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隔与不隔——如果杜甫有手机
2020腾云峰会圆桌论坛上，李敬泽抛出问题：如果杜甫有手机，他的诗作还会被创作吗？该问题曾引起广泛讨论
今天表达的主题是连接。记得二十多年前看过美国一份互联网杂志，就叫《WIRED》，中文是《连线》，Wired这个词是计算机、网络意义上的“连接”。
所以，连接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吟诗做对子，与“连接”相对的是什么呢？我想来想去只想出一个“隔离”；而“连线”反过来当然是“掉线”，连接出了“故障”。仔细斟酌这两组词，“连接”“连线”与“隔离”“故障”，你会觉得，前者是肯定性的，是常态，而后者包含着负面的否定性，是常态出了偏差。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经验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常态、习惯了肯定性，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正向着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连接高歌猛进。但是，在2020年，经历着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连“流行”这个词都忽然暴露了它隐藏的否定性，我们发现，否定性并未消散，隔离和故障意外地袒露出来，好像它就是自然与生活的另一副面目、另一重根基。由此，我们不得不回到辩证法，回到对否定的再认识和对肯定的再认识。
我这几天正在追一部谍战剧，背景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扣人心弦，欲罢不能。这个剧充满紧张的悬念，种种阴差阳错，种种千钧一发，但是，看着看着我忽然想到，这样的一部电视剧，这样一个漫长、精密的故事，它之所以能够牵着我一路跑下来，有一个根本条件——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几乎每一处悬念、每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人物手里有一个手机，问题就不存在了，不必紧张了，平安无事月白风清。敌人在门外设下罗网，随时可能冲进去，必须马上通知屋里的同志，我在街上狂奔，寻找一个公用电话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里边的姑娘正在和闺蜜讨论电影和口红，简直活活急死。这个时候如果掏出手机，问题就没有了。
所以我这一夜一夜看的是什么？是由于不连接，由于弱连接，由于连接的故障，造成的一个个否定性情境。在这个情境里，人面临着庞大的偶然性，偶然性是什么？偶然性是意外，是你的“意想”之外，你的意想是你的计划你的主体性，但是你没办法和世界充分连接，信息不对称，你是针尖，世界是风暴，于是，如果你是个足够坚强和聪明和幸运的家伙，你就会身在戏剧中，而你的戏剧完全系于你以一己之力应对这四面八方呼啸而来的偶然性的风暴，那些偶然性都在千方百计地否定你。——迄今为止，这构成了人类的大部分故事、大部分戏剧。
假设这个世界上早有手机，那么昨天晚上那部电视剧就没有了，很多剧很多小说都不会有。此外，我们还会失去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杜甫的很多诗。杜甫的诗一千四百多首，如果他有手机的话，起码有五分之一是不必写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写的都是空间和时间上的阻隔、间断，这种阻隔、间断、不连接使杜甫成为了一个追忆、遥望、惦念和感叹的诗人。王国维谈“隔”与“不隔”，讲的是心与景、词与情之间，好的诗人要望尽天涯路、捅破窗户纸，由隔抵达不隔，不隔方为高格。但如果没有对“隔”的深刻感受，又何来“不隔”。对杜甫来说， “隔”就是一个精神空间，一个抒情场域，他的追忆和遥望，使不可及的人和事和物返回和构成他的世界。
我们都知道杜甫和李白关系很好，至少杜甫终其一生都热烈地仰慕李白。但实际上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初次相见是在洛阳，那时候李白四十四岁、杜甫三十三岁，然后他们一起在河南转了一圈，又到山东转了一圈，此后便是“渭北春天树，江南垂暮云”，天南地北，无复相见。也就是因为这不相见，在漫长岁月里杜甫写了二十多首诗想念李白、怀念李白、歌唱李白。我想如果他有手机，如果他和李白随时都可以通电话、刷微信，那么，这些诗不必写了，而且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感情很可能维持不了那么长时间。天天话来话去，紧密连接，他们的个性如此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也很不相同，又生当天崩地裂、意见纷纭的大时代，不知道哪一天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所以幸亏不连接，不仅人间有好诗而且人间还值得。
我现在的工作包括管理一家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做个广告，这是世界最大的一座文学博物馆，其中收藏着现代以来大量的作家手稿和信函。当然我们面临一个问题，现在的作家手稿没有了，信也不写了，以后我们收藏什么？以后治文学史的学者研究什么？总不会是作家把毕生的聊天记录和微信截屏捐给我们吧。写信这种行为，连同那些信札，现在都已经被安放在博物馆中，今年我们办了一个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往来信札的展览，我仔细看了那些信，忽然想到，这种书写、这种连接不仅仅是为了通消息、传信息，也不仅是为了交流思想和感情，除此之外，它有一种类似于本雅明在谈论老照片时所说的那种“灵氛”“灵晕”，你能感到，通信的这两个人，他们被空间和时势所“隔”，他们以书写、以遥望克服这种阻隔，但是，在他们的“不隔”中又内在地存留着“隔”，一种“不隔”之“隔”，一种由“隔”而生的珍惜、珍重，和柔情和温暖。
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于1985年，现任馆长李敬泽
由于没有手机，由于连接不畅或见面不易，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或许是否定性的、险恶莫测的荒原，由此孳生隔膜和敌意。但是，这个距离、这个空间也提醒和召唤着人们，小心翼翼，怀着珍重和耐心去跨越荒原，认识、理解、甚至爱上那个“他”或“她”。也就是说，这种“隔”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我是“我”，他是“他”，我们已经预备下足够的耐心与一个不同的“他”相处。
这样下去，我很快就会端出一碗糨糊了。直截了当地说，连接是人的天性，我们的天性一定要追求“不隔”，同时另一方面，“隔”或者不连接也是我们的天性，甚至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更深的天性、更深的精神根基。人就是这样，与他人连接是困难的，我们甚至和自己都不连接，不用学过弗洛伊德也知道，我们每个人恐怕都不能说我完全了解自己。而且我们每个人还面对着一个绝对的不连接，就是与死亡不连接，我们无法连接我们的死亡。也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否定性，人必须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这个绝对的否定性的身边出发，才能开始精神上的远行和肯定。
也就是说，人先要把自己从世界里区别出来，把自己变成一个不透明的存在，然后才能谈得上和其他人、和这个世界的连接。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那么在意自己的这点隐私？在高度连接的互联网、大数据之下，为什么保护个人信息构成了普遍焦虑？问题的实质肯定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之密，实质在于，我必须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连接的，如果我把不可连接的区域全部敞开，那么我还是“我”吗？如果“我”都没有了，每个“我”都成了一个被连接之物，那么这个连接的意义又在哪里？这不是“细思恐极”吗？这不是事关人的生存之根基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喜欢“流动的边界”这个概念。“流动”暗示着连接，暗示着我们这个时代技术上无所不及的连接能力，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 “流动的边界”，必须思考这个“边界”在哪里，这恰恰是科技需要和人文对话的地方，是科技需要和人性和社会对话的地方。
2020年，在全球性疫情及由此而来的震荡中，我们更渴望超越阻隔去实现连接和理解。但同样在2020年，我们也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人，我必须确认我是谁，我和别人不一样，正是意识到“隔”，意识到连接的困难，我们也更明确地意识到必须从“我是我”这个地方出发才能开始连接他人。推而广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明，也同样必须确认自己的边界何在，何以“我是我”，一种不能自信地为自己确立文化和精神边界的文明，几乎就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它只能被连接，它不可能成为连接的主体。当我们创造、塑造未来时，除了技术，这个内在的边界应该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尽管有了手机，有了大数据，激励着人类去探索和创造去远行去战斗的，依然是那些算法之外的偶然和意外，当黑天鹅升起，当灰犀牛站起，偶然和意外激发着人的恐惧震惊、人的意志、想象和创造。同样，尽管我们现在通过手机零散地、无时无刻地相互连接和敞开，但是我也相信，那个手持手机的杜甫依然会为自己保持一种与他人、与世界的距离，以便于他的遥望、回想、追忆和爱。没有这个距离，这些事关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可能就不复存在。
这就是我要说的：否定里有肯定，肯定里有否定，既要不隔，也要隔，为了更好的不隔，要更好地隔。
李敬泽，1964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优秀青年批评家奖、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等众多奖项。著有《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为文学申辩》《反游记》《小春秋》《平心》《致理想读者》等各种理论批评文集、散文随笔集10余种。新作有《会议室与山丘》《会饮记》。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2020年12月16日第10版，原标题为《每一种文明都须确认自己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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