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以元代带墨书款的最多，而且在元大都发现的民窑磁州窑、钧窑瓷器的外底足圈内或底足边， 原因应该是胎骨粗松，墨迹容易下渗附着。元代磁州窑墨书款八思巴文四系瓶，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据说瓶上所写八思巴文的意思是“美酒”元龙泉窑的瓷器，可能是烧制工艺的影响，碗外足圈内存釉或有朱砂红色的涩圈，不太适合墨书，至今我还没有见到龙泉窑有墨书的。而元明之际，粗糙的龙泉窑系碗，虽然外底足圈内露胎，但因为中心挖足粗糙，高低不平，或中间凸起大鸡心点，没有见到有墨书的。元代磁州窑白盘底足内墨书的题铭是“liu”(柳、刘)元代磁州系、钧窑系两个窑口的瓷器，上釉不到底，或者釉层没有覆盖到外底圈足内，为墨书提供了空间。如“张、王、李、赵”，也有的书写全名， 如“毕春”。元代磁州窑系的白釉梅瓶的外底圈足内，也经常会看到墨书。有些墨书字迹非常清晰，但多部分可能埋藏环境的影响，墨书字迹不是十分清晰，需要水过湿后，才能看到。磁州窑器物中还有一类是带有墨书题款，这是瓷器售出后买家作为物权归属标识题写的，有的带有记事功能。蒙元建国后，国师“八思巴” 以蒙文为基础，创立八思巴文。从出土的普通碗底下墨书的这种文字，可以看出使用该文字的普遍性，尽管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元代磁州窑黑釉铁锈斑盏残片，出土于山东冠县的古代城市生活层，它的背面写满了八思巴文，根据比对，中间这个字读作“tang”(汤、坛、谈…)磁州窑址采集的一只白地黑花罐八思巴文的底足，这个字也是读作“yang”，这一现象表明已经有蒙古人成为了磁州窑“铁杆粉丝”。明代、清代， 在器物露胎有条件书写的情况下，墨书的情况依旧， 内容则器主姓氏，吉语的都有。不过，景德镇青花瓷流行后，由于胎骨细密，露胎的底足，墨迹不太容易渗透；人们开始在器内或者外底圈足，用坚物钻出姓氏名称， 多数是姓。很多明清青花碗盘上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到民国时期，依旧。
元代磁州窑王府铭梅瓶
当然，大户人家的定烧器，则直接青花上款，书写本家堂号制。顺便提一下我对集宁路出土的瓷器墨书“李典驴”“李黑奴” “来天下奴”等名称的认识和看法。目前流行的看法是这些墨书是汉人或南人给蒙古和色目人起的带歧视色彩名字，表现了一种民族反抗。大家都知道，蒙元等级制度森严，汉人和南人地位最低下。蒙人走在大街上，汉人和南人见到，要让路，路边垂首站立，并且不能目光直视蒙人，直视了， 允许蒙人拿鞭子抽你。蒙人打汉人或南人，汉人或南人是不能还手的，否则是要受到惩罚的。在这种情形下，给比自己地位高的统治民族起这样的名字，甚至堂而皇之的写到碗底上，如果真是贬低的意思，谁都知道后果会是什么。况且蒙元时期，并不乏象刘秉中，史天泽，张弘范这样为大元卖命的汉臣，这类名称的褒还是贬，他们总不会告诉忽必烈：“大汗，这些名字大大地好。”一个是作为草原游牧民族， 对“驴” “奴“ 这样的字， 总体并不认为是贬义，同时当时的整个社会认同这些名字并无贬义和恶意。只有这样， 这些名字能被叫起来，没人喊冤，才合乎情理。关汉卿的《窦娥冤》里，恶棍“张驴儿”的名字， 在当时可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一般姓名。另一个可能， 如果非要讲这些名字是贬义且当时社会认同这些名字就是贬义，那么领这些名字的人， 只有可能是地位低下且遭受奴役的汉人和南人中的部分人，绝不可能是统治阶层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他们没有愚蠢到汉人怎么叫他们， 他们就怎么认领的地步。第三种可能， 整个汉人和南人群体，合起伙来一起蒙骗蒙古统治阶层，把“驴” 和 “奴” 说的象美丽的鲜花。
南宋 郊坛下官窑墨书“宝用”款花口盘，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
北宋定窑，墨书款白釉净瓶
明崇祯青花山石树鸟图笔筒，底胎的“戊寅”铭款， 1638年戊寅年(虎年)，明思宗崇祯十一年。拥有者的身份，如果不是统治阶层， 也至少是富有的商人阶层, 地主阶层。器物的所有者， 仿佛和奴役， 压迫这样字眼不沾边。这样看来， 充其量， 这些名字就是个中性的人名而已。根本谈不到歧视，更说不上什么精神反抗。这里并无意贬低我大汉民族的意思。 历史就是历史， 求的是本原和真实， 而不是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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