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琴 | 正史野说霍尚书
往期回顾
作者：王爱琴
霍冀，孝义宣化坊人，思齐为霍冀之字，又字尧封，嘉靖甲辰科进士，初授永平府推官，擢广西道监察御史，后诏升大理寺丞，都察院佥都御使，巡抚宁夏， 总理山东河务，升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晋兵部尚书。
一
霍冀与晋商
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商帮还是一个国家，机遇都是很重要的。现在一说起商机，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东南沿海，绝难想到北方的戈壁与荒漠，但明清时期的商机恰恰就出现在这里。晋商的机遇就是明初实行的“开中制”，地点在今山西大同。
明初的大同是让朱元璋头疼的一个地方。在古代，山西大同是各个民族交往、融合之地，也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北部少数民族纷争之地。明朝建立后，退居漠北的元残部，仍不时侵犯明北部地区，成为明朝廷的心腹大患。于是，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的万里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约略相当于今天的九个军区。大同是元残部入侵、骚扰最多的地区，在“九边”之中最为重要。
明代汾州府孝义县人霍冀，字思斋，生于公元1516年，卒于公元1575年，官至资政大夫、兵部尚书。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所立《明故资政大夫兵部尚书思斋霍公墓志铭》上说：“当嘉靖末载，朔方虏数侵暴西塞，岁必三四入，入必旬月乃去。自郡邑城郭外远迩乡社，攻毁十七八，虏联营帐驻塞内，或骑三五散掠数百里外，无樱之者。”直至明嘉靖末年，此种情形未有改观，蒙古人骚扰不断，每年入侵三四次，来则十天半月，入侵时蒙古人的营帐相连，驻扎塞内，或三五散兵游勇至数百里外掳掠，城外乡社，十毁七八，无人能制。
对此种情形，明廷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乃升刑部左侍郎霍公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使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公受命则倍道入关，首询诸死事者，厚□其孥。汰除诸将佐不职者，简武勇以代之。于是募丁壮，补车骑，数甲胄，缮亭障，砺器械，激忠义，比至秋防，军容一新，万骖竞奋。亘长塞数千里，旗帜刀斗色相映，声相闻也，终岁虏遂无一部敢并塞窥者公乃饬诸镇伺便栊其帐，延绥、宁夏各奏塞外捷，虏人惮之”。官场与商场有颇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必须抓住机会，而蒙古人频频入侵，对霍冀来说就是机会。霍冀勇于任事，受命于危急之际。他以最快速度赴任，到任后先慰问阵亡将士家属，然后整顿军事，使军容为之一新，军队战斗力大大增强于是蒙古人望而却步，再不敢轻易入侵了。
此后的边防形势，复杂多变，时好时坏，明隆庆年间，蒙古人卷土重来：“隆庆丁卯冬，威宁诸虏分众十余万，东自蓟镇口浣口入犯泺东，戕昌黎西。自山西偏关入，犯岚汾，攻石州破之。军书东西告急畿辅大震。”石州就是今天的山西省离石市。蒙古人攻破了石州城，孝义就近在咫尺，当时的孝义人大概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是岁，皇帝初践阼，愤武事之不振，毅然图所以易弦辙，宣威略者，深羯惟兵本之重，慎简厥任，乃进公为兵部尚书。公料天下戎马疆弱，边塞要害及诸将帅材勇高下，总统经略剂量而斡运之，机应曲中，方内无警，天子甚倚赖之。”霍冀很有军事才能，有前边的作为在，所以皇帝又想到了他，于是霍冀再次升官。果然霍冀不负众望，一番巧妙安排，立刻化险为夷。
此后，霍冀又任边职多年，“戊午升都察院佥都御使巡抚宁夏。在镇凡三年，戎事甚饬，烽警稀少，虏当一入塞，辄被衄去”。在宁夏镇三年，边疆太平无事。
“九边”的驻军达八十多万，战马三十多万匹，军需供应成为最严重的问题。朱元璋推行过“屯田制”，但这一带天寒地冻，自然条件恶劣，没能成功。后来又由各地政府拨粮饷，但路途遥远，运费超过粮食价值本身，百姓苦不堪言，常有人因此倾家荡产。这种由地方政府和百姓运军粮的做法，既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又引起百姓的不满，不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朱元璋上书，建议采用“开中制”(或称“开中法”)。所谓“开中制”，就是让商人运粮食及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换取“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当时的规定是每在大同纳粮石或在太原纳粮一石三斗，可以换取一份“盐引”，一份“盐引”可支取食盐两百斤。
我们知道，明代实行的是盐业专卖制度，由国家从事盐的生产运输、批发和零售，私人不得染指。“开中制”允许商人加入盐业贸易，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商机。山西历来有经商的传统，长期的经商历练使山西商人有了资金与人员的储备。山西人还长期与北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之间有贸易联系，向北部边疆运粮也是轻车熟路。山西除南部是产粮区外，总体上并不是产粮大省，但与之相邻的河南、山东都是产粮大省。这些地方传统上也是山西人经商的地方。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就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发展起来了。
孝义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地处昌梁山东麓，是晋中与晋西北的交通枢纽，又是山陕地区的重要商品集散地，素称“三晋之宝地，秦之要会”。这是地利。还有人和：霍冀曾为明代《义基志》作序死后又安葬在孝义，这说明此人的乡土观念非常强。前文我们说过，霍冀任边职多年，想必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他必然给予孝义晋商雨的更多的便利。这是孝义晋商在明代的有利条件。
实行“开中制”之后，山西人就到河南、山东收购粮食，然后运往北部边疆换取“盐引”。也有山西商人在靠近北部边疆地区招募走西口的流民开垦荒地种粮，然后运到“九边”换“盐引”，这可以称为“民屯”或“商屯”。这时北部边疆的军需主要由山西人供给，他们以粮食换“盐引”，大发其财。明代涂宗浚的《边盐壅滞疏》中记载：“延绥镇其时兵马云集，全赖商人接济军需，每年有定额，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领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然后前去江南盐运使司，领盐发卖，大获其利。”山西商人换得“盐引”，凭“盐引”去南方支盐，其间应当不乏孝义人。
《建筑中阳楼并永安市场记》中说：“自汉唐西河设郡，孝邑为方重镇，车骑缤纷，商贾麋至，往来郡城者多道出其间。”前文我们说到，明政府规定，可在大同或太原纳粮，换取“盐引”。孝义久为商业重镇，经商历史十分悠久，且交通很发达，距离太原又非常近距离大同也不很远。实行“开中制”之后，想必有很多的孝义人车载粮食与军需，跋涉在赶往太原或大同的路上，他们顶风冒雪，风餐露宿，并且胸怀着致富梦想。
实行“开中制”之后，山西商人活跃于大同、宣府和北部边镇。他们的规模迅速扩大，在河东和长芦两个主要产盐区都有相当大的势力，并形成了自己的行帮一纲。雍正时的《长芦盐法志》记载：“明初，分商之纲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日泽湍之纲，曰平阳之纲，回蒲州之纲。”“纲”是以地域乡情为纽带的松散商业联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晋商。五纲当中，除浙直纲外，其他四纲都是山西人。其中泽潞、平阳、蒲州三纲以晋南人为主，宣大纲以晋北人为主。晋南晋商有资金优蛰：晋北晋商有地理优势，地处晋中的孝义晋商，相对比较弱势，仍处于积累阶段，还没有独立成纲。
促进晋商发展的另一项政策，是政府退出盐业生产领域。实行“开中制”，仅仅是放开了运输和销售，商人获得的仅仅是销售权，生产仍然由政府直接掌控。明正德以后，政府允许部分商人自备工本参与池盐生产，以后更完全实行“畦归商种”的政策，废除了官办制。盐业生产的开放，增加了盐的产量，促进了盐业贸易。
明代中期，盐业政策由“开中制”转向“折色制”。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把纳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并提高了盐引值，“开中制”变成了“折色制”。在“折色制”下，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换“盐引”，而是在内陆就可以到盐运司纳银换“盐引”。
盐业政策的变化必然影响到盐商。“开中制”下的盐商分为“边商”与“内商”，“边商”是在边疆纳粮换取“盐引“的商人，“内商”是在内陆纳银换“盐引”或购买“边商”的“盐引”从事贸的商人，“边商”利用的是地理位置的优势以及“开中制”下对“盐引”的控制，实行“折色制”以后，在盐业贸易中，“边商”的地理位重优势没有了。也无法控制“盐引”，因此逐渐衰落，而“内商”图着两淮的主要盐场，资金雄厚，迅速发展起来。而且，由于扬州临两近两淮盐场，“内商”逐渐向扬州集中。晋商中仍然经营盐业的就还迁往扬州，其中著名的如太原望族贾氏由“边商”转为“内商”，家迁往扬州：清初著名学者阎若骤的第七代先祖“业盐策迁淮”；代州人杨继美迁扬州后不仅商业做得大，而且颇有文化，被推举为盐商祭酒：临汾的亢氏和大同的薛氏，都成为扬州著名的盐商。
盐业贸易发生这种变动后，山西的大盐商迁到扬州，剩下的无法以盐业为主业了，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使晋商衰落，他们又找到了新的商机：与北部少数民族进行多元化贸易。
自古以来，山西人就与北部少数民族存在时断时续的物物交易。这种贸易的状况取决于政府与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明政府与北部主要少数民族一一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明政府与蒙古人有对立的一面：蒙古人不时侵犯北部边境地区，明政府当然要反击。明英宗带兵出征蒙古人导致“土木堡之变”正是这种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但明朝与蒙古人之间又有内在的贸易需求：蒙古人需要明朝的各种生活用品，明朝也需要蒙古人的马、牛、羊及皮毛。双方的贸易一直没有完全中断，但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明蒙关系出现了转机。蒙古俺答汗之孙把那汉吉弃蒙降明。当时担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提出了“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的“朝贡八议”。王崇古和时任内阁大臣的山西人张四维都属于晋商家族，开放贸易当然对他们的家族也有利。在晋商和这些官员的推动之下，王崇古的奏议得到内阁权臣高拱、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从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明政府先后在长城沿线宣府的张家口、大同的守口堡、得胜堡、新平堡、山西的水泉营等地开设马市十三处。这就拉开了大规模北部边疆贸易的序幕，也给晋商带来了新的商机。
霍冀墓志铭的后文是这样：“辛酉召入佐院事，其冬蓟昌宣大竞以缺饷告，大司农言四镇岁中所出，内口钱视曩时已什伯。天子疑之，诏遣户部侍郎忠直有心计者一人，往稽其弊。时户部二侍郎不欲行，廷议亦不拟二人者，乃进公户部右侍郎以往。公遍历疆场，尽得其耗蠹侵冒之实而奏之，因条上恤军、通商、转输、积貯便宜四事，皆见嘉纳。”宣府、大同等四镇粮饷告急，朝廷要派人调查，户部两侍郎精明得很，都不愿去，因为调查明显要得罪人。霍冀勇于任事，不怕得罪人，在其后给皇帝的建议中，有通商等四条。霍冀所说的通商，也许包括了与蒙古人的边贸，北部边贸的开放或许也有霍冀的功劳。开始时，这些马市是官市，贸易量一直在增长。仅宣府、大同、偏关三地，马的交易量就从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的七千零十匹，增加到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的两万七千匹。万历十年(公元1583年)，更增加到四万五千匹。官市的建立又推动了从事民间贸易的民市的发展，而且民市的发展要远远快于官市。民市早在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就已经出现，但受政策影响，发展并不快。官市开通后，政府允许“官市毕，听民私市”。官市的交易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双方的需要，因此民市发展迅速，贸易量数倍于官市。除了与蒙古人交易的马市外，明政府还在辽东开放了与满族人交易的东马市以及与西番人交易的西茶市。这些都给晋商提供了新的贸易机会。想必有不少的孝义晋商，活跃在这些市场上，许多人通过这些贸易，赚得盆满钵满。
晋商抓住这些机会，成功进行了转型。孝义晋商就像洪流当中的水花，随着晋商的转型而转型。首先是从盐业贸易为主转向多业经营，由于边疆贸易和国内贸易的需要，他们经营的行业包括粮食业、棉布业、棉花业、丝绸业、茶业、绒货业、颜料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烟草业、纸张干果等杂货业、药材业、盐业等，当时的贸易物几乎无所不包。其次是由纳粮开中地区转为向全国各地发展，几乎没有晋商不去的地方。
二
霍尚书奇闻
关于文曲星下凡奇闻，在孝义以霍尚书最多，霍尚书在母亲腹中时，他的母亲在地里劳作， 所到之处，天空总有一块云为其遮荫，尚书母亲不识字，与人相聊说对儿子的期待时，人们说：皇帝叫大臣为爱卿，顺口说，我儿子做尚书就行了，其实是说，他儿子能念上书就行了，结果就做到了“尚书”。更有尚书少时，读书到晚，头上总亮三盏灯，有一天发现两盏灯不亮了，先生问怎么回事，原来是村里有人想休媳妇，让他起草休书，做了亏德的事，先生斥责后，他对村人说，休书还有不妥的地方，需要修改，拿到休书赶紧撕了，说我不能做有亏德行的事，灯就又亮了，另有版本说是晚读回家，总有三盏灯照亮他回家的路，因为亏德，所以两盏灯不亮了，总归一个结论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能做亏心事。
《孝义市城关乡志》载：新庄村位于旧城北面，新城东侧。有歌谣流传至今：“先有大槐树，后有霍家坟，再后有的新庄村”。明万历三年(1575)邑人兵部尚书霍冀坟建于大槐树西北向，占地一顷，坟前有石人石马，有守坟窑三眼。开始仅有守坟人居此，后居民渐增到清乾隆时已有50户居民迁此定居。因建庄时间较晚，故名新庄儿。
《新庄村纪事》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60年清明至立夏，是新庄人在死亡线上徘徊挣扎的一个月，有人发现地里的苜蓿凑乎能掐着吃了，人们成群结伙来到苜蓿地，就连饿得几乎走不动的人，也挣扎着掐了不少苜蓿，美美的饱饱地吃了一天。第二天，掐苜楷的人成倍增加，苜蓿留得不多了。第三天，每个人掐得苜蓿煮熟后还不够一碗，哪儿还有苜蓿呢？遍新庄所有的地块，再没找到苜蓿的影子。正在绝望的人们，意外地发现在东四畛去年种过黄豆的地里，黄豆芽顶破地皮刚刚露出尖尖角。刨一粒豆芽又长又大，馋得人直流口水。消息不胫而走，豆芽地里蹲满了刨豆芽的人。有些城里的干部家属也闻讯赶来，所有来的人都可以满载而归。仅仅几天，黄豆芽被抢光了，在地里劳动的人，在五畛地界又发现了刚长出地皮的甜苣芽(苦菜)。甜苣芽还没有长出嫩叶，只能吃白白的土中茎，味道有点苦但只好用它充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场喜雨过后，北堰下边向阳处的扫帚菜，稠稠满满长得很茂盛，己经可挽着吃了。没过几天，阴凉处的扫帚菜也长了起来，尤其是霍尚书坟百亩地里，都长满了水灵灵嫩葱葱的扫帚菜。扫帚菜独生在新庄，其他村极少。是它救了新庄人的命，度过了苦难的1960年春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