡的原则。（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