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至乾嘉时期的篆书，总体表现为对传统“二李”书风的继承和延续。其中以王澍、洪吉亮、孙星衍等学者型书家为代表。
受学术研究思想影响，他们在书写创作时，常常也表现出学术式的严谨精神，恪守法度，不妄以改造。虽古穆清雅，但因过于严谨，略显单调呆板。王澍的篆书取法秦刻，其在书法观点上把“圆、瘦、齐”视为篆书书写的三要素，若三者失其一，则为奴书也。客观来看，此类观点号符合“二李”铁线的审美，然有过偏激严苛，故导致王澍纵难逃离铁线篆的窠臼。在实践上也不遗余力推行瘦劲的审美趣尚，为苛求酷似“二李”的铁线风格，不惜将笔头减去束绫代笔。线条匀称、结构平稳，火候纯熟。这类“玉箸”篆，延续了元明以来一贯的婉转精巧冲和风格，在当时备受推崇。然过于雕琢，笔乏灵动，势少破绽，最后王澍只能是书道的继承者，难以出新。时至清代中期，随着民间搜访的石刻碑版风气越来越盛，金石学和文字学不断发展并相互作用，以文字为表现载体的篆书艺术不可避免的得到了推动。此时帖学的颓靡已见端倪，许多敏感的书家开始将取法对象转向金石碑刻。加上文字学家的喜好与介入，不仅促使碑派书法的创作力量壮大，以篆隶为宗的金石观念引为社会风尚。书家们进行了实践上书法元素的更新演进，艺术精神上探本清源。在这种土壤下，邓石如成为清代篆书史上第一位大成者。邓石如托古改制之成功除其是艺术天才外，还有以下几个因素的促成。
一，家贫不能从学，靠家父授业后以书刻自给。邓氏性清廉耿介，好游历山水。家庭环境和性格致使邓石如并未像同时代的学者那样恪守成规；其二，邓石如书学生涯中的转变，要归功于在建康大收藏家对古代石刻拓本八年的饱览。
邓石如在经过一个系统临习秦汉以来的名家之作后，同时看清前人在书写艺术上的种种问题。勤学善思的他开始取秦汉碑版里的气、朴、神、致以尽其变，汲汉碑额篆，掺入篆书的书写。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去观照碑版石刻里的书法美学，最终使他的篆书超越了当时以王澍一派的学者篆书，真正变革了千年以来的“二李”模式，成为新兴碑派书法的开山人。文后附全帖图，这幅1804年所作《弟子职》，乃为邓石如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通篇气势显示出古朴静穆、人书俱老的气质。起笔凝重，行笔自然，收尾任势，飞白之笔和起笔的凝重相得益彰，整体面貌老辣精浑。中宫收紧下部放长脚，整体字势上紧下松。疏密对比自然朴实，毫无做作。正所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在两个“弟”上作出细微变化，右上的“弟”1、2部分略显紧凑，而左下的“弟“在结构处理上平均分配，篆书收笔的地方也是有意区分。一个笔断意连，一个提笔相接。与王澍一派的“一李”均匀瘦劲篆书截然不同。
一，篆书笔法上的改变，打破了千年来承袭“二李”的单一局面。在继承“婉而通”的小篆形式下，掺以隶书笔意，在线条里中注入了动感与变化，姿态新颖、灵活稳健；二，充分利用了长锋羊毫书写篆书的性能。用软毫长锋的话则作书时墨酣笔灵，线条丰腴。书写难度便不会如同“铁线”般艰涩，篆书的书写性也易实现。三，他以秦篆为根底，在用笔上对秦汉金石碑版加以借鉴和发挥，为清代篆书注入新鲜血液，托古出新，给吴熙载，杨沂孙，赵之谦等人树立了典范。在他的开创和影响下，清人对篆书的理解和书写实践方面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碑学的兴起，无疑是催生篆书艺术面貌多样的“产婆”。邓石如托古改制的成功，让许多有创作性艺术家看到金石碑版中所蕴含艺术因素，对于打破常规的可能。他们披襟斩棘，积极汲取石鼓文、金文、古铜币等古器物中的元素，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加以提炼和运用,终自成家法。
《弟子职》是邓石如62岁时所书。就其自身而言，亦最成熟。无论运笔结字，已到人书俱老。其用笔，入笔简而凝重，行笔朴实无华，自然迟滞，收笔不作雕饰，时而有飞白之笔，益显老辣精浑。其结字，外型疏散，体内却茂密集中。比秦篆稍收其长，比汉篆稍展其方。密集处稍偏靠上，下部固然易放长脚，但也并非尽然。以前的习气逐渐减少，足见其字已愈来愈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