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科举趣闻，名字取得好也会得状元
清代北京，每隔三年的三月，全国各地的举子和国子监的监生都要汇集京城，参加会试和殿试。殿试要定出当年的状元，这是古代读书人一生最为荣耀的时刻，而状元产生的过程充满神秘和不确定性，因此围绕着状元，衍生出许多趣闻。
虽然故事的主角以及时间都是有据可查，但这些传闻的诸多细节不可考，只能权当稗官野史之说。当然，也正是这些逸闻趣事，为了解科举制度提供了新的角度。
举子进京住会馆备考
这些进京赶考的举子，首先要参加县考，及格者称“童生”，然后才有资格参加府试，合格者称“生员”，就是人们常说的“秀才”，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考中者称“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每到这时数以千计的举子和监生涌入京师。他们大都落脚本省或州县在京修建的会馆。这些会馆，大概类似于地方的驻京办，平时是聚集同乡、增进乡里友情的处所，遇到朝廷举办科举考试的年份，则成为本乡举子们借住的寓所。
参加会试的举人到京后，先要到礼部呈递开具的咨文，也就是资质证明，截止期限为三月初一，如实有因途远迟误，可推迟至初四，逾限投文，概不接受。
礼部会试在北京的顺天贡院举行，顺天贡院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当时条件有限，九千多间考棚是用木板和苇席搭盖，四周围墙则为荆棘围成。明万历二年（1574年）时重建贡院，规模扩展到一万三千多间，考棚也改为砖瓦结构。到了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再次扩大规模；光绪初年，因应试人数骤增，号舍不够用，又将院址北扩。
清时，会试的正副主考官由皇帝直接任命。主考官称总裁，最初由内阁大臣担任，2至7人不等，咸丰后，定为4人，一正三副。
会试同考官有18名，主要由翰林院官员充任，还要安排其他一系列的人员参与整个科考过程。为了防止考试作弊，也使考官避嫌，清代的回避制度范围进一步扩大：会试时主考、同考等内帘官以及主持、参与考试事宜的外帘官，甚至包括负责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的官员，他们的子弟及亲族人员，都不得参加这一科的考试。
会试时，由同考官批阅试卷，他们会将优秀试卷用蓝笔加以标记，并写上批语，推荐给主考官，称为“荐卷”，俗称“出房”，由主考官最终决定录取与否。会试结果揭晓后印刻会试题名录，记载新科贡士籍贯、三代姓名、乡试名次，以及此科会试名次。
马虎主考官闹笑话
应该说，科举的整套流程是非常严格的，但随着科举制度逐渐走向没落，在考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纰漏，这些为坊间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据载，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会试，主考官是颇有名气的潘祖荫，他得知江南著名才子张謇参加考试，特命同考官认真阅卷，不要把张謇这样的才子遗落了。到发榜时候，张謇却偏偏落第。潘祖荫很纳闷，就去查底卷，结果发现张謇的卷子最初是考官熙麟阅批的，潘祖荫就责怪熙麟阅卷水平不高，甚至怀疑他从中作梗。经过核查，事情发生反转：熙麟阅批时，确实认为张謇的卷子很棒，他特地将卷子推荐给了潘祖荫，但这时还是阅誊录卷，无法确认作者，反而是潘祖荫自己未经细阅，批了个“不通”，将张謇黜落了。
1894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张謇在帝师翁同龢的大力提携下，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提到翁同龢，因为其帝师的身份，在会试和殿试中能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坊间流传着很多他与诸多学子的趣闻。清代何刚德的《春明梦露录》记载了翁同龢的一件丑事。
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殿试，阅卷大臣们发现一份卷子很好，但对里面“闾面”一词感到不解，特地签出，以待研究。翁同龢看了以后自信地说：“这两个字没有错。”有人提出，这个词汇是“闾阎”的笔误。闾阎，古代闾巷的门，后用以指平民百姓。翁同龢没有听取这人的意见，解释说：“我以前见过古人以'闾面’对'簷牙’。”翁同龢便把这份卷子定为第二名。
后来拆号来看，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很有名气的文廷式，翁同龢就问他“闾面”的来历，文廷式惭愧地说，那是笔误，把“阎”误写为“面”了。晚清时对错别字要求极严，这个错字如当时被发现，文廷式很可能被置于三甲之外。
为官举子因“值夜班”而夺魁
清代，已经在朝廷做个小官的举人，仍然可以参加会试。因为在朝廷做官，熟悉朝廷的风格，再参加会试，就会有一定的优势。毕沅（1730年-1797年）就是一例。毕沅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顺天乡试中举，后来入值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就是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等职务的办事员。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毕沅状元及第。关于毕沅考取状元的经历，《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毕沅参加当年的会试。他在军机处的同事诸重光、童凤三也参加了会试。在会试揭晓的前一天，毕、诸、童三人都在军机处值班。当晚的夜班本应是诸重光。不过下午的时候，诸重光提出要毕沅代替值夜班。毕沅问为什么，诸重光说：“我和童凤三书法比你强，如果这次会试考上了，还有希望争头三名，必须晚上回去做些准备。”
说完之后，诸、童二人就走了。毕沅也不跟他们争辩计较，就老老实实代值夜班。傍晚时分，恰好有陕甘总督黄廷桂的奏折发了下来，上面讲的是在新疆屯田的事。毕沅夜坐无事，就拿奏折来消磨时间，他很快便将奏折上的内容烂熟于心。第二天，会试榜张贴出来，三个人都录取了。
当年新疆初定，乾隆皇帝正拟新疆屯田。因此这一年的殿试策问卷，题目是关于屯田的。毕沅大喜过望，将屯田策写得翔实而得体。殿试后，阅卷大臣都认为毕沅的文章质量高，但因书法稍差，排在第四。等到乾隆钦定时，他将几篇策问文章一对比，发现毕沅那篇写得非常好，乾隆非常欣赏，便亲自将毕沅改为第一，毕沅因此一举中状元。本排在第一的诸重光，变为第二，童凤三则排在第十一名。
这里也要说一说殿试。殿试于会试放榜一月后举行。殿试的内容为时务策一道，它由皇帝钦定试题。殿试试卷由皇帝任命八位读卷大臣进行评阅，读卷大臣各自先评阅自己所分之卷，然后互相轮看，称“转桌”。考生最终的成绩由首席读卷大臣核定。成绩评定后，读卷大臣向皇帝进呈前十本，然后由皇帝钦定名次并公布引见。第二天，皇帝在太和殿公布殿试的全部名次。
名字取得好而得状元
清朝一共进行科考112科，共产生状元114名。被称为山东末代状元的王寿彭，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状元，围绕他中状元的经历，不仅是后世，就连在当时都有很多“流言蜚语”。
王寿彭（1874年－1930年）参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寅科乡试，排在第三十五名，得中举人。第二年癸卯，清政府举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为的是光绪皇帝三十岁大典，是为癸卯科。当时，因八国联军侵略北京，贡院被毁，只得借河南省城的贡院举行。在会试中，王寿彭是中第三十七名。接着王寿彭参加了五月二十四日举行的殿试，并最终高中状元。
王寿彭会试成绩并不算好，且在之前没有任何出彩之处，却突然在殿试后高中状元，这自然令很多人浮想联翩。于是，因为名字取得好而中状元的说法不胫而走。这个故事在郑逸梅《清宫轶事》以及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均有记载，可见当时流传之广。
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因为第二年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参加此次殿试的读卷大臣想挑一个名字中带有福禄寿喜的考生为状元。而王寿彭的名字中，即有一个寿字，最后一个字又是“彭”，而且他的字（次篯）还隐含长寿之意：民间传说中，长命八百岁的彭祖，本名为篯（jin）铿。当“寿”、“彭”、“篯”这三个字合在一起，读卷大臣自然格外关注。就这样，王寿彭的卷子也就被读卷大臣排在了前十本试卷的最上面。
大概光绪帝对此排序没有异议，所以也没有调换。慈禧太后“钦点”甲第时，一眼看见“王寿彭”三字，大悦，毫不迟疑地点了王寿彭。光绪二十九年的状元就这么诞生了。有意思的是，王寿彭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居然大魁天下，当听到状元是自己的名字时，惊喜失措，紧张地哈着嘴，答不出声来，还是他山东老乡代应了一声“在”后，王寿彭才战战兢兢跪倒听旨。这事在王寿彭的潍县老乡、翰林陈恒庆所著的《归里清谭》中，有详细的记载。
因为王寿彭中状元实属偶然，自然少不了流言蜚语，不过，王寿彭自己写过打油诗一首，对这些说法进行辩驳：“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是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不管是真是假，在王寿彭之后，科举制也迎来它的最终结局。两年后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举办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殿试，并产生了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