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国际性词典：投射
Projection 投射 《国际精神分析辞典》p.1334
译者：张弢
在一般意义上，投射一词是指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或从一个空间的一部分到另一个部分的位移（拉丁语projection翻译为“throw forward”—向前推进）。更具体地说，该术语表示一种操作，该操作包括将形状或该形状的某些元素传送到可接受的支撑上，该支撑可以是真实的（如电影投影的情况）或想象的（如投影几何的情况，例如立方体在平面上的投影，前提是转换定律）。因此，这个概念总是涉及两个空间之间的区别，即起源空间和目的空间，这两个空间是由这个操作互补定义的。
这个基本的定义是在精神分析学的投射概念中找到的，投射的特性引出了关于由此区分的两个空间、它们的区别和它们的互补性的难题。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后，所讨论的空间被称为精神现实的空间和外部世界的现实的空间，即内部和外部的现实。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投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过程，它创造或塑造了一种关于外部世界中某个对象的感知（或感知的集合），尽管主体相信他或她是“客观地”感知它，而实际上是根据主体自身的特征来感知的；最有趣的情况是当这个对象是真实的人（有时称为外部对象）时。经由所有可能的中间案例，从没有任何伴随的感官参照的情况下，知觉完全被虚构的案例（如在幻觉中，也包括夜间梦），到涉及主体对其他客观知觉进行“着色”的案例（例如，一个陌生人的态度被一个人认为是模糊的敌对态度，而另一个人则认为那是相当友好的态度）。
弗洛伊德并没有写任何关于这个概念的文本，尽管似乎是在1915年，在这一时期的元心理学著作的框架内，他写了这样一个草案。事实上，投射的概念已经在他的作品中确立起来。它仍然以一种非常简单的形式出现，早在《基于将某一特定的神经衰弱综合症与"焦虑性神经症"分开的理由》（1895b[1894]）中：在焦虑神经症中，精神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过度兴奋的影响，“表现得好像它把这种兴奋向外投射”（p.112）。因此，所描述的是一种兴奋溢出的宣泄性排空（cathartic evacuation）。但是，在1895年1月24日写给威廉·弗里斯的一封信（手稿H）中，弗洛伊德后来在投射这个术语下发展的第一个版本被发现了。不再只是涉及到这种排空（evacuation），还包括朝向外部支撑的转置，还有与之相连的表象和情感。弗洛伊德把这一过程定义为偏执狂主体的特征：“因此，偏执的目的是通过把它的实质投射到外部世界来抵御与自我不相容的思想”（p.209）。
弗洛伊德几次回到投射概念提出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他的《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的进一步评论》（1896b）和后来的《图腾与禁忌》（1912-1913a）中。在《关于一自传式撰述的妄想症案例之精神分析评注》（1911c[1910]）中，在他对丹尼尔·史瑞伯大法官个案的讨论里，这一概念尤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从一开始，弗洛伊德就在这方面区分了两种明显不同的机制。一个对应于“正常”投射，由《图腾与禁忌》的以下段落定义：“在性质尚未充分确立的条件下，情感和思维过程的内部知觉可以像感觉一样向外投射；于是，它们被用来建立外部世界，尽管它们理应成为内部世界的一部分”（p.64）。因而，这种“正常”的投射是知觉本身和真实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种机制涉及“病理性”投射，可以说，在其中这个投射过程是失去自制力的，结果导致一个如此扭曲的现实结构，以至于精神功能确实可以被认为是病态的。这在恐惧症中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曾多次指出，特别是在《冲动及其命运》（1915c）里。但最重要的是在偏执狂中投射的所有工作，结合史瑞伯案例进行分析，才是最能说明这种机制的。史瑞伯最初的同性恋位置，由弗洛伊德建构，本质上是：“我（男人）爱他（一个男人）”（1911c，p.63）；但是这个基本命题经过积极的斗争，经历了二次转换，实际上是一个双重反转。主体/对象与主动/被动（不是我爱他；是他爱我）和爱/恨的倒挂（我不爱他；我恨他）以一个辩护告终：“我恨他是因为他迫害我（HE PERSECUTES ME）”（p.63）。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史瑞伯的整个妄想是基于这个机制构建的，可以看到这一机制涉及否认，而且更普遍地说，涉及否定的形象，其工作原理已经由安德烈·格林彻底分析了。
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几个主要问题。这个概念必然预先假定了“内在”（内在心理）和“外在”（外在世界）之间的区别。弗洛伊德在《冲动及其命运》一书中指出，这种区别从生物生命的最开始就具有根本性和必要性：单细胞有机体，例如草履虫，构成了一个功能单位，由一层薄膜与环境隔开；它必须从环境中输入所需的营养素，并输出所产生的有毒代谢副产品。这种双重的输入/遁出之运动，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包含吞并/吐落（incorporation/excorporation），以内摄/投射（introjection/projection）的形式扩展和转换到精神功能的水平之上。弗洛伊德实际上认为有必要定义内摄—一个从桑多·费伦茨那里借用的概念—作为投射的必要补充。因此，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只要呈现给自我的对象是快乐的源泉，它就把它们带到自己身上，'内摄’它们……另一方面，它驱逐任何本身成为不不快乐原因的东西”（p.136）。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被引导去考虑身份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已经被精确地定义为成对的概念—内摄/投射（introjection/projection）。然而，如果回到生物学模型，会发现草履虫从它的环境中获取它所需要的物质，就有可能重新输入它自己所排斥的有害代谢物。同样地，大脑也面临着从外部重新并入“坏”元素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坏”元素污染了它。这种善与恶之间的辩证法的幻想方面，在这种内外之间不断的来回中，特别是由梅兰妮·克莱因和她的追随者们，根据这一基本的生物图式和在弗洛伊德的第二冲动理论的视角内发展起来；按照这些考虑，这些作者发展的投射性认同的概念变得更容易理解。
这种内在/外在的双重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模糊了，或者相反地，确认了主体本身所感知的精神现实与周围世界之间的界限，被认为是作为自身存在的功能而存在的，超越了任何全能的思想？这个问题显然是在梦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更普遍地说，在梦中欲望的幻觉满足，其中夜间梦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一般来说，白日梦或幻想在两者之间保持着明显的区别，这就是“过渡空间”中想象发展的丰富性的来源，唐纳德·温尼科特清楚地表明了其重要性：在这里，世界被精神现实改变，甚至被创造，但是通过一个意识到这种创造性自由发挥的精神现实。因此，夜间梦包含一种幻觉，通过这种幻觉，精神现实无中生有地创造出虚幻的感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与任何“客观”的感官数据都不对应。那么，有没有可能遵循弗洛伊德一直试图维持的区别来谈论“病理性”投射呢？在婴儿对欲望的幻觉满足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关键，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婴儿的失望主导了最早的表象的诞生，确切地说是由感觉来定义的，“这在我（Me）之内，而不是现在、也不是真的在我（Me）之外。”显然，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精神生活的基本过程本身都不能被认为是“病理性的”。
因此，我们可以区分投射的两种不同功能，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互补性。一方面，是一种防御功能，包括从精神内部空间中驱逐那些不快乐的、具有威胁性的东西，如此等等。另一方面，是一种精细功能，在其中这种驱逐建立和巩固了不可或缺的内部/外部的分化。从那里可以建立两种运作模式之间的许多不同的平衡。如果防御功能占主导地位，投射为误解服务，而由此构建的世界中就有敌对形象占据：这就是弗洛伊德所称的“病理性”投射，从它在神经病学中相对较小的操作到精神病的妄想结构。如果精细功能占主导地位，通过延伸最早的个性化过程，就包括了维持和确认自我与给予它的知识之间的互补性。
投射的概念是其中之一，在弗洛伊德之后，与投射性认同的相关概念经过了有趣的进一步阐述，尤其是在英国学派，在克莱因及其继任者的著作中。特别是威尔弗雷德·比昂，他区分了一种为快乐原则服务的过度形式的投射认同和一种“现实性的”投射认同——一种为现实原则服务的原始交流方式，本质上与克莱因所描述的相对应。后者不再涉及逃离现实，而是修改现实，以便能够在不受伤害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坏的投射，更好地容纳对好对象的内摄。
罗杰·佩伦