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皇城城门俗称考略
李新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明代北京的皇宫城池，可分内外两重。外城为皇城，主要设承天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等门。内城为宫城即紫禁城，设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等[1]。在记载皇宫规制的文献、官方正式文件、地方志中，内外诸门名称井然。但是，某些官私行文特别是私人叙事中的东华门、西华门，揆之事理，似非内城东西二门，倒可能是外城的东安门、西安门。若确实如此，这是书写刊刻讹误，还是或作者认知错误，还是日常生活中以内城门名称呼外城门的习俗？若属俗称，原因何在？
一、明代“东华门”
明代的皇宫外城，宦官得在内居住。如弘治年间，罗玘载：“孛罗……累擢少监至太监……法：中贵无外宅。孛罗以母老，不任宫事，尽以赏赉私钱营第一区于东华门侧。”[2]“东华门侧”在外城之内，故不算“外宅”。嘉靖中期，陆深载：“王进德……供事章圣宫闱，为今上眷遇……有甲第在东华门外，清整雅洁……予召自蜀藩，入掌大官，适主其家。”[3]“入掌大官”即任光禄卿，光禄寺实位于“东安门内”[4]，正合“东华门外”[5]。与宦官相反，明代权贵的聚居区，例在外城之外。如宣德年间赐杨溥第、赐杨荣第、天顺年间赐李贤第，皆在“东安门外”[6]，绝无“东安门内”者。但永乐与正统年间，杨士奇载：永乐七年……赐宅于东华门之外，楼居十楹，皆新缮洽，闿爽㵾深。既拜赐矣，窃问诸邻比，故谁所居。曰：“起卫卒五家，以成此宅。”然则，今五家者何向？指其旁五家曰：“并于此矣。”吾仕北京二十余年，赐第东华门之外，环所居，兵民杂处，而业贾者十七八。[7]杨士奇赐第，本为五户军人家居，周边军民商杂居。明代前期，市民商贾多阑入外城，官方反复申明“皇城四门”之禁而不能止。然外城毕竟有守门、夜巡等制，白昼游览买卖尚可，建宅居住则必不可。至明末外城门禁已弛，时刘若愚详述内外城间地理[8]，从未提及权贵赐第旧址之类。三杨之中，杨士奇以居第偏西而称西杨，但不至与东杨分处皇墙之内外。此“东华门之外”，必指东安门之外。或曰，此“东华门之外”反正也可以包括东安门外地带，并不一定是将东安门称为东华门。但明代前期，官方对东安门之内外区别甚明，如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宫殿落成，“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9]。皇太孙宫在东华门外、驸马府在东安门外，杨士奇不太可能渲染自己住到真正的东华门之外，此“东华门”当指东安门。衍圣公孔彦缙，颇得仁宗、英宗优遇。成化初年成书的《明英宗实录》、成化前后的黄瑜，皆载明仁宗赐第事：万历年间，焦竑节录《实录》，仍作“仁宗赐第于东华门”[11]。如此一致，必非写作、传抄讹误。但是，记录孔彦缙事迹更详的几种明代著作，一致称洪熙元年（1425）“赐第于东安门北”[12]。若上引“东华门之外”可包括东安门外，“东华门北”则实在难以略指东安门北。此“东华门”，必实指东安门。永乐年间，傅安曾出使西域，回还受赏。宣德年间，王渝载其经历：“迄永乐丁亥，竣事还朝。文皇帝……赐第于东华门外……皇上嗣登宝位……宣德二年春，颁给敕命。”[13]丁亥为永乐七年（1409）。成化初年，李贤载，指挥同知孙显宗于“宣德改元……赐第宅于东华门左”[14]。改元即宣德元年（1426）。这些人的名位，远不如前述权贵，“东华门外”“东华门左”更应指东安门外、东安门东。《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七年（1432），“上以东安门外缘河居人，逼近皇墙，喧嚣之声徹于大内，命行在工部改筑黄墙于河东。”[15]原在玉河以西的东安门，随外城东扩而改建到玉河以东。但天启二年（1622），朱国祯录此事：既迁大内，东华门之外逼近民居……移东华门于河之东。[16]清初，孙承泽载此事，“东华门”同[17]。按，朱国桢于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选庶吉士，二十五年（1597）补检讨，四十年（1612）以左庶子辞祭酒告病[18]。朱国祯此前任职北京翰詹十余年，“东华门”当非讹言。如前引，光禄寺实在东华门外、东安门内。万历年间，《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载：“翰林院，在长安左门外玉河西岸，四夷馆，在东安门外。”[20]四夷馆隶属翰林院，衙门不在皇城以南，确在东安门外[21]。约略同时的《燕都游览志》载：“四译馆，在玉河桥之西。”[22]而《嘉庆重修一统志》载：“会同四译馆，在玉河桥西，明永乐五年建，名四夷馆。”[23]观明末二书之“玉河西岸”与“玉河桥之西”，可知四译馆必即原四夷馆，但从《燕都游览志》到《嘉庆重修一统志》皆误以为位于翰林院附近。孙承泽两度以“东华门”称东安门，且“东华门内”必不能包括“东安门内”，故此非讹误。康熙二十年（1681），陈僖录某“世居都下”者谈明代厂卫、内官：东厂……衙署，一在东华门内，曰内厂，一在东华门外，曰外厂。选毕，进东华门，名曰“进皇城”。内有桥，曰皇恩桥，谓从此即受皇恩也。[24]此前崇祯年间，刘若愚载：“东厂……外署在东安门外迤北……内署在东上北门之北街东。”[25]东上北门就在东华门外十字路口上[26]，“东华门内”理同上，故土著所言“东华门内”“东华门外”，必指东安门。刘若愚又载：“再东则东安里门，俗称墙门者。过桥则东安门也……沿河再北，则吕梁洪、东安桥……是河也……经……东安门桥下。”[27]则东安桥就是东安门内、东安里门外的玉河桥。乾隆年间，吴长元载：“今东安桥，明称皇恩桥……东安桥在东安门内大街。”[28]则明末“进东华门”遇到的皇恩桥，就是东安门内的东安桥。此“东华门”无“内”“外”可勉强解释，指东安门无疑。总之，上引诸“东华门”，或一人多次使用，或一事而多人使用，所据版本或原始可靠、或交叉互证，必非撰写、刊刻、传抄之讹。诸“东华门外”位置，实在东安门外，而“东华门内”“东华门”等，又无法像“东华门外”可涵盖东安门外那样解释。故明代，始终存在以“东华门”称呼东安门的现象。
二、明代“东西华门”“西华门”
“东华门”有此用法，对应的“西华门”是否类似？不妨分为并举东西华门与单列西华门两种情况。洪武初年所建中都，建成即废。它遗留的形势、名目，比明代中后期两京，更近明初皇宫城池的原貌。弘治元年（1488），成化《中都志》载，中都城内的街道有“洪武街、玄武街……东华街、西华街”等[29]。王剑英据成化、万历尚存以明初废门命名之街，指出这些街名源于明初，又据街坊名称与现存街道位置，推断此四街乃外城四门面对的街衢，如：“西华门，西华门外横街，自西安门向西。”[30]此街名虽非城门名，仍可见，洪武初年即可能以“西华”“东华”指称西安门、东安门外街道。今制：自两长安门、东、西华门外过者，皆下马，虽相臣亦然。[31]万历十九年（1591），章守诚攻击给事中杨文举谄媚首辅，罪状之一是在首辅宅前下马：夫过门则下，此何礼也？惟皇上大明门则然，东、西华门则然。[32]东、西华门外，禁行规格甚高，当然需要下马。但是，与之并举的“两长安门”“大明门”，乃是外城向南的瓮城之门，就算视为外城门，亦与内城二门不伦。正德《大明会典》载：“景泰三年令，官员人等至皇城四门下马牌边，横过俱下马，其顺行不系横过，不在禁例。”[33]这些下马牌乃是牌坊，横过指穿越牌坊，顺过指经过牌坊。嘉靖时期，张爵载有“大明门西下马牌”[34]。可知下马牌坊设于门外两侧，对扼路口，横过门前者穿行牌坊，需下马。可是，东华门、西华门外这两个位置，设东上南北门、西上南北门，置守门内官、门吏、把守军人[35]，根本无需设下马牌坊。早在弘治五年（1492），鸿胪寺序班郭理上言：“皇城四门设下马牌者，所以尊崇天极、表正四方，此臣民所当遵守者也。近有官员人等，到于大明门下马牌侧，已入牌内三五步，方下轿马。至上马轿，亦如之。又有遇顽者，懒于下马。其过北安等三门，顺街斜走数步，常行抄过。甚为不敬。”[36]原来，设置下马牌的，不是东西华门，而是与大明门对等的“北安等三门”。王鏊、杨文举“东西华门”，必指东、西安门。明代后期，外城门禁日渐松弛，每月在内举办三次内市，与灯市、庙市齐名。万历后期，沈德符载：“内市在禁城之左，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皆是。”[37]则内市在外城东北部举行。崇祯元年（1628），蒋德璟游历“宫市”：灯市者，上元灯节也，以正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东华门外。宫市者，皇城之内、紫禁城之外……出东华门……至东上门而北，即宫市也……遂出西安里门，为十库，为西华门而归。[38]灯市者，东华门外，岁灯节、十日市……内市者，东华门内，月三日市。[39]灯市与内市有内外之别，据今灯市口位置，灯市必在东安门东即东安门外，蒋德璟、刘侗等却称“东华门外”“东华门东”。内市在“东上门而北”，乃内城东墙外南北便道，“出东华门”即东华门外，刘侗等却称在“东华门内”。此皆以“东华门”称东安门。崇祯年间，刘若愚载：“曰西安里门、曰甲字等十库……正西则西安门也。”[40]则蒋德璟“为西华门而归”，必指出西安门。可见，蒋德璟将东、西安门称为东、西华门。而其“出东华门”，又指真正的东华门，异地同名而不以为忤。现存明代文献中，提及“西华门”的情况，少于“东华门”。弘治六年（1493），光禄寺上奏：本寺供应琐屑，费出无经。乾明门猫十一只……西华门狗五十三只……西华门等处鸽子房，日支绿豆粟谷等项料食十石。[41]今乃于西华门内豹房之地，建护国禅寺，延住番僧。[42]按，豹房位于西安门内东北、皇城西北隅，鸽子房紧邻西安门，在门内东北角[43]。明武宗纵然豪放，也不至在内城建寺，让“番僧”居住。万历初年，王同轨载：“成化间，有富商寓京西华门内寺。”[44]此虽转载传闻，但至少时人认为，商人可寓居“西华门内”寺庙。西华门与西安门相去辽远，不可能混淆，诸“西华门”“西华门等处”“西华门内”，皆指西安门。《明世宗实录》载，嘉靖二年（1523），“皇亲陈万言辞黄华坊赐第。有旨，卜之西安门外。工科给事中郑自璧等言，西安门外新宅，已官鬻之民，不宜夺与万言……上竟赐第西安门外……工部言其地逼近宸居，高广逾制，宜裁其半……上怒”[45]。此事缘起明世宗赐陈万言宅第，工部抵制。后来，反对在西安门外赐第的工部主事邵经邦回忆：会大婚礼成，皇亲陈万言本一介儒生，骤封泰和伯，欲效先朝张皇亲故事，赐第西华门。其地乃武宗宸游所践，矧白虎方隅，当安静，不宜兴作。[46]“宸游所践”，即正德年间本属官产，与嘉靖初年“已官鬻之民”“高广逾制”相符。则邵经邦“赐第西华门”，必指最终赐第所在的西安门。总之，明代“东西华门”与“西华门”，皆有明确指东西安门、西安门者。西安门或不如东安门那样繁华，“西华门”少于“东华门”，但以“华”称安的性质，完全相同。
三、元明“厚载门”
元末，陶宗仪详载皇宫城池规格：“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厚载……外周垣红门十有五，内苑红门五，御苑红门四。”[47]则元代内城北门，本名厚载门。外周垣红门即外城诸门，多达十五处，有的称“东二红门”“北红门”[48]，内外区别甚明。但《元史》载宫廷佛事：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49]延春门是内廷中央的建筑，由东华门到延春门之前，需从外进入东华门。则此前“入厚载红门”，不是进入内城北墙上的厚载门，而是进入外城某红门。此“厚载红门”，当因此处周垣红门正对或邻近厚载门，而半借其名。元代《析津志》载：杨宽据诸桥具体位置指出，此“厚载门”“东华门”，实指对应内城诸门的外城“厚载红门”“东华红门”[51]。按，“东华红门”并不见记载，这两个红门，实乃径称厚载门、东华门。如此，元代内城北门为厚载门，而正对的外城红门因之俗称“厚载门”。明代内城北门为玄武门，外城北门为北安门，似无称北安门为“玄武门”者。但是，明代不乏“厚载门”。嘉靖三十六年（1557），明朝重修三大殿等，极费工力，郑晓建议：“午门以里台基坏石，移出长安两门甚远。今厚载门修砌剥岸，若命军搬出左顺门，由启明门前下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剥岸填堵……焦木移出右顺门……启明、长庚两长街，听各内臣擘取……以皇城内物，修皇城内房，不出皇城四门。”[52]按，启明门不见记载，而内城西北角以南有长庚门[53]。据文中“启明、长庚两长街”并列，知此启明门，当在内城东北角以南。郑晓认为，三大殿一带的废料，从午门运出长安左右门，太远了，不如从左顺门运石料去修补厚载门，从右顺门运木料去内城北部。按，午门到长安左右门的距离，与左顺门经内城东北部至玄武门，大体相当，则此“厚载门”即玄武门。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德符载：“今禁城北门名厚载，即玄武门也，相传已久。”[54]崇祯元年（1628），蒋德璟游宫市时，一路向西：“北上东门，过北上门，即后宰门也，曰玄武门。后为万岁山。”[55]蒋德璟并非认为北上门即后宰门，而是到达万岁山即今景山正南的北上门时，看到玄武门，记其俗称后宰门。“后宰门”系“厚载门”异写。晚至清代后期，郭梦星辨析诸门之名源流时，仍称：“神武门，俗呼为厚载门。”[56]明代称内城北门为厚载门，自属正常继承元代传统。但是，同样是沈德符，万历后期载：今京师厚载门内，逼紫禁城，俗所谓煤山者，本名万岁山。[57]门内为煤山即今景山，当然指外城的北安门。崇祯时期，刘若愚称：此三人乃熟稔北京风物的权威，一提及“门内”，一直述“俗称”，一解为“元旧”，角度各异，而皆证明代后期的北安门，必俗称厚载门。明代的北安门，正位于元代外城北门厚载红门旧址[60]。孙承泽称“仍元旧也”，似指同地继承旧名。但“厚载门”毕竟不是“厚载红门”，而更可能属沿袭元代习惯，以内城北门之名，为外城北门的俗称。凡此，以内城门名称呼外城门，既非记载刊刻讹误，亦非臣僚学者理解错误，而是元代已开其端、明代普遍存在的民间习惯。“东华门”等，是东安门等的常用俗称。
四、明清“内东华门”“外东华门”
明代后期以来，东、西华门之名，又有加“内”“外”者，分指内城门和外城门。万历四十三年（1615），《工部厂库须知》载：石料……大料运至西长安门外交卸，小料运至内西华门外河边交卸。[61]这些物料不可能运到内城之中，“河边”当指紫禁城护城河，则“内西华门”指西华门。同年，户科给事中商周祚上言：伏睹慈庆宫逼近内东华门，一门之隔，即属喧嚷。[62]慈庆宫在紫禁城东部，临近之门正是东华门。顺治十年（1653）[63]，傅维鳞载：按，崇祯年间刘若愚载：“过皇极门再东，曰会极门……再北，曰东华门。”[65]观傅维鳞本卷，显然缩写刘氏原文，而于此特加“内”字。嘉靖四十一年（1562），奉天门改名皇极门，左顺门改名会极门[66]。入清后，至迟在顺治三年（1646），皇极门、会极门改名太和门、协和门[67]。傅维鳞未改清初称呼，当尊重明代旧称，则改刘若愚原文为“内东华门”，或明清之际，此名更加盛行。入清后，东西华门加“内”的现象，经久不衰。王士禛载，康熙十八年（1679），为博学宏词“开局内东华门外”[68]。乾隆中期，吴长元载：“缎匹库库神庙，在内东华门外小南城。”[69]按，乾隆后期，《日下旧闻考》载同，且言此出“雍正九年重修庙碑”[70]。小南城即明代南内，在东华门外以南。吴长元又载：“东安门，在皇城东稍南，与内东华门相对。”[71]吴氏称呼东安门本名时，仍冠东华门以“内”。嘉庆十八年（1814），清仁宗言：“二阿哥不必远来谢恩，俟朕进宫时，在内东华门之内道旁，并头谢恩。”[72]则皇帝本人亦使用“内东华门”之称。康熙后期，查慎行载：“内西华门外西南一里许，明朝御用监在焉。”[73]按，御用监东北，正是内城的西华门[74]。乾隆后期，周广业载：“内西华门外西南里许，街巷曲折，名九条湾。”[75]按，光绪《顺天府志》载：“西华门外南长街：……南花园……九条湾。”[76]九条湾正在西华门西南。嘉庆年间，阮元载，朱珪“第距内西华门仅半里许”[77]，童槐载，戴衢亨“赐第在内西华门外”[78]。直到咸丰、同治年间，吴振棫尚载：“咸安宫学，在内西华门内，为八旗官员子弟读书处。”[79]按，清朝在内城设置咸安宫学，乾隆十六年（1751），“移置西华门内旧尚衣监，二十五年，复移于器皿库之西。”[80]吴氏或沿乾隆文字之旧，但“八旗官员子弟”云云，更似自述，故此或东西华门称“内”的最晚记载。同时，外城门径称“东华门”“西华门”者，似有减少。康熙后期，王士禛载，康熙丁丑（1696），“有旨，三品以上朝官年及六十，许乘肩舆入东、西华门，至阙门。”[81]若入东西华门即内城，可直接至太和门早朝。只有进入东西安门后，准备从午门入宫，才需要穿行左右阙门。在王士禛笔下，“东西华门”仍是东西安门的俗称。乾隆初年，张廷玉载，雍正年间，邵基“赐第于东华门内。”[82]赐第之所，必在东安门内。对王士禛的记载，乾隆前期任职中书的王正功注曰：“东、西华门，当是东、西安门。若入东、西华门，则非至阙门矣。”[83]此时，王正功即认为“东西华门”乃讹误。但同样在乾隆前期，阮葵生载：“蒋青桐查声山皆赐第于西华门内。”[84]则径直借称者，亦未绝迹。与此相应，外城内呼为“外”内城门者，虽不见于明代文献，却出现在清代。乾隆《大清会典则例》载，乾隆十五年（1750），“紫禁城外周围增设栅栏八座，东华门、西华门以南四栅栏，与汛拨相近，即令兼守外东华门。”[85]“外”见文献首例，即官方制度条文。乾隆后期，《日下旧闻考》就上引孙承泽述“东华门内”，提出解释：光禄寺署在东安门内桥之右，《春明梦余录》谓在东华门内者，盖东安门俗亦称外东华门也。[86]若“盖”指纯出揣测，则《日下旧闻考》诸作者，自当推测孙承泽认为东安门俗称“东华门”。故此“外东华门”，当来自时人听闻。约略同时，吴省钦亦载：孙氏承泽谓在东华门内者，俗以东安门为外东华门，犹西安门称外西华门也。[87]吴氏直称“外东华门”为俗称，且以“外西华门”为例。由此，两公里外的西安门称“外西华门”，似更加流行。光绪《顺天府志》辨析前引陈僖录明末“东华门”：陈僖《客窗偶谈》：……按，东安门，俗亦称外东华门，《偶谈》盖仍俗称。[88]本段按语，或系节录前人文词，但也可能是清末所作。与上引二例相似，此类推测，必因东安门已不流行“东华门”，“外”之俗称取代了径直借称。总之，东西华门、东西安门称“内”“外”东西华门，最晚始于明代万历后期，清初习以为常，至乾隆、嘉庆年间沿用不衰，清末尚见记载。明代记载中，有“内”无“外”。东华门、西华门乃内城门的本名，若仅有“外”，不一定有“内”，但既然有“内”，当时必有“外东华门”“外西华门”。清代中期以前，“内东华门”常见，“外东华门”甚至比“东华门”更常用作东安门俗称。东华门、东安门相距不过400米左右，“外东华门”勉强可通。西华门、西安门相距约2000米，南北参差甚明，则“外西华门”，非因邻近西华门得含糊漫称，而是对西华门之名的间接但“正式”的借用。
五、余论：门名俗称与皇城观念
秦汉至唐宋的皇宫城池，为单重结构，城可以由多层宫墙构成。而元明清时期的皇宫城池，可视为内外两重结构，二城皆只一层城墙，但大小悬殊、相距遥远，中间地带可设衙署。外重城池的城门，长期、普遍地借用内城门之名，以为俗称。元代某些外周垣红门，被呼为东华门、厚载门等内城门名。明代流行径称外城的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为东华门、西华门、厚载门。明代后期出现了内东华门、内西华门之名，与径称并行。入清以后，径称流行稍减，却以内、外东西华门，指称对应的内外城门，甚至进入官方叙事，延续至清代后期。外门可径用、借用内门之名，但内门，绝无用外门之名者。如东安门，即可径称“东华门”，又可称“外东华门”，但是，东华门，绝无径称“东安门”或“内东安门”这。内、外之名，必因东安门先径称“东华门”，后区分内外，故有“外东华门”，再有“内东华门”。换言之，“华”重于“安”，这类称呼是单向的以内称外。东西华门之名，由来已久。东晋南朝建康、北宋汴京、元大都，皆以东华门、西华门为皇宫城池东西门之名[89]。其中，汴京宫城“仪鸾之东，曰小东华门，更漏在焉……庆春与燕寿并小东华，与正东华对”[90]，以小借大，亦见东华门之重。以东西安门为皇宫城池东西门者，明代以前，似仅见北宋大名府行宫[91]。东西安门之“名气”，与东西华门不可同日而语。以内称外，应属外城门单方面 “攀附”内城门。元明两代的皇宫城池，皆内城高峻、城楼巍峨，而外城矮薄、城门简朴，又皆将省院或五府六部排除在外，是比唐宋宫城更加纯粹的“大内”。内崇外卑，或令外门借用内门之名。内外间属“内”，或令人视外城墙以内即为与世隔绝的内廷，遂将著名的、传统的宫城之名，用于外门。不过，论外城规格，明代高于元代，论内外城间建置，明代多于元代，但明代以内称外的现象，却比元代普遍。元明不同的是，明初南京的皇宫城池，可首先视为一个内城加四面瓮城的整体，而非明确区分为内外两重[92]。永乐年间模仿南京建北京，继承了瓮城体制，又需环卫原东西两个宫殿群，建设了比南京更大的外城。则东安门、西安门等外城诸门，也是或紧凑、或拉长、或变形的瓮城之顶端诸门。外城诸门附属于相应内城各门的程度，较元代更甚。明代普遍以内城门之名为外城门俗称，符合明代特有的视皇宫城池为内城加瓮城的内外一体观念。内外城门间甬道地带的重门围墙，颇具瓮城遗制，可视为内城的附属乃至组成部分，是整个“皇城”的重要地带。如东安门，位于以东华门为核心的皇城东门系统的顶端。时人在外面对皇宫城池，首先看到的是东安门，进门后是进入了设置重门叠嶂的瓮城，然后进入东华门，或出东上南北门到内外城之间地带。对穿行者而言，进入瓮城、经瓮城进出其他门墙，是进入皇城的主要过程。民间不妨以位于瓮城核心的、耳熟能详的东华门之名，称呼那个进出“皇城”“大内”“禁城”乃至瓮城所经的第一道大门：东安门，而渐及私人著述和日常表述。故此，远在西华门两公里外的西安门，也会被视为拉长、变形、断裂的瓮城顶端，而俗称西华门。“内东华门”“外东华门”，非内外一体观念可解，似符合皇宫城池分内外两重的观念。按，内外有别，何不各安其名，却以内门之名为基础，分称内外？明代文献中的“皇城”，是一个以内城为主体的整体概念，需要单指外城、内城时，也冠以“外皇城”“内皇城”之谓。其中，“外皇城”较自然，“内皇城”稍嫌多此一举。“东华门”，作为“皇城四门”之一，可以指以东华门为起点核心的内外城门系统，在需要单指外城门、内城门时，冠以“外东华门”，乃至几乎画蛇添足的“内东华门”。揆“内皇城”“外皇城”之理，甚至可以说，“内东华门”“外东华门”不是指皇宫城池的内外两重门，而是东华门系统的两个门。“内皇城”“外皇城”，明代中期已见官方文献，可能是明初以来的习称。而“内东华门”等，首现于明代后期，比“内皇城”晚至少一百年。从明代中期开始，随着外城向普通民众开放，内外两重城池的观念越来越浓厚，内城的“砖城”“宫城”等非正式称呼，逐渐被特指内城的“紫禁城”取代[93]。但这未曾撼动“东华门”“外东华门”等理应严肃改定、以正视听的俗称。进入清代，外城向民间彻底开放，北京城实与后周、北宋以来的皇城--州城--外城结构大同小异，皇城分内外两重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清代前期，赐第“西华门内”“东华门内”的记载时有所见，内、外东西华门之名则绵延至清代中期。这三个时间差，或因民间习惯沿用已成传统的俗称，地名演变滞后于观念变革。总之，明代曾经视皇宫城池为内外一体的观念，导致、维持甚至一度强化了城门以内称外的现象。
[1] 明清以来，对皇宫城池的称呼，有“皇城”“宫城”“禁城”“大内”等，所指不一。本文姑以“皇宫城池”指整体，以“外城”指现代称为皇城的外围，以“内城”指现代称为宫城的内围，以免歧义。
[2] 罗玘：《翰林罗圭峰先生文集》卷九《故平章哈剌公配王老老合圹记》，明嘉靖刻本，藏国家图书馆，叶11b-12a。
[3] 陆深：《俨山文集》卷八六《题七贤过关图》，明崇祯刻本，藏国家图书馆，叶2b-3a。
[4] 《大明一统志》卷一《京师·文职公署》，影印明天顺刻本，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2页。
[5] 参见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34页。
[6] 黄佐：《翰林记》卷十六《赐居第》，影印清抄本，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年，第471页；李东阳著、周寅宾等校点：《李东阳集·文后稿》卷十三《书杏园雅集图卷后》，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97页。
[7] 杨士奇：《东里文集续编》卷四八《赐居录》，明嘉靖刻本，藏国家图书馆，叶7b；杨士奇：《东里文集续编》卷五《思亲堂记》，《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08册影印明天顺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827页。
[8]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6-143页。
[9] 《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二，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台北，1962年（按，本文引明历朝《实录》，出版信息皆同，以下不注），第2244页。
[10] 《明英宗实录》卷二五九，景泰六年十月癸亥，第5560页；黄瑜著、魏连科点校：《双槐岁钞》卷十《圣贤后裔》，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13页。
[11] 焦竑：《献征录》卷六《衍圣公孔彦缙》，影印明万历刻本，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220页。
[12] 王直：《抑菴文后集》卷二四《衍圣公孔公神道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影印清乾隆抄本，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页；陈镐：《阙里志》卷三《世家·历代宗子封爵·第五十九代》，影印明崇祯刻本，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第158-159页；郭子章著、王红军校注：《圣门人物志》卷一《孔子世家》，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33页。按，王直《神道碑》一文，今仅存四库全书本，不足为凭。但陈镐、郭子章当据王直原文，旁证可信。
[13] 焦竑：《献征录》卷八十《礼科都给事中傅公》引《祥符文献志》载“户部右侍郎太康王渝撰公还乡祭扫序”，第299页。
[14] 李贤：《古穰文集》卷十七《锦衣卫都指挥同知孙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藏国家图书馆，叶41b。
[15] 《明宣宗实录》卷九一，宣德七年六月上甲辰，第2081页。
[16]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四《宫殿》，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5页。
[17] 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卷六《宫阙》，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页。按，“华”，点校者注作“安”，盖理校存疑，今从原本。
[18]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二、三一一、四九七，万历十七年六月癸巳、二十五年六月丙寅、四十年七月癸丑，第3978、5806、9378页。
[19] 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卷二七《光禄寺》、卷五二《四译馆》，第422、1085页。
[20] 《大明一统文武衙门官制》卷一《文职公署》，《续修四库全书》第748册影印明万历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38页。
[21] 参见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
[22] 鄂尔泰等：《词林典故》卷六下《廨署》引“燕都游览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9册影印清乾隆抄本，第602页。
[23]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四《京师·官署》，《续修四库全书》第613册影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清道光写本，第75页。
[24] 陈僖：《燕山草堂集》卷四《客窗偶谈·东厂》，《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第17册影印清康熙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67-570页。
[25]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0-101页。
[26] 李新峰：《论明代北京皇城的瓮城结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43页。
[27]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37-138页。
[28]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三《皇城》，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64年，第41页。
[29] 成化《中都志》卷四《坊市·凤阳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6册影印明弘治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191页。
[30] 王剑英：《明中都》，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6-118页。
[31] 王鏊：《震泽长语》卷上，收入王鏊等著、楼志伟等点校《震泽先生别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页。
[32] 章守诚：《贪肆科臣罪状彰露乞赐究处以昭公论疏》，载吴亮辑《万历疏钞》卷一七《惩贪类》，《续修四库全书》第468册影印明万历刻本，第659页。
[33] 正德《大明会典》卷四三《礼部·仪制清吏司·朝仪·入朝门禁·事例》，影印明正德刻本，东京：汲古书院，1989年，第504页。
[34] 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城·大时雍坊”，收入《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年，第6页。
[35] 李新峰：《论明代北京皇城的瓮城结构》，第150-151页。
[36] 《明孝宗实录》卷六八，弘治五年十月癸亥，第1304页。
[3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内市日期》，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12页。
[38] 蒋德璟：《游宫市小记》，载黄宗羲辑《明文海》卷三五九《记》，影印清钞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695页。
[39] 刘侗等著：《帝京景物略》卷二《灯市》、卷四《城隍庙市》，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年，第57、161页。
[40]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41-142页。
[41] 《明孝宗实录》卷七六，弘治六年闰五月乙卯，第1474页。
[42] 《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第2364页。
[43]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
[44] 王同轨著、吕友仁等校点：《耳谈类增》卷五十《外记·冤偿篇下·义犬报商冤》，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29页。
[45] 《明世宗实录》卷二四、二九，嘉靖二年三月庚戌、七月壬午，第684、787页。
[46] 邵经邦：《弘艺录》卷三二《弘斋先生自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7册影印清康熙刻本，第521页。
[47]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0-251页。
[48] 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河闸关梁·望云桥”“河闸关梁·马市桥”引徐维则藏抄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98、100页。
[49] 《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国俗旧礼》，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927页。
[50] 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朝阳桥”“河闸关梁·昇平桥”引徐维则藏抄本，第97、98页。
[51]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74-477页。
[52] 郑履淳：《郑端简公年谱》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3册影印明嘉靖万历间刻本，第608-609页。
[53]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紫禁城”，第36页。
[5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门宫不避讳》，第901页。按，今通行三十四卷本，系原正、续编各则重编。据作者原序，本书系万历三十四年（1606）、四十七年（1619）各成正、续编（本书书首）。本则见正编卷一（清正编二十卷续编十二卷抄本，藏国家图书馆；清正编二十卷续编十二卷补遗一卷抄本，藏台北“国家”图书馆）。
[55] 蒋德璟：《游宫市小记》，载黄宗羲辑《明文海》卷三五九《记》，第3695页。
[56] 郭梦星：《午窗随笔》卷二《禁门》，《续修四库全书》第1165册影印清刻本，第641页。
[5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煤山梳妆台》，第604页。
[58]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35页。
[59] 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卷六《宫阙》，第46页。
[60]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元大都”“明皇城”，第28、34页。
[61] 何士晋纂、连冕等校点：《工部厂库须知》卷四《见工灰石作》，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92页。
[62] 《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二，万历四十三年五月辛未，第10046页。
[63] 据武玉梅《傅维鳞明书的编纂与流传》，《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61-62页。
[64] 傅维鳞：《明书》卷八四《营建志·宫殿及禁城内规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39册影印清康熙刻本，第130页。
[65] 刘若愚著、冯宝琳点校：《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第149-150页。
[66] 《明世宗实录》卷五一三，嘉靖四十一年九月甲申，第8417页。
[67] 《清世祖实录》卷二八，顺治三年十月壬寅，影印清康熙写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9页。按，清历朝《实录》出版信息，大同小异，以下不注。
[68] 王士禛著、靳斯仁点校：《池北偶谈》卷二《明史开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页。
[69]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三《皇城》，第38页。
[70] 《日下旧闻考》卷四十《皇城》，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27页。
[71]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三《皇城》，第41页。
[72]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嘉庆十八年九月己卯，第720页。
[73] 查慎行著、周劭标点：《敬业堂诗集》卷四十《渎山酒海歌》“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16页。
[74]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第34页。
[75] 周广业：《过夏续录》卷一《姚彬庙》，《续修四库全书》第1154册影印清嘉庆刻本，第736页。
[76] 光绪《顺天府志》卷十三《京师志·坊巷上·皇城西》，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77] 阮元著、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二集卷三《太傅朱文正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18页。
[78] 童槐：《今白华堂诗录补》卷六《大庾师晋陟端揆召过其寓邸·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498册影印清光绪刻本，第462页。
[79] 吴振棫著、鲍正鹄点校：《养吉斋丛录》卷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9页。
[80] 《日下旧闻考》卷七一《官署》，第1191页。
[81] 王士禛著、张鼎三点校：《居易录》，收入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4286页。
[82] 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十二《江苏巡抚邵公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29册影印清光绪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5页
[83] 王正功：《中书典故汇纪》卷四《仪式》，《续修四库全书》第746册影印民国《嘉业堂从书》本，第216页。
[84]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八《赐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7页。
[85]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七八《护军统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5册影印清乾隆抄本，第629页。
[86] 《日下旧闻考》卷六五《官署》，第1073页。
[87] 吴省钦著、孙大鹏等点校：《吴省钦集·白华后稿》卷七《光禄寺题名版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00页。
[88] 光绪《顺天府志》卷十三《京师志·坊巷上·皇城东》，第336页。
[89] 许嵩著、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二十《陈·高宗孝宣帝顼》，太建七年六月丙戌引“宫殿簿”，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88页；《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97页。
[90] 杨奂：《汴故宫记》，载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二七，《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叶4b。
[91]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第2105页。
[92] 李新峰：《论明代北京皇城的瓮城结构》，第140-142页。
[93] 李新峰：《也谈明代紫禁城的名称演变》，载《故宫学刊》第二一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20年，第116-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