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治学的门径 / 四六文摘

张岱年(1909年5月–2004年4月24日)，曾用名宇同，别名季同。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著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等。

大家都知道“点石成金”的故事。“点石成金”的故事，就是说明方法的重要。我们不能“点石成金”，但是应能“披沙拣金”。沙，就是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就是要从这些“沙”中淘出金来——筛选出其中的精华。而“披沙拣金”需要有一定的方法，这些方法也就是治学的门径。

要想研究学问，首先必须明确研究学问的目的。我们研究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为祖国、为人民而追求真理。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在研究的过程中，发扬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

追求真理，要做到三个“真”字，即“真情实感”、“真积力久”和“真知灼见”。

首先要有真情实感。要满怀一腔热爱真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真实情感。做学问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自己装点门面，更不是为了哗众取宠。

第二是真积力久。《荀子·劝学》中说“真积力久则入”，真积：真心诚意，日积月累。力久：力行而能持久。入：入门，有所成就。这就是说，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应有一种坚定持久的精神，应不辞劳苦地、持续不断地积累所得到的知识，不断地有所前进。

第三是真知灼见。 “灼”的意思是明确，像火光照耀那样的清楚。做学问要能够得到一个明白确切的见解，才算是真正的学问。

明确了治学的目的之后，我们还要正确理解四个方面的关系，即读书与思考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思想与生活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首先是读书与思考的关系。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正是学与思的关系。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的知识多了，必然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意见、观点，到底哪些对、哪些错呢？这就需要思考，要通过自己的思索，辨明是非，加以抉择。学而不思，不会有心得；但是，如果只是思而不学，那也会失之于偏谬。学与思，二者实不可偏废。

读书要读什么书呢？在浩瀚的书海中，我们不可能也不必一一阅读。读书要有选择性，有些书是必读的、有些则可以浏览。我们今天，对于古代的文化遗产，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应一概持否定态度。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个漫长的过程，今天的成果应建立在昨天已取得的基础之上，不了解昨天，也就不能建设好今天。所以，我们提倡有所选择地读古书。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方面，都应该精读一塑名著。

中国先秦哲学方面的著作，最重要的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荀子》。汉代是王充的著作；宋明时期，是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兄弟、朱熹、王守仁以及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的著作和清朝戴震的著作。

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不能光读中国的古书，还必须读一些西方哲学的著作，西方古典哲学方面的著作，最重要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里特的著作；近代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更是必读书。此外，现代哲学家如罗素、穆尔、怀特海、柏格森、尼采等人的著作也值得一读。

除读书外，对于哲学问题，我们还要进行独立思考，要学会读“无字天书”——即考察客观实际。读书时，要能心知其意；思考时，要能掌握时代的脉搏，了解当前的实际问题和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在进行思考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概念明确。一个概念要有确切含义，使用概念要求一定的准确性，以免产生歧义。当然，我们也可以创造新范畴，但运用新范畴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注重条理、层次的清晰。无论思考还是写文章，都要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要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思维的逻辑性。

此外，思考还要培养灵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是灵感忽然到来。但是，灵感不是无缘无故来到的，灵感到来的基础仍是艰苦的努力。这就是郭老所说的“一分神来，九分汗下”。

第二要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研究哲学，必须同时学习一门具体科学，不能光靠哲学。光学哲学是做不好学问的。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只有以具体科学作为基础，哲学才不致于成为一门空洞的学问。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精通具体科学的例子很多，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对数学很有研究；笛卡尔对于物理学和数学造诣甚深……。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都既是哲学大师，又是经济学家。现代西方哲学，更重视自然科学的知识，许多哲学流派的哲学论点都是直接来自现代科学的知识。例如怀特海、罗素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

以上举了许多例子，都是要说明，研究哲学，必须兼学一门具体科学。除自然科学以外，兼学历史亦可。哲学史也是一门具体科学。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就既是哲学家，又是哲学史家。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过去有四种学术的说法，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这四学都是互相联系的，互相沟通的。过去许多学者天文历算皆通，所以有较高的成就。

我们今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学问，更必须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如果我们对于历史不了解，又如何能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呢？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更必须具备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那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是思想与生活的关系，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所谓“学”兼知行两个方面，讲究知行合一，强调知行符合。中国古代的“学”不仅指书本知识，而且指对于道德修养的身体力行。在生活实践中思考问题，提出理论见解，并把自己的理论见解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再到实践的辩证过程。

西方有些科学家，一方面在实验室中承认唯物主义，不自觉地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自然科学，另一方面却信仰上帝。这是没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缘故，没有将自己的理论观点应用于生活的缘故。而我们信仰唯物主义，就不能信仰宗教。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把人生理想及对理想的追求都放在日常生活中，在生活中体现理想，有所谓“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的说法，道德教育起到了代替宗教的社会作用。所以，中国不像西方那样，宗教的势力和影响并不深远。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今天，我们就更应该发扬它。

现代的青年，既要有丰富的知识，又要有崇高的理想。要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自己的信念。《易传》讲“修辞立其诚”，就是要求：信念一方面要符合客观实际，一方面要表现于生活行动之中。将思想与生活这二者统一起来，这就是“诚”的境界。

最后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孔子“述而不作”，墨子“述而且作”。正确的态度应是既述且作。一方面温故知新，一方面破旧立新。也就是说，既要了解前人已经发现的真理，又要突破前人的局限。要不断进行新的观察，发现新的问题。追求真理，应该有一种怀疑的精神。有大胆的怀疑，才能够有崭新的创见。传统文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优秀的积极的东西，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另一方面是陈腐的消极的东西，是一种包袱，是前进的障碍，需要加以克服。中国过去讲继承的多，讲创新的少，而文化大革命又颠倒过来，对于过去一概持否定态度。这两种都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应该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加以扬弃，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在深刻分析传统文化的得失利弊的基础上，吸收其中优秀的、于四化建设有利的部分，摒弃其造成中华民族心理缺陷的部分。努力创新，就应该进行新的观察，发现新的问题，攀登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峰。

要积极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创新的一个关键。所谓新，就是对于微观世界作更进一步的微观，微而更微；对宏观世界作更进一步的宏观，宏而又宏。我们现在研究哲学，既要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同时又要不断学习新的科学理论。今后我们应积极参加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了解国际学术发展新动向。运用正确的治学方法，通过自己艰苦的劳动，使我们的学术水平居于世界的前列。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我们就必能为祖国、为人类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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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治学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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